中国一切制度，大概是依着孔子的主义制定的，此种制度，原未尝禁人修改。孔子主张尊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孔子说：“入公门，鞠躬如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孔子尊君的主张，到了孟子，几乎莫得了。孔子作春秋，尊崇周天子，称之曰天王，孟子以王道说各国之君，其言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那个时候，周天子尚在，孟子视同无物，岂不显悖孔子的主张吗？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圣于孔子。”算是崇拜到了极点的。他去孔子，未及百年，就把孔子的主张，修改得这样厉害，孔子至今两三千年，如果后人也像孟子的办法，继续修改，恐怕欧人的德谟克拉西，早已见诸中国了。孟子懂得修屋的法子，手执规矩，把孔子所建的房屋，大加修改，还要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今人现放着规矩，不知使用，只把孔子痛骂，未免不情。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之，发挥之，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厥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彩色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者，越不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用印度文化方法，使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因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是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融合。今之采用两法者，有许多事项，律以老子之道，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律以孔子之道，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乃哓哓然号于人曰：“中西文化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过也。”天乎冤哉！
（四）圣哲之等级
我国周秦之间，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说，但传入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与他定一个等级，名曰：“圣哲等级表”，一佛氏，二庄子，三老子，四孔子，五告子，六孟子，七荀子，八韩非，九杨朱，十墨翟。
此表以老子为中心，庄子向后走，去佛氏为近，是为出世法，孔子以下，向前走，俱是世间法，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其湍水之喻，实较孟荀之说为优，古来言“性”之人虽多，唯有告子之说，任从何方面说，俱是对的，故列孟荀之上。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言之，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杨朱利己而损于人，故列第九。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故列第十。此表以十级为止。近来的人，喜欢讲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说，如把这三人列入，则斯达二氏的学说，其弊流于损人，斯氏当列第十一，达氏当列第十二。尼采倡超人主义，说：“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说：“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专作损人利己的工作，其学说为最下，当列第十三。共成十三级。尼采之下，不能再有了。中国之盗跖，和西洋之希特勒、墨索里尼，就其学说言之，应与尼采同列一栏。
我们从第十三级起，向上看，越上越精深，研究起来，越有趣味。从第一级起，向下看，越下越粗浅，实行起来越适用。王弼把老孔融合为一，晋人清谈，则趋入老庄，尤偏重庄子，这是由于老子的谈理，比孔子更精深，庄子谈理，比老子更精深的缘故。程明道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开出“理学”一派，而宋明诸儒，多流入佛氏。这是由佛氏谈理，比孔老更精深的缘故。从实施方面言之，印度行佛教而亡国，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西人行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之说而盛强，这即是越粗浅越适用的明证，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乘，我都可以对付，不致错误。至于实践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才行得起来。
西人崇奉斯密士之说而国富，崇奉达尔文之说而国强，而世界大战之机，即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崇奉尼采之说，故大战之前德国最为昌盛，然败不旋踵。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正循威廉覆辙走去，终必收同一之结果，故知斯密士等三人之学说，收效极大，其弊害亦极大。
墨子学说，虽不完备，但确是救时良药，其学说可以责己，而不可以责人，只有少数圣贤才做得到，当今之世，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流，果有少数圣贤，反其道而行之，抱定损己利人之决心，立可出斯民于水火。墨子之说偏激，唯其偏才能医好大病，现在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言盈天下，墨子之学说，恰是对症良药。
墨子之损己，是出乎自愿，若要强迫他受损，这是不行的，墨子善守，虽以公输之善攻，且无如之何！如果实行墨子之道，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我国学说理论之不完备，莫如墨子，然而施行起来，也可救印度学说和西洋学说两方之偏。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西洋和印度人，一齐走入中国这条路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别人夺去，以致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人身上，掠取些许权利，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才有所谓君王，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即无所谓君王。犹之人人守着包裹东西，自然就莫得强盗。实行杨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结党营私的人，当然无从立起。各人立在地上，如生铁铸成的一般，无侵夺者，亦无被侵夺者，天下焉得不太平？不过由杨朱之说，失去人我之关联，律以天然之理，尚有未合。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个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在一样，所以杨墨的学说，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杨墨的学说，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所以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而杨墨之言就盈天下了。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会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恢复孔教。”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的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五）老子与西洋学说
我国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他的学说，与佛氏相通，这是无待说的，而其学说，又与西洋学说相通，兹举严批老子为证：严又陵于老子第三章说道：“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土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于第十章批曰：“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于三十七章批曰：“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皆大盛，此欲作之且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此旨与卢梭正同。又曰：“老子言作用，则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篇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于君主中求之不得，乃游心于黄老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本与民主为近也，此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矣，呜呼，老子者，民生之治之所用也。”于第四十六章批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证吾言之不妄也。”据严氏这种批评，可见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最优秀的民主思想。
现在西洋经济上所实行的，以斯密士学说为原则，政治上所采用的，以卢梭学说为原则。斯密士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卢梭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我国的老子，正是主张自由的人，我们提出老子来，就可贯通斯卢二氏之学说，斯密士的自由竞争，一变而为达尔文的强权竞争，再变而为尼采的超人主义，与中国所谓“道德流为刑名”是一样的。西洋有了自由主义，跟着就有法西斯主义，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跟着就有申韩之专制，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黄老之道德，与申韩之刑名，原是一贯，即可把各种学说之贯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
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学问，我只是提出老子，见得各种学说，可以互相贯通，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把西洋的学问，尽量的研究。
（六）学道应走之途径
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各科。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则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之必要。
中国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却极有道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人则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线，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态度改变。中国则未免太浑囵了，应当参酌西洋组织，果能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犹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我辈生当此时，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工作，融合过后，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了若干次，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憾，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
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是不会冲突的，如有互相冲突之说，必有一说不彻底，或二说俱不彻底。冲突愈甚，研究愈深，自然就把本源寻出，而二者就融合为一。故冲突者，融合之预兆也。譬如数个泥丸放至盘中，不相接触，则永久不生冲突，永久是个个独立，取之挤之捏之，即可合为一个大泥丸。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术，从前是个个独立，不相接触。自佛法西来，与中国固有学术，发生冲突，此所谓挤之捏之也，而程明道之学说，遂应运而生。欧化东渐，与中国固有学术，又发生冲突，此亦所谓挤之捏之也。就天然趋势观之，又必有一种新学说，应运而生，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然则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当出以何种方式呢？我们看从前融合印度学术的方式，就可决定应走的途径了。佛教是出世法，儒教是入世法，二者是相反的。程明道出来，以释氏之法治心，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是走的老子途径。苏子由著一部《老子解》，融合儒释道三教，也是走的老子途径，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独推象山，象山推崇明道，也是走入老子途径。思想自由如李卓吾，独有契于苏子由，仍是走入老子途径。又明朝陈白沙，学于吴康齐，未知入处，乃揖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而白沙之学，论者谓其近于老庄，可见凡是扫除陈言，冥心探索的人，得出的结果，无不走入老子途径。因老子之学，深得宇宙真理故也。据严批老子所说，老子之学，又可贯通西洋学说，我们循着老子途径做去，必可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老子之学，内圣外王，其修之于内也，则曰：“致虚静，万物并用，吾以观其复。”其推之于外也，则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与老子之旨正同，此中国学说之特色也。佛学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术，发生冲突，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与佛学的明心见性，打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打通为一。西人把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看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而三种主义，遂互相冲突。孔门则身也，家也，国也，天下也，一以贯之，于三者之中，添一个家字，老子更添一乡字，毫不冲突，此中国主义之所以为大同主义也。中印学术，早已融合，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此种工作，一经完成，则世界学说，汇归于一，学术一致，行为即一致，人世之纷争可免，大同之政治可期。这种责任，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西洋人和印度人，是不能担负的，何也？西印两方人士，对于中国学术，素乏深切之研究，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对于印度学术，研究了两千年，甲午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尽量的研究西洋学术，已四十五年，所以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的工作，应该中国人出来担负，是在我国学者，顺应此种之趋势，努力为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