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年中，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家前来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出，包括谢尔盖•切利比达凯（SergiuCelibidache）、费伦茨•弗利乔伊（FerencFricsay）、朱利尼•卡洛•马里亚、伊戈尔•马尔凯维奇、德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sMitropoulos）、拉斐尔•库贝利克、约瑟夫•克里普斯、谢尔盖•库塞维茨基以及伟大的伯恩斯坦。后来，我同时代的好同事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劳瑞恩•马泽尔（LorinMaaazel）、克劳迪奥•阿巴多也常来以色列，尽管没有我期望的那么频繁。我们这个音乐大家庭的最新成员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oDudamael）。除此之外，著名的音乐家鲁宾斯坦（Rubinstein）、海菲兹、阿劳（Arrau）以及皮亚蒂戈尔斯基（Piatigorsky）也都是乐团非常青睐的常客。还有艾萨克•斯特恩（IsaacStern），乐团伟大的好朋友，他不仅对乐团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以色列有才华的年轻音乐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艺术家在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演出都是不收取任何酬劳的义务演出，令我深表感激的艺术家实在数不胜数。在以色列这样一个60多年来一直处于恐慌和危机的国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把他们献身给乐团，并通过音乐为这个需要新鲜文化活力的国度祈福。直到今天，以色列爱乐乐团也不得不为解决经济问题艰苦奋斗，因此没有能力向音乐家们支付丰厚的薪酬。
20世纪50年代末，多亏了来自费城的弗雷德里克•R.曼恩慷慨解囊，以色列爱乐乐团终于在特拉维夫市拥有了自己的音乐厅。直至今天，曼恩音乐礼堂还是这些杰出音乐人的领地。
自从1962年我在奥地利萨尔斯堡音乐节首次登台演出后，我便定期收到来自那儿的音乐会邀请。1965年，我应邀指挥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虽然早在1962年，卡拉扬曾反对过音乐节对我的邀请，但这次他亲自打电话让我负责一部莫扎特新歌剧的演出。尽管卡拉扬认为邀请我指挥萨尔斯堡艺术节为时过早，有点自相矛盾的是，1962年他却邀请我为他在维也纳歌剧院指挥，但当时我不得不婉言拒绝，因为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歌剧，贸然接受的话只会把一切搞砸。尽管卡拉扬热情相邀，并且承诺他会手把手地带着我，我当时向他解释，在我确信自己足以能够胜任这个任务之前，我必须先非常透彻地把握好歌剧的音乐风格。
三年后，我在歌剧指挥的领域作了不少的尝试，也产生了对歌剧指挥的浓厚兴趣。当然我能驾驭的曲目还非常有限，只能逐渐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胜任更多歌剧作品的指挥。在那之前，我从未指挥过莫扎特的歌剧，所以当我收到《后宫诱逃》的邀请时非常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