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前，我的妻子和纽约同事们的耐心已经把我逼到了极限。在我正准备从维也纳赶往纽约履行我对纽约爱乐乐团每个季度的职责时，中东局势出现动荡，战争迫在眉睫。伊拉克军队即将入侵科威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刻退掉了前往纽约的机票。然后我打电话告诉南希我已经取消了纽约之行并将乘坐下一班飞机赶往以色列。南希知道我的决定后非常生气，她不希望我去做一个所谓的英雄。因为我临时取消了纽约的演出，这也使得乐团非常为难，因为他们不得不临时再找一个指挥家代替我指挥下两周的音乐会。就算他们为此感到很不高兴，但我也无能为力了。
战争迫在眉睫之时，我和特拉维夫市市长什洛莫•拉哈特一起来到以色列最繁华的迪岑哥夫大街（DizengoffStreet），鼓舞当地的人们不要害怕而要勇敢面对现今的动荡局势。其实，他们感到害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萨达姆•侯赛因的飞毛腿导弹已经瞄准了以色列，谁也不确定他们的预定目标和导弹的精准度。因此，宿命论的气氛再次笼罩着深处乱世中的以色列人，这真的是一种相当不舒服的感觉。一旦发生炸弹袭击，人们通常就会逃到高楼或是宾馆的庇护所里躲起来。
正值战乱时期，我来到以色列并没有通知其他人，我也不是带着前来指挥的目的。一旦战争开始，飞弹如梭，每到晚上就会强制停电，我们连最普通的音乐会也举办不了。我们只好在早上选一个从来没有作为演出场地的地方举行音乐会。能够在战乱时期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份内心的宁静，哪怕只是每天几小时的片刻宁静，这也是我能够为他们作的一点小小的贡献。随后，艾萨克•斯特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还有叶芬•布朗夫曼（YefimBronfman）都赶到以色列，我们大家一起为以色列人民演出，为战火中的人尽一份绵薄之力。
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工作的这么多年，我有太多的经历想和大家分享。自从我1961年在乐团首次登台后，我在爱乐乐团工作了40多年，指挥了多达3098场音乐会。事实上，除了以色列爱乐乐团，我还没有和其他任何一个乐团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当我第一次来到乐团工作时，我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不闻不问，但现在，如果是出于必要，我会选择一个政治立场。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去作丝毫的妥协。如果有人要求我去服从某种我认为是违背伦理的政治动机时，我一定会断然拒绝。无论如何，我不希望别人控制我的意愿，而随意改变我的决定。随着政府的更迭，政治变化频繁发生，但这并没有对我产生太大的影响。我有时会接受右翼的政策，有时候会认可左翼的主张，但是当涉及不能放弃的原则性问题比如说正义或□□时，我绝不会听之任之。
一直以来，我都愿意为少数族裔说话。印度有接近10亿人口，而我们帕西人却只占总人口很少的一部分，大约只有8万人。这也使得我有资格谈论少数族裔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当我在维也纳学习音乐或是处在事业的起步阶段时，我都通常被人们视为“印度人”。这听起来似乎是很亲切，但实际上却是对我们的一种排斥。
我想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应该相互沟通而不是相互残杀。幸运的是，我还能通过音乐让不同种族的人们忘记他们之间的冲突，哪怕只能持续短短的几个小时。我想，只要我的音乐能够让他们忘记彼此的仇恨，那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而这也是我一生中为少数族裔做很多事情的内在动力。我真的不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否可以算得上是成功，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衡量这些成就，但为了忠于我内心最原始的声音，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这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