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之好
中国人做事讲规矩，所以，围绕着不同性质的事情，创立了很多的规矩，又围绕着不同的规矩，发明了很多名词。在古代中国，最为讲究的是伦理，伦理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排队的规则。
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立严格的秩序，并根据这种秩序的基本原则，为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概念上的归纳，用各种名词来规范各种概念。所以，一旦背上了“叛逆”、“弑君”、“弄权”、“谄媚”等恶名，就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违背了正常的秩序，那么自己以后的政治道路将步履维艰。
那么，这种现象，在博弈论中又是一个什么说法呢？在博弈论中，遵循一种秩序原则，正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之下，各方共同建立的一种互相之间的平衡。
如果有人单方面改变了自己的地位，那么整个平衡都要被打破，不到自己能够绝对掌握局势的时候，如果贸然打破平衡，势必要受到其他各方的群起围攻。所以，遵循一个秩序，既是维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同样，在实力足以改变这种平衡的时候，原有的这种共同建立秩序的合作性博弈也就要被非合作性博弈所取代，朝着建立一个新秩序的目标而行动了。
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合作性博弈下的秩序稳定是一个主流，但是这个主流却一次又一次被非合作性博弈下改变排队规则的行为所冲击。冲击过后，一个新的排队规则建立了，大家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上再次开始合作性博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合作性博弈中各方都要维护秩序稳定这个因素造成的，只有其中一方的力量完全可以改变局势时，才能完成从合作性博弈到非合作性博弈的转化。
已有的规则不要轻易地破坏
政治秩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犯了忌讳，所以，只有时时刻刻都十分勤勉注意的人，才能避免因为违反政治秩序而引来的祸端。“小心使得万年船”，对没有野心而只想好好过一生的人来说，不冒进，不抢镜头，不乱表态，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只能做老二”，不管最大的掌权者是否在场，自己都不能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而是要时时摆正自己的位置，让自己没有逾礼的表现。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自然是近年来一直被人们所称道的晚清名臣曾国藩，而他隐忍的性格、有预见性的谋划和为了严守政治秩序不惜放弃一切的作风，都是他人所不及的。
最明显的，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解散湘军的行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组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都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管制。自从满清入关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的权力是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度势。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是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考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四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不冒进，不扛旗，是一种人生修养，而这种人生修养来自哪里？就是来自一种博弈论的原则——不轻易破坏规则，严守秩序就是胜利。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为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曾国藩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能审时度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策略，赢得了一个忠臣的美名。下面的树状图表明了曾国藩的高明抉择：
曾国藩挥军自重清政府容忍清政府威信受损地方军阀出现讨伐清政府再次进行战争曾国藩存亡两不知裁军自律清政府保住江山，曾保住富贵曾国藩的自保术把自己的蛋孵在皇宫里《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有一项绝技，就是钻进别人的肚子里面制伏敌人，铁扇公主、青狮魔王都曾经被他用这一招制伏。钻进别人的肚子，并且在里面动手脚，是对手防不胜防的，因此孙悟空每每得手。
有个成语叫做“鸠占鹊巢”，意思是外来的侵略者占据了原有实力的地盘，这种行为和孙悟空的“内部手术”哪个更厉害？外来的要占本地的大权，一定要集聚力量之后真刀真枪地比拼，胜者为王，而孙悟空的着数，只需要借助对方的粗心大意，在对方内部进行破坏，就可以彻底打倒对手。事实上，进入对手内部，然后占据主动地位打击对手，也正是当年《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木马计的精髓所在。
在需要遵循一个政治秩序的时代，如果一个实力派权臣要自己称帝，把原来的统治者赶下宝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政府，把对手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把对手的朝廷变成自己的。像项羽那样火烧皇宫另起炉灶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只有在对手温暖的皇宫里面，孵化自己的蛋——权威，才能事半功倍。纵观权臣称帝的道路，通向权威之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在“过渡”上做文章，利用一切自己可以利用的现有资源，将原来归对手所有的一切都划归到自己的名下，将原来政权内部的所有权力逐渐移交到自己的政治机构中。成功者如曹操、刘备、司马懿，失败者如董卓、李催、袁绍，在“过渡”方面的表现正是他们胜败的关键所在。
刘备夺取益州，令许多《三国》的读者十分意外，他们觉得刘备这么一个“仁义”的人怎么能做出反复无常的事情呢？实际上，夺取益州，吞并刘璋势力，正是刘备巧用“孙悟空战术”的妙棋。刘备从没有立锥之地的军阀，变成坐拥一方的霸主，从进入西川到反客为主，正是在和刘璋集团联合建立过渡性政府中，坐在刘璋的大本营里面孵化自己的蛋的结果。
刘备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益州？当然，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里面提出“跨有荆益”的理论，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迫切的原因，就是孙刘联盟已经趋向解体。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荆州原有的官吏将士归顺刘备的也不少。刘备为了安抚荆州人和堵塞孙权欲独吞荆州的意图，特意上表请求封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病死，群下推举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油江口）。孙权这时占有江夏和南郡，见到刘备已有相当的实力，既想拉拢刘备继续对抗曹操，又怕刘备势力增长，对自己构成威胁。由于前一因素更为紧要，所以孙权对刘备继续采取笼络手段，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刘备。周瑜这时镇守江陵，他到建业去面见孙权，建议进取益州。孙权答应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孙权令鲁肃接替周瑜的职务。
鲁肃劝孙权把江陵借给刘备，与之共抗曹操。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于是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陆溪口）。当时刘备所占有的地区不仅很小，而且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并且处于曹、孙及刘璋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很难长久支撑下去。要想不被吞并，团结孙权是一个良策，但这只是外交上的努力，如果不扩大自己的地盘，是不能持久的。谋士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弹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诸葛亮后来也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当时刘备的处境极为困难。假若他不向西发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实难维持住独立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赤壁之战后的刘备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事业的成败盛衰不只在于力量的强弱，人谋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就在这时，给刘备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机遇。益州牧刘璋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他统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着土著将领与外来将领的矛盾，而且刘璋手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没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当刘璋听说刘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员张松向曹操致敬，并观望动静，随时准备投降。张松自负其才辩，也想从曹操那里捞到好处。可是，这时曹操已到达江陵，把刘备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不免被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把刘璋放在眼里，对张松更不屑给个脸色。在《三国演义》里面，还有一段张松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戏弄曹操，致使曹操把自己耗尽心血写成的《孟德新书》付之一炬的故事。实际上，张松根本没有机会卖弄才能，只能坐坐曹操的冷板凳，因此张松怀恨在心，回去劝刘璋勿再与曹操来往，另外走与刘备联合的路。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又派出谋士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
对刘璋来说，向刘备求助，是引狼人室，对刘备来说，进入益州正没有借口，恰好刘璋主动上门来请，刘备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对法正“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事实上，他不仅仅是礼遇法正，请法正吃饭喝酒而已，他还经常找法正谈话，而且诸葛亮也发挥辩论才能与法正讨论天下大事，并许诺如果刘备成为益州的主人，一定会给法正加官进爵。法正并不是一个十分忠于刘璋的人，听到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许诺，岂能不动心，于是他在回去复命的时候，在刘璋面前极力陈述刘备的好处，背地里又对张松述说“备有雄略”。估计这个时候，法正已经成为刘备安插到刘璋政权内部的“猎头”，开始为刘备夺取西川招募人才了，所以才会拉拢在刘璋手下并不得志的张松。张松听了法正的话，对刘备十分心仪，于是二人进一步密谋迎接刘备，以为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