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听说曹操要派兵遣将征伐汉中的张鲁，心中十分恐惧。张松趁机向刘璋建议迎接刘备入蜀，让刘备去讨伐张鲁。于是刘璋再次派遣法正带领四千军队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这一次到荆州，不仅是刘璋这边的接见代表，也是刘备这边的超级间谍。他把回到益州以后所做的一切报告给了刘备和诸葛亮，并且把益州的军事分布地图献给刘备，并详细地向刘备献策进取刘璋。刘备手下的谋士庞统也认可法正的意见，劝刘备及早作决定，趁机夺取益州的领导权。庞统对刘备说，如果刘备不拿下益州，刘璋恐怕也将被曹操所吞并。刘备于是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自己和庞统带领步卒约二万余人，随同法正西上。刘备到江州（今重庆市）后，由垫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绵阳市）。刘璋亲自率军来迎。刘备和刘璋的博弈可以用下图表示：
法正、庞统向刘备建议在和刘璋会面的时候杀掉刘璋，显然，这是标准的“鸠占鹊巢”思维。如果刘备真的那样做，即使杀掉了刘璋，也会引起刘璋部下的反抗，可能刘备等人都不会活命离开。刘备认为初入益州，对官员和百姓“恩信未著”，不可如此仓促动手，而是要从长计议。刘璋和刘备会面之后，非常信任他，不但让刘备和自己共商国事，更增派军队给刘备调遣，请刘备去攻打汉中的张鲁。不久，刘璋又把白水军（即白水关守军，白水关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里）的统兵权交给刘备。这时刘备的军队增至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货资俱备。可是刘备到达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县南）以后，即停留不进，惟“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一方面取得刘璋的信任，让自己可以获得发展势力的时间，一方面积极和益州当地的大族豪强与刘璋手下的文武大臣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归顺自己。经过一番经营，刘备觉得动手的时机已到。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东击孙权，孙权求救于刘备。刘备向刘璋提出了增加军队及粮草的要求。刘璋只答应增加四千的兵给刘备，其余皆减半。刘备即以此为反刘璋的口实，他激怒军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这时张松兄广汉太守张肃，恐松谋被璋发觉，祸连及己，因此向璋告发。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勿复与刘备互通文书。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并其兵，进据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诸将拒战，或败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县），备遇到坚强抵抗，费了一年的工夫，损失了庞统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214年），备进至成都城下，这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自荆州分路引军来会。不久，马超脱离张鲁来降，与备等共围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乃出城投降，备遂得益州。刘备获得了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益州，便可以进攻退守，应付自如。
警惕权钱交易
中国最早宣扬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韩非子认为君臣的关系就是一种互利性的博弈过程，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但同时他也需要人来帮他经营和维护这些财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别无所长，他们要获得维护自身和家人生存的物质利益，必须与君主进行博弈，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去换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利益。所以，君主和臣民只是一种单纯的博弈，相互之间毫无忠义可言。
现代人分析认为，在封建社会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价值原则，一种是“权本位”，一种是“钱本位”。这里说的“权”，是特指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君权、族权等；“钱”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的代表。“权”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如果单纯是“权”和“钱”进行博弈，“钱”是不堪一击的。在西汉武帝时期，由于长期对匈奴的战争，国库人不敷出，封建君主的一道命令，通过“算缗”和“告缗”制度，就使无数的大地主破产，通过几代人辛苦剥削农民的财富一下子就转移到国家或者说君主的手中。血淋淋的教训使拥有财富的人知道一个事实，没有“权力”保护的“钱”是危险的，通过“权力”来获得“钱”是轻而易举的。于是他们或者通过各种手段挤入国家权力圈内，通过掌握权力来攫取经济利益，或者在拥有财富之后，再用财富来交换权力，从而稳妥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我们称之为“权钱交易”。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依靠权钱交易而发家致富的人可谓是多如牛毛，清末的胡雪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雪岩，人们评价他是商界的奇才，是官场的帮闲，是黑社会的龙头，是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此人出生于1823年，安徽绩溪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就在钱庄当学徒。也就因为出身贫穷，胡雪岩自小就明白：做事要靠朋友，助人就是助己。据各种资料记载，胡雪岩的第一笔买卖就是在“权力”上进行投资的：据说胡雪岩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名叫王有龄。王的父亲死在浙江任上，由于为官清廉，致使妻儿有家难归，滞留杭州。王有龄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有机会做官，但是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但二话没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送给了王有龄。这样一来，他虽因此失业了，但却为自己铺就了锦绣前程。王有龄科举成名，再经过各方打点，由粮台升任杭州知府，再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做了官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也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从而迅速暴富。
胡雪岩是伴随着战争而发家的，他积极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清政府晚期财力匮乏，无力筹集和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只能靠大小官员自己想办法解决。而官员又只能与商人达成协议，由官员用权力来保护商人的“特定经营”，商人向官员提供必要的战争费用。早期他靠王有龄发迹，王有龄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战死之后，胡雪岩又与德馨、左宗棠等大员往来密切，他在军中运筹财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也少不了中饱私囊、大发横财。《一叶轩漫笔》记载：“左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大名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当事借用外债千数百万。西人得其一言以为重。”胡雪岩与清官共赢的局面从下图中可以看出：
胡雪岩红顶商人普通商人扶植
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据资料记载，胡雪岩的生意与国库常通有无，据说胡雪岩开设钱庄，其分店遍布于大江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存在他那的钱财，动辄巨万，更加壮大了他的声势。江浙丝茧在清代一向是出口的主要产品，由外商把持经营，中国商人无人能够和他们竞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控制。“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由此可见，清王朝的财政紊乱到了何等程度。
人们将胡雪岩称为“红顶商人”，是因为胡雪岩由于供应左宗棠的西征军需有功，左宗棠向清政府请赏，胡雪岩被封为四品大员。
朝廷赏赐的官爵，与官场大员王有龄、左宗棠等不同寻常的关系这就是胡的“护官符”。胡雪岩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一场典型的“权本位”与“钱本位”的合作性博弈。胡雪岩有通过获得官商勾结经营和正当经营两种选择，拥有权力的官员有支持和阻挠的选择，有无“护官符”，对当时胡雪岩的商业王国的成败至关重要。胡雪岩有护官符，清政府的大小官员支持他，这样，胡经营成功，清政府及其大小官员也从中获益；假定与之接触的官员不予支持，胡可以寻找别的官员，通过左宗棠这棵大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对于从中作梗的官吏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没有护官符，官员支持就师出无名，也就不会热心，胡的商业经营就不会那么顺利，不可能获得高额垄断利益，相应回报给官吏的“回扣”也就少了；如果官员不支持，胡的经营或许小打小闹，兴许一败涂地，官吏也得不到多少甚至任何好处。
正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商人和官员都知道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钱财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所以商人不遗余力地去巴结官员，在官员身上进行投资。而拥有权力的官员，由于地位特殊，他们不能够公开直接地将自己的权力转化为钱财，因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代理人”的方法与商人作出一笔笔权钱交易。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之外别无所长。所以，君主和臣民只是一种单纯的博弈，相互之间毫无忠义可言。
成功后的胡雪岩乐善好施，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记载：“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但这种散钱财做善事，只是暴发户们的惯常举动，他们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创造自上而下的舆论保障，同时为自己的不义之财多一分心理安慰。这种施舍钱财的一大特点既对官吏适用，又对小民捐助，既对个人，又向公共事业。这事实上还是一种权钱的交易，因为他乐善好施所支出的财物大部分还是落人官吏的囊中。这样胡雪岩便加速向官场靠拢，他的财产更是成倍地增加。
但胡雪岩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挥霍无度、看不清国际形势、不能引进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失去了后台。胡雪岩后期依靠的是左宗棠一派，从而得罪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官场斗争中。左宗棠死后，他便成了官场瓜分的牺牲品。终其一生，可谓成也官，败也官。他的失意可以用图表示：
胡雪岩的成功也好，他的败亡也罢，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的，也不可能由正常途径来取得。他的失败也不是简单的自身经营的失败，而是取决于封建社会的制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拥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怎样对待商人，他们都是受益者。中国封建社会从形成到发展，最后到灭亡，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战国时期管仲把齐民分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可见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最没有地位的阶层，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长期由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官场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官员从骨子里是轻视商人的，但拥有权力的官吏又有一种榨取商人财富的狂热欲望。历代王朝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实行垄断经营，这是封建经济成为一个权力和财富混杂的怪胎，为权力和财富合作博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特权经济必然带来特权商人，胡雪岩的兴起，既说明封建经济是一种在权力孳生下来的怪物，又表明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商人不过是官僚的依附者，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在专制体制下运作，而不可能诞生现代意义的公平竞争，也不可能有商业的真正兴旺。胡雪岩的败亡，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依托于权力而获得的财富最终会被权力的贪欲而吞噬。胡雪岩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法”的社会。因此，他的财产自然也没有“法”来保障。
内弟的博弈学问
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生活在这个博弈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社会集团自然也是如此。在互利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商品交易、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司法、体育竞技、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各种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互利性博弈是无处不存、无时不在的，在反复地、不断地进行的博弈中，博弈各方却又都需要规则，都需要明码实价，需要行规，需要固定性的法规，对这些规则，参与各方都需要了解。
这样各方对各方都有一个具有确实性的预期，大家按照这个规则和尺度进行互利性的社会活动。所以，规则应该固定而且公开，必须得到博弈各方的严格执行。但规则并不等于生搬硬套，它还有一定的弹性，这就好像法官在作出判决一样，他必须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所以规则都有一定的伸缩余地，可以由博弈参与者在合理的限度内自由地作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