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面对的都是大场面，都是大人物，对人就得有点心思，一心二用只能算是皇帝的基本功，乾隆学得还可以。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署湖南永州总兵崔起潜上奏鄂尔泰“欺蔽于中”，影射他专权的事，这种说法伤害了继位新君的自尊心，因此乾隆借机公开驳斥崔起潜的说法，并予重处。他说：“朕从政以来，一切政务皆躬亲裁断。”
为什么要说此话呢？其实乾隆实际上对大臣专权很愤怒。
贵州发生苗乱，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张照密参是鄂尔泰办理不善所致，乾隆批示：“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这实际上就是赞成密奏所说的意思。乾隆还让其他大臣对鄂、张“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这表明他对二位辅政大臣也并不绝对信赖，但乾隆为了某些顾虑，仍对两位大臣以礼相待，以示用人不疑。
几年后，由于办理苗疆之事不力，鄂尔泰引咎辞职，乾隆又派出大臣张照去理顺苗疆之乱，而张照却是张廷玉的死党，鄂尔泰的政敌。他到达贵州后不是集中全力征剿乱民，而是挟门户之见，心存报复，殚精竭虑地搜罗鄂尔泰的罪状，想推翻他“改土归流”的政策。
乾隆赞成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所以他就张照的奏折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照在京时，见皇考申饬鄂尔泰，因其向来料理原未尽善。继有解任之旨，张照遂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
乾隆为这件事斥责张照“浮躁妄行”，并把他革职入狱。鄂党看到这种结果，以为机会来了，想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但乾隆却不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形成一党压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两党中间，竭力保持平衡，这也是专制君主的统治要诀之一。
雍正临终时原谅了鄂尔泰的苗疆失误，让他继续以大学士的职位辅佐新皇帝。乾隆也在雍正死后替鄂尔泰说话，减轻了鄂尔泰的罪责。皇帝对鄂的宽容使鄂党大为鼓舞，想以张照为突破口，以达到削弱张党的目的。
张照被革职后，紧接着被派往苗疆的是鄂的党羽张广泗。张广泗疏劾张照阻挠军机，结党营私的罪状。
鄂党中的哈元生也上书揭发张照诱他参劾鄂尔泰之事，鄂尔泰则对张照痛恨。而乾隆明知道其中奥妙，他告诫张广泗说：朕任用鄂尔泰为大学士，总理事务。
张广泗以功自傲，不尊重他人，这有失为官之道。张广泗仍以自己赴南疆平叛有功而得到皇帝嘉奖的机会，污告张照督理苗疆时浪费军需银两。
于是，乾隆便让张照赔偿，他不服申辩。乾隆又让查实原由，张广泗准备夸大事实，而乾隆一语道破张广泗陷害张照的企图。
乾隆其实早就赦免了张照的罪责，让他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授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在洗清冤情后，乾隆又授予他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位。从这以后，这件纷争才算结束了，从这里也可看出两党之争对国家政事影响之深。
乾隆帝驾驭得当，尽量维持两党力量平衡，他对势力较大的鄂尔泰屡次裁抑，以挫其锋芒。为揭露鄂尔泰、张廷玉遍植私党、干预朝政的行为，乾隆向他们发出过严正的警告，要求他们从今往后要忠心效国，不得包庇纵容私党。
用人是一种策略，身为一国之主，得有人在下面做事，如果对有问题的大臣一律采取公平问罪的政策，将会带来负面影响。乾隆在削弱朋党的势力时，竭力保持平衡政策，静观态势，以旁敲侧击之术，让对方感到害怕，只能老老实实。
帝王的天下总是纷争复杂的。
天下人的事情太多了，帝王不懂交际就是不行。
帝王一天的事情太多了，家事国事天下事，所有的事都是自己的事，太忙了！
帝王的天下总是忠臣太少，奸臣太多；帝王天下的忠臣总斗不过奸臣；帝王面对忠奸总是弄得头昏眼花的；帝王总认为这个“天下总管”太难当了，自己管不好怎么办呢？
最糟糕的是那些贪官总是到处惹是生非的。
最危险的是那些百姓为什么总是想着造反。
最害怕的是那些邻邦总是想夺自己的天下。
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帝王想到了忠臣、想到百姓才是天下的基础。在这种时候帝王总是和忠臣、和百姓交流在一起，心连在一起，严惩贪官，招贤纳才，友交睦邻。
这一切都是在考验帝王的谋略和胆识。
这一切都是帝王智慧的最直接的体现。
历史上大多数的帝王都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所以把自己的天下丢得远远的！
不少帝王却用智慧与世人谱写了一个个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