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〇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
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若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
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〇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杭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
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
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西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充满人性论。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杨帆翻案。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滴水洞里的沉思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光景，三辆小轿车、一辆大客车，忽地鱼贯进入湖南韶山的一个山谷里。四周实行了严密的警戒，闲人莫入。
从车上下来身材伟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泽东。在“横扫一切牛充蛇神”口号声震天动地、“文革”之火席卷华夏之际，毛泽东居然来到故乡的山间过着“隐居”生活！
那个山谷，人称“滴水洞”。其实，那只是因为附近有个小山洞，不论晴天或下雨，总在滴水，因此得名。后来，修水库时，人们把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习惯地称那山谷为“滴水洞”。
滴水洞是由龙头山（南）、黄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环抱而成，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毛泽东对于滴水洞，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这里。后来，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迁往韶山冲上屋场安家——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毛泽东故居，便是上屋场毛泽东祖父的房子。毛泽东是在那里出生的。上屋场离滴水洞大约四公里。毛泽东小时候在这儿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他到外婆家，要打这儿经过。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这里后山的虎歇坪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〇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
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这个“二〇三工程”从一九六〇年动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
足足等了四年，这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十六日到达长沙，十七日到达滴水洞。
陪同毛泽东此行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柯。张耀词是江西瑞金沙洲坝人，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沙洲坝，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而张耀饲则在政府门口站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写成“张耀词”，据他告诉笔者，那是江青给他改的，据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识”。如今，他仍用原名。
毛泽东下榻于一号楼。那是一幢灰顶青瓦白墙的小楼。跟毛泽东的卧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样的房间，只不过卫生间里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红色的，据云那是设计者们为江青。准备的。江青却没有来，内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泽东不让她来（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在长沙，江青到长沙，后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泽东劝她道“你不要去”），也不知还是江青忌讳到了韶山，当地人总要提起杨开慧。
张玉凤二十二岁，能够成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纯属偶然。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十四岁那年，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正遇上铁路局招工，就去试试看，考上了。于是，她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
一九六〇年冬，铁道部要调一批列车员到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上。这样，她被调进北京。这时的她，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
上了专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长和外国国家元首乘坐的专门列车。这时的她，每月工资不过三十二元而已。先是在别的专列上工作。没多久，她被调往毛泽东专列上工作。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毛泽东会坐在这趟列车上。直至专列抵达蚌埠，毛泽东跟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她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了两年之后，一天，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这是她头一回跟毛泽东交谈。她的心中颇为紧张。
一见面，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汪东兴见她神情紧张，就代她做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她的名字三个字怎么写。说着，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
张玉凤怕自己的字写不好，就答道：“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就随手记下了她的名字。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汪东兴便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否把张玉凤调至毛泽东的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样，张玉凤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
“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往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稿，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七月八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现全文照录于下：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引者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引者注：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七月八日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毛泽东同意了。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在林彪倒台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点火于北京高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在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其实，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革命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
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的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
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遂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引者注：应为在青岛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珮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珮云一样的困境！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于毛岸青之妻。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一九三七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栅飞》，写的便是张文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
可是，没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
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人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岸青我儿：前复一封信，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忠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江青得知后，笑道：“哈哈，你倒霉的日子到了！”江青心中的积怨迸发了！正因为这样，她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主席有个儿子，得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笔者访问了刘松林，她回忆道：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霉了！”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我母亲是董老（引者注：指董必武）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扎营钓鱼台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一九五八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宾馆，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
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六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就在钓鱼台的冷落的日子里，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先是“进驻”此地的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陈伯达住在那里。江青看中了乳白色的十一号楼，住了进来，享受着国宾的待遇。从此，江青的代号为“十一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占楼为王”。这样“中央文革”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最初的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莱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马列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
“中央文革”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六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八月五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又一次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她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又一次变化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她，简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旗手”的登基典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于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江青声称：“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谢镗忠还宣布：“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