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惨遭江青毒害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炫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至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蚊，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玉莹在一九五四年底从美自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之命”！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筋疲力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
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死地：“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〇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
“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垣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垣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死了，可是，华垣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垣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账，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当年，蓝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蓝苹跟章混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因为上次江青通过叶群，委托吴法宪指挥上海的“十·八”抄家，干得很不错，这一回，她就直接找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一九六七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某处一间小屋里。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好找。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三月二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是的，我叫秦桂贞。”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秦桂贞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当然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什么时候动身？”“今天晚上就走！”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陈阿姨是谁？”“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泰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姓张的。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人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因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
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
她盼望着蓝小姐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三月六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
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
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的那年，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她是靠米汤、稀饭喂大的。
才十三岁，她就到上海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她一直在许家当佣人。后来，蓝小姐成了许家的房客。
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瞒着东家，给蓝小姐送饭送菜……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
淳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她记得，当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了一本照相册。蓝小姐当即送她照片留念，还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其实阿桂并不要什么“报答”）；她记得，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
那孩子叫李讷。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她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军进城，寻找着蓝小姐；她还记得，一九五〇年，东家的孩子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
她只是说，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于什么活都行。后来，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由于过不惯北方生活，从一九五八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自从一九五〇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
“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阿桂头上被留着的一小撮头发，原来是打手们在打她时揪脑袋用的。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折磨着她……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孙维世屈死狱中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玉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于这个关系，孙维世的胞兄孙泱担任了朱德秘书），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
“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从此，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一九四六年归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二十八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十四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二、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三十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
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四十七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
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一九七五年获释。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报复严朴和杨帆在江青和叶群密谈时，江青还提及一个仇人的名字，那便是严朴——当年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内中的一个就是严朴。
严朴早已去世。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严朴病逝于北平。在严朴去世后四天，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严朴同志传略》一文。陈云写道：“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严朴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陈云送了一个大花圈，上题：“魂归江南”。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献上了花圈。
“文革”的惊雷，连长眠于地下的严朴也不得安宁。他一下子成了两个女人的仇敌：除了江青之外，叶群也对他恨之入骨，因为那个一次次写化名姓攻击林彪的，正是严朴之女、陆定一之妻严慰冰！
一九六八年，一群红卫兵扑向北京万安公墓。那块刻着“严朴烈士之墓”的墓碑，被砸得粉碎！
北呼南应。无锡惠山上严朴的衣冠冢的墓碑，也毁于红卫兵的铁锤之下。
江青和叶群还觉得不解气。她们扬言：严朴虽然已死了快二十年，要掘墓鞭尸！
严朴之女严慰冰、严昭等，当时都已身陷秦城。严朴的外孙闻讯，赶紧写信给邓颖超。邓颖超把信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深知鞭尸之言出自江青、叶群之口，不顾她们的纠缠，毅然写下一段近三百字的批示：“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
周恩来提及的“三少爷毁家闹革命”，是因为严朴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排行第三，人称“三少爷”。
周恩来的批示，终于使严朴遗骨得以保存。
曾经为项英起草过给中共中央电报，反映蓝苹历史问题的杨帆，亦是江青之仇人。
江青对于杨帆的迫害，远在“文革”之前。
杨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被江青认出来：那是一九五三年一月，杨帆患目疾，视野缺损，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引起，赴苏联莫斯科诊治。在那里，杨帆遇上蔡畅，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畅要去看望江青，约了杨帆同往。
见面了，江青觉得杨帆面熟，便细问起来，她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当年的殷扬！
江青不动声色，记住了这个仇敌！
杨帆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捕的。那天，杨帆在家中吃过晚饭，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电话，说是有要事处理。杨帆赶到局里，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铐！
杨帆被捕的起因，是一九五二年二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二月六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密报台湾。可是，后来竟被说成是杨帆向台湾提供情报！
不过，在杨帆被捕前，还发生另一件事。
据杨帆回忆：“就在我被捕前的一九五四年三月间，曾经有人向中央写信，揭露江青问题，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而要求布置追查。当时就有人把我联系上了，说：此信与一九三九年杨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是同类问题。而我就在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抓了，这难道是巧合吗？”
杨帆虽说早在一九五四年底就身陷囹圄，几乎被人遗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记得这个仇人。
杨帆回忆道：“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天，江青曾常到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莫名其妙地突然向该厂党委副书记钱小惠同志（引者注：他的父亲为阿英，文学家，本名钱德赋），说’你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帆吗？这个人太坏了……‘可见江青对我是仇恨满腹，耿耿于怀的……’
刘松林上海蒙难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张少华的名之后，幸亏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信，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不料，江青“盯”住了刘松林，找“岔子”整她，把她投入了监狱！
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刘松林作为自己的女儿。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一九六一年秋，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毛泽东劝她再婚，要把她当女儿一样出嫁。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这样给刘松林写信：女儿：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六月十三日知道毛泽东劝刘松林结婚，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
毛泽东让刘松林跟杨茂之见面。一来一往，刘松林满意于这壮壮实实、朴实直率的飞行员。一九六二年，刘松林和杨茂之结婚，住在北京南池子，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
刘松林已经再婚，已不再成为江青心目中的“杨家将”，离开了中南海，原本可以“太平无事”。
无奈，在刘松林的母亲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开点名之后，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那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我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在北京访问了杨茂之。他身材魁梧，军人气派，非常直率。
他回忆那苦难的岁月：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一九七〇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
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
“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
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径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径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唐纳挚友横遭株连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生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
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做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阂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径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子不小哇！”“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