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起打倒陶铸狂潮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反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销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联，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漩涡之中！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度，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韩爱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戚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从此，戚本禹得一诨号，曰“戚大帅”。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联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由于周恩来的干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拨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五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
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四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四月一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忿忿地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
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
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
“战略情报特务！”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〇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同日，江青批：“照办。”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
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且十六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祚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周耀澄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通过审查杨承祚、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样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关于杨承祚死亡报告》中写道：“杨承祚病情时好时坏。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八时零三分死亡。”就在杨承祚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祚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一九六七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江青批：“同意。”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祚、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肖孟回忆道：“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
“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祚，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专案组拿来杨承祚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祚”，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
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
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
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
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
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文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五月十九日夜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竟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
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〇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
“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