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绿洲是塔里木盆地最重要的绿洲。全境中高山、大河、绿洲、沙漠并列，自然景观雄险、奇异、博大、壮丽。龟兹古国是古代中国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是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西域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光辉旗帜。
走进龟兹这片东西方文明拥抱的神秘圣地，可以充分领略丝路文明的辉煌，深入探寻龟兹文化的真谛，尽享佛教艺术的美妙，体验古代文学丛林的幽深。
龟兹人的源头在哪里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龟兹已有人类居住。他们究竟属于何种人，史书无明确记载。
早就发明了弓箭。早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旧石器时期，龟兹人已能用石器、骨器制造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发明了弓箭。
农业和游牧文明的融入。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后，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温宿县北部天山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发现的岩画中，可以看到龟兹原始社会狩猎、放牧及兽类被追逐的生动画面。
它位于龟兹天山北麓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察尔乎沟一号墓地，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畜牧业用具、牲畜骨骼和大批装奶用的带流嘴的陶器，有一件残陶罐上绘有一只骆驼。由对这些距今3 000～2 0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分析来看，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群以畜牧业为主，同时还兼营农业、狩猎和手工业。
在罗布泊以北库鲁克山兴地岩画上，便可以看到当时行猎及游牧业发展的盛况。其中一幅牧驼图上，刻绘有11只骆驼、1只山羊和2个牧驼人，另一幅骆驼驮运图上则刻绘有5只正在驮物的骆驼，另跟随一个骑驼人、一匹马及一条狗。说明自远古时期起，从罗布泊通向龟兹的大道上，骆驼就是龟兹人祖先的重要驮运工具，也暗示在龟兹，绿洲文明和游牧文明很早就发生了接触和融合。
东西融合的史前文化。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种、不同血缘和不同人文地理背景的居民往往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细石器时代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以船底形石核石器为代表，具备中原文化特征的细石器的“东方型文化”与以几何形石器为代表、具有中亚文化特征的石器文化，一齐进入龟兹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形成了古龟兹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在龟兹古国境内，至今发现的铜石并用的遗址有四个：柯坪遗址、阿克苏城东遗址、喀喇玉尔衮遗址和库车县南郊的哈拉墩遗址。
史前时代的艺术珍品。人类最远古的历史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石器在狩猎和农耕劳动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直至青铜时代仍然广泛地应用在生产和生活中。
只是这些磨制的石器，制作技术更加成熟。由于琢磨和切割工艺的应用，各类石器的造型更加多样、准确、实用和美观。广袤的龟兹大地，其天时和地利曾孕育了悠久的灌溉农业文化。考古发现，刀耕火种的定居种植遗址主要发端于河流中下游的古老绿洲之中。明确可见与种植农业生产有关的实物资料，主要有石质的各类农具，如磨制的石斧、石锄、石镰、磨盘等。石镰曾是古代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工具，龟兹地区也不例外。如阿克苏县东喀喇玉尔衮、库车的哈拉墩、轮台的克尤克沁、拜城的克孜尔等遗址都有发现。尤其是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石镰造型比例合理、实用、美观。这些石镰均呈长条形、弧背、凹刃或直刃，一端收缩成尖，另一端宽圆钝或斜直，便于安装木柄用以收割农作物。石镰的使用是绿洲农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里程碑。这类石镰的形制与我国青铜时代的殷墟石镰，中亚两河流域、费尔干纳青铜时代的楚斯特石镰大体相同。石镰不仅是亚洲地区远古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从其磨制工艺和造型看，无疑也堪称史前时代的艺术珍品。
龟兹古国的青铜文化。龟兹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2003年鄯善地区出土箜篌之一
出土铜器的鉴定表明，其加工工艺主要是锻制和铸造。如铜刀、铜锥、铜项圈、铜环等为锻造，而铜斧、铜镜、铜勺、铜扣、铜纺轮等则属铸造。其金属成分测试表明，其中有红铜器和青铜器，而以锡青铜器为主。
但是从元素的组成分析看，铜器中锡元素多，而几乎不含有铅等元素，这与邻近的焉耆盆地的和静大西沟、拜契尔墓葬以及东部哈木的天山北路、黑沟梁等墓地发现的铜器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同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铜器相一致。克孜尔墓地的铜器以锡青铜为主，铸造和锻造的工艺并存，并出现叠压锻打的工艺，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特点。
超级人种学难题。龟兹人祖先的人种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超级难题，一直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让我们试着从扑朔迷离的考古发掘中来寻找答案吧。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地处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的温宿县包孜东乡西北（东经80°00′45″北纬41°44′57″）发掘出一座公元元年前后的游牧民墓葬。这个墓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种学的窗口。
这个墓葬共出土10例颅骨（男二女八），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既具有黄种人的大部分特征，也有一些白种人的明显特征（如面部突变、鼻颧骨、鼻骨最小且高，鼻指数，梨状下缘形状等）。”而一座突厥族古墓出土的颅骨特征却是“鼻颧骨146，总面角86，齿槽面角86，说明面部扁平，并为平颌型；犬齿窝中等，不发达的鼻棘，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形等特征，明显属于大蒙古人种的性状……这例头骨，虽具大蒙古人种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有些项目却超出大蒙古人种的范畴，而极接近或者就落在欧罗巴人种范围之内”。秦汉时期龟兹地区已有不少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呈现不少白种人的明显特征。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众多东西方人种在这里交叉、渗透、纠缠、汇聚。
包孜东乡古墓出土人颅骨分析清楚地表明，龟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民族迁徙的大走廊，除土著的龟兹人之外，来自东西方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流、融合，他们在这个世界东西方人种相互渗透的人类博物馆里，融合形成了具有共同民族特征与文化心理的新的共同体——“龟兹人”。
在远古时期龟兹虽有不少讲东伊兰语的人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不断进入西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人进入天山南北者更多，如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各族；另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鲜卑、柔然、蒙古等族，从而使龟兹地区形成了以突厥——铁勒语族为主的突厥语族人民。
龟兹古国的势力范围有多大
龟兹人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和中国中原的历史发生了密切联系。特别是从公元前60年在龟兹境内的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起，在近千年的时间中，龟兹一直是中国统治西域的据点，是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域诸国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国。
龟兹的本土是专指包括今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范围的古龟兹绿洲和拜城盆地，总面积70000多平方公里，比两个台湾省的面积还大。龟兹拥有了塔里木盆地北缘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大绿洲，它北镶嵌入亚洲腹地的天山山脉，南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西毗连西域诸绿洲，丝绸之路横穿其境。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间，龟兹的势力东抵轮台，西达巴楚，北控天山草原，其范围除包括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个直辖县外，还包括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县，即今天的阿克苏、乌什、柯坪、阿瓦提、温宿、巴楚、轮台及库
尔勒、尉犁西部，在其鼎盛时期，常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达于阗、和田、莎车、喀什一带，成为西域五强之一的泱泱大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中央在龟兹驻扎守兵3万，有城70余座，以龟兹作为统辖西域的中心，并在此设都护府，管辖着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大军事重镇，其范围包括整个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域。
龟兹大地得利于两条河水的哺育，它们就是著名的东川水和西川水。东川水即今库车河（又称铜厂河），西川水即今木扎提河（又称渭干河）。考古工作者曾在沙雅县南部荒野上发现汉代的灌溉遗迹，在塔里木河北岸一线发现众多的古代城堡，足见当时绿洲的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如果将姑墨（今阿克苏）和尉头（今巴楚）等绿洲包括在内，龟兹就拥有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