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飞四方——宁夏民族歌曲精选及欣赏》CD光盘及配套歌曲集历经四年精心打造，作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一个品牌，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教育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单位主办、宁夏高级专家联合会协办，在区庆50周年前夕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花儿飞四方》全套CD光盘20张，总时长约1500分钟，融原唱、伴奏、歌谱、欣赏为一体，共编录50年来宁夏优秀民族歌曲242首，可谓宁夏首部民族音乐文化长卷，在全国也属少有。对于这样一个项目来说，有一个人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我的父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名词曲作家、《花儿飞四方》的主编、音乐总监张弛。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也是一个务实、坚韧、有人格魅力的平常之人。无论是他创作的广为流传的《宁夏川，我可爱的家乡》《黄河漂流羊皮筏》，还是音乐剧《中秋月》，抑或是《花儿飞四方》都体现着他的人生追求。说其平常，是源于他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平易近人的为人处世态度。尽管如此，在他那朴素的近乎老土的衣着以外，总透露着一种精神。
谈起《花儿飞四方》，先要从他对音乐、对故乡这片热土的热爱说起。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喝着黄河水、吃着宁夏川的大米饭、啃着宁夏的羊骨头长大的，对于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情感。正是这种对家乡深深的挚爱，推动着他不断前进。就像他的一首歌《根在宁夏川》那样所描述的，“黄河的子孙，铁打的汉，挽起个臂膀像座山，头顶着天，脚踏着地，根在宁夏川。”父亲的根就在这片黄土地。
《花儿飞四方》起初的创意策划就来源于他。2004年初，他先把这种想法跟他的朋友赵中和说起。赵中和先生一听，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紧接着又联系了他的几个好友，都愿意出资相助，共担风险，这样便筹措了项目的启动资金。2004年7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教育厅、民委事务委员会联合签发文件，组成编委会，项目正式启动。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仅仅是编录整理而已，把别人的作品收录，编进来就行了，然而事实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首先，歌谱的搜集就是个问题，有时候为了找一首歌曲要花上一周甚至个把月的时间。有的词曲作者在外地，要事先打电话联系好，然后再托人去拿或者邮寄过来。有的作者在政府部门当领导，平日里工作非常繁忙，找到他们的歌谱和录音小样常常要跑十来趟。这个项目启动之初，那时我还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究生。他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找身在北京的、从宁夏走出去的曲作家要一些歌谱和录音小样。北京的夏天天气闷热，往往一出去就是一身汗。而且为找一份歌谱往往一跑就是半天，坐地铁、乘公车，才找到作曲家的住所，把歌谱和录音小样拿到。有一次，我就半开玩笑地说，老给您跑腿，有辛苦费吗？他说：“这是家乡的一个重要的音乐文化工程，经费都是自筹的，需要用在刀刃上。你嘛？劳务费的事情只能以后再说。”其实，我也明白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对宁夏音乐文化的传播、宣传宁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便利用课余时间，在北京来回跑趟子，搭上交通费、通讯费，最后，把他要的东西找到了。
其次，歌曲的制谱排版也是个问题。在宁夏能熟练制谱的人不多。父亲当时是委托一家公司来做的，搜集到一份歌谱就交给他们打制。但由于歌曲很多，整个制谱的工作战线拉得很长，加上公司搬迁，原先负责打制歌谱的人因为结婚生孩子，只好交给另一个人干。几个月下来，发现所打制的歌谱不合要求。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又找到原先制谱的吴洋女士。尽管她的孩子还在襁褓中，父亲还是恳请她来把这件事情做完。吴洋女士就趁着孩子睡觉的时候抓紧赶活，时常深夜里加班。后期校对歌谱的时候，父亲和我就经常去她家里，把校对好的歌谱交她修改录入。可是这时她的小孩已经可以下来走路了，修改录入的工作常常受到孩子的干扰，进展很慢。没有其他的办法，父亲和我就轮流带孩子，还没有领上孙子的父亲就这样先给别人当起了保姆。有一天，我实在耐不住性子，就跟父亲说，干脆再找一个人来打制歌谱，可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以前用过好几个人，都不行，我们当保姆没关系，保证歌谱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最终歌谱就这样一字字、一句句从电脑键盘上敲到了铅字纸上。歌曲集出来后，大家都感到很满意。
再次，父亲操作的《花儿飞四方》是个很大的项目，经费是实施项目的关键所在。这和国家管理的实施项目不一样，有人、有工资、有场地、有政府拨款。而《花儿飞四方》总共编录的宁夏民族歌曲242首，歌曲都需要打印、校对、制作音乐伴奏、找人演唱、录制、印刷、复制、包装设计制作，哪一样都离不开钱，仅仅是原先几个朋友的启动资金远远不够。
我的父亲作为主编，负责项目的资金筹措和实施。2005年上半年，他曾组织一些人员跑社会赞助，但效果不明显。不得已，他就亲自上阵。父亲为了《沙湖美》一辑光盘的有偿服务费，先后跑距银川56公里的沙湖12趟，其中有几趟是他自己坐公交车去的。我常说给他找个朋友的车，把他送过去，他总说：“不要麻烦别人，坐公交去就行了”。在光盘出版前夕，《沙湖美》这张光盘还是没有与沙湖旅游公司的老总谈妥，以至于出品人和我都在劝说，不能因为《沙湖美》一张光盘而影响整套光盘在大庆前出版的时机，实在不行，就放弃算了。但父亲还是坚持他的主张，最后还是感动了沙湖旅游公司的老总，双方形成共识，签订了编录这张光盘的协议。距银川市200公里的沙坡头旅游公司，他也先后跑了4趟，由于领导更换，编录事宜没有谈成，化为泡影。类似这样的跑跑颠颠，还有许许多多。而此时的他，已经退休，年过六旬，两鬓霜雪，力不从心。
四年来他只在出品人那里报过300元的电话费，后因担心经费不够，连编务费用等该得到的报酬都没有要。好在光盘出来以后，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销路还是不错，只是收回成本尚需时日。我想能够干成这样一件事情，父亲凭的就是一股子韧劲。
再者，选编的集子所反映的是编者的眼光。正如鲁迅先生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花儿飞四方》的编辑整理也是如此。4年时间，总共编辑整理了242首歌曲，其中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创的宁夏民歌《歌唱宁夏川》《宁夏数花》《宁夏川，好地方》等，有七八十年代编创的歌曲《宁夏川，我可爱的家乡》《黄澄澄的土金灿灿的水》《牧羊哥哥上了山》《汗水浇出新生活》《吆骡子》《清平乐·六盘山》《山丹丹花开六盘山》等，有九十年代以后创作的歌曲《回回人》《沙湖美》《凤凰城迎宾曲》《黄河漂流羊皮筏》《白盖头、黑眼睛》《六盘山高黄河宽》《我们的家乡宁夏川》等，这些歌曲凝结着词曲作者的心血，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独特的审美观照以及优美动听的曲调摇撼人心，深受群众喜爱，得到广泛传唱。可以说这是宁夏5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群众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印记，也只有亲历了宁夏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音乐工作者才能担此重任。
父亲出身于农民家庭，我的爷爷、奶奶都是目不识丁，在他们的村上也就出了他这么个大学生。也许是天性使然，从小父亲就迷上了音乐。8岁时，他的音乐记忆力就非常之好，那时比较流行的眉户剧《梁秋燕》和秧歌剧《夫妻识字》，他就能大段大段的背唱。后来在宁夏大学读中文的时候，业余学起了吹笛子、单簧管。原本分配到贺兰县政府的他，偏偏不爱走仕途，又主动调入宁夏歌舞团担任专业编剧、作词，开始了剧本、歌词歌曲的创作之路。上世纪80年代，父亲与徐肇基创作的歌曲《宁夏川，我可爱的家乡》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塞上江南。近30年来，在群众中传唱不衰，家喻户晓，有着广泛的影响。我想这首歌曲已经不再属于他这个创作者，而是属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由父亲作词、作曲的男声独唱《黄河漂流羊皮筏》，也在全国获得较广泛影响。2002年5月，该歌由郭一卓作为参赛曲目，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青年（业余）歌手电视大奖赛复赛。2002年7月，该歌曲由邓星民作为参赛曲目，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青年（专业）歌手电视大奖赛复赛。2002年3月，歌曲《黄河漂流羊皮筏》入编由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歌曲集《西部之春——中国民族歌曲选粹》。至今，这首歌曲仍然是不少专业和业余歌手出外参赛时的演唱曲目。
音乐剧《中秋月》，由宁夏影视剧制作中心与宁夏歌舞团联袂演出近20场，后由宁夏秦腔剧团移植为夏剧《中秋月》，又演出30余场。观众人次达8万人，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该剧由他作为剧本和作曲的主创及项目前期负责人，排演前后持续了3年多。其中由父亲作词作曲的主题曲《月亮，妈妈》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其他歌曲如《根在宁夏川》《黄河流来艳阳天》《黄河漂流羊皮筏》《难割难舍的爱》《清真小吃味道香》等也都是宁夏味十足的歌曲。
40年音乐文学及音乐的耕耘之路，使得父亲对宁夏民族民间音乐有着深厚的积淀，而运作《中秋月》、伴舞会、卖挂历，则为父亲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1987年，父亲把宁夏歌舞团乐队成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乐队，在新华街的新苑歌舞厅伴奏，舞厅很红火，以致每晚都有800人左右在新苑歌舞厅跳舞。1992年，一个偶然的原因，父亲干起了推销挂历台历的生意，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跑业务、做推销、当挂历贩子。当时单位开会的时候，还有人嘲笑父亲，但父亲毫不介意。做推销非常辛苦，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经常和母亲是推着自行车，拉着几箱台历到各单位跑。跑得多了，对市场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也慢慢开阔起来。这都为《花儿飞四方》的市场运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把父亲定位为宁夏的第二代音乐人。在这一辈中，父亲的威望也是很高的，业内人士都很尊重他。听说父亲要启动《花儿飞四方》这个项目，都尽可能在各个方面给予支持。音乐制作人郝建宁、姜涛、张向阳等除了在音乐制作费用上给予优惠，也在工作配合给予很多方便。演唱者孙国全、祁宝锋、那云峰、张瑶等也都放弃了收取演唱录音费，以支持这项音乐文化工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帮他分担，除了搜集歌谱、录音小样、撰写评介欣赏，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他，与他分享那份孤独。
作为父子，我和父亲接触是比较多的。父亲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就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他懂得只有付出才会收获，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说“操作这样一个音乐文化工程，首先要放弃个人的既得利益，不能一事当前，只替个人打算，那样作为主编就不能服众，就不能把事情摆平。”从2004年10月，出品人根据合同规定，决定给父亲每月补贴1000元的编务费，但父亲却说：“经费紧张，不能拿，先要把音乐制作费、录音费、演员演唱费、歌谱打印费付了，宁愿亏自己，也不能亏别人，不能欠一屁股账，让人指着脊梁说三道四。”在经济问题上，父亲总是先人后己。他常对我说：“处理经济问题，要有一种境界，首先想到付出。”记得区庆40周年上演的音乐剧《中秋月》，他把其他编剧、作曲的稿酬都从跑来的赞助中支付，唯独他自己分文未得。其实他当时是项目负责人，要想支取他自己应得的那份稿酬，那还真是他大笔一挥的事。
父亲对待《花儿飞四方》的编录非常严谨认真，一丝不苟。CD中的歌曲大多是晚上录音的。父亲作为音乐总监，录音时总是盯着歌谱，监听演唱，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便停下来修改，甚至连一个高音点或低音点都不放过。为了不使这些错误之处在歌集出现。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骑上电动车到打印部去修改，直到满意为止。记得有一次父亲在七彩艺校开会，会后已是晚上九点，他怕误了录音，便心急火燎地骑着电动车驰向录音棚。谁知天不作美，半路上雷声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父亲硬是冒雨前行。到了录音棚淋得不成人样，衣服裤子全湿透了。2007年，出品人为《花儿飞四方》迟迟不能完成急得跳蹦子，甚至对项目究竟能否完成持怀疑态度。但父亲却说：“项目在于做精做好，不能急于求成。再说，经费明显不够，还需要落实社会力量加盟资助经费。”
作为音乐总监，父亲要经常去录音棚监听音乐制作和演员录音。由于录音、演唱者白天都很忙，录制的时间往往在晚上8点以后，父亲不得不改变平日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也跟着录音演员他们一起工作，等到录音结束，常常到凌晨一两点钟。尔后，他才又骑着电动车离开录音棚，回到家里。为此连看车子的老头和他都非常熟悉。这些事情，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常给我们说：“生活上抠自己，不要抠别人。”他常常是把好菜好饭让我们吃，而他自己却是粗茶淡饭，填饱肚子算数。为了让车棚老头子乐于开门，父亲就多给钱，别人5角，他便给一块，老头高兴得乐颠颠的，再晚再累从不推诿。父亲推车时对我说：这些人很辛苦，不要抠他们，我们哪里挤不出这点钱。父亲的这些点点滴滴，确实令我这个做儿子的很感动，很敬佩。我想，我骨子里流着父亲的血，父亲办事的毅力和韧性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将沿着他老人家的花儿之路走下去。
父亲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刚开始选编歌曲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父亲趴在床上哼唱这些歌曲。一开始我总是问：“你怎么老是趴在床上看书啊？这样的姿势不好。”他解释说：“这样比较舒服些，我的胃不好。”我就明白了，他有胃寒。在天凉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他把一个很大的包横跨在胸前，要多滑稽有多滑稽了。可当我问起的时候，他说：“这样可以挡风，胃就舒服些。”
《花儿飞四方》的出版发行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注，自治区主席王正伟批示自治区大庆办购买了一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副部长房全忠等都对这一音乐文化工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等诸多新闻媒体都相继予以报道。
四年来，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凭着一腔对家乡和本土音乐的挚爱和韧性，完成了这项浩繁的音乐文化工程。正如原文化厅厅长王邦秀为父亲著作题诗所说“艺海茫茫苦作舟，音乐文学长竞走，笔端流出乡土调，情系塞上绕神州。不慕虚荣凭韧劲，但求歌入百姓口，桃李不言下成蹊，勤奋躬耕一黄牛”。是的，虽说他已退休，但没有驻足，生命在延续，作为一个人民音乐工作者，他依然在竞走。
（感谢出品人杨天旗、薛来军、赵中和、杨武平，感谢党委、政府给予的支持，感谢曾经一起合作共事的朋友，感谢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2009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