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音乐：回回音乐的母体基因
谈到回族音乐，人们不免会联想到那回荡在连绵群山中的“花儿”。那么，“花儿”究竟是回族所独有的呢，还是汉、回、东乡、撒拉、土等多民族共有的？是仅宁夏山区才有“花儿”呢，还是西北甘、青、宁、新诸省区都有“花儿”？回族除与其他民族共同占有“花儿”外，有没有自己独特性格的“花儿”？除“花儿”外，伊斯兰音乐对回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有何影响？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有没有音乐？其音乐特征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相关考查，反复学习，加之对回族音乐不断创作实践，逐步对回族音乐的风格，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把握回族音乐的创作，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下面我们从中国回族的现状，回族的本源，回族的迁徙，回族的形成，回族音乐的形态，回族音乐的主体走向等方面谈谈我们对回族音乐的理解以及今后将以什么样的思路去把握回族音乐的风格而进行回族音乐创作，谈点看法。
回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散居全国各地，据1990年统计，全国回族共有九百九十二万八千四百余人，其中以宁夏、甘肃、青海以及河北、河南、山东、云南、新疆等省区较多。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往往与汉、维、蒙等民族杂居。全国有一个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外称“伊斯兰省”，全区有回族一百八十七万三千多人，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7.1%，主要聚居在泾源、同心、海原、吴忠、西吉、灵武、固原、平罗等县市。两个自治州（新疆昌吉、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六个自治县（河北省孟村、大厂，青海省门源、化隆，甘肃省张家川，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五个和其他民族联合的自治县（贵州省威宁彝、回、苗自治县，青海省大通回、土自治县，民和回、土自治县；云南沙甸回、彝自治县，巍山彝、回自治县）。
回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回族音乐文化也是我国灿烂辉煌的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回族音乐的流布与回族在我国的分布状况及居住特点密切关联。一般说来，回族相对集中的地方，其宗教色彩、语言特点、风俗习惯明显，其音乐文化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较小，所呈现的形态也较为独具。回族相对分散或与其他民族杂处，则呈现的同化现象比较突出。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它的先民来自中东和西亚伊斯兰国家。这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代。当时，唐太宗对西突厥的斗争使中国唐朝的政治势力越过葱岭，达到了黑海东岸，包括锡尔河以北的西突厥十姓游牧地区，锡尔河流域的塔什干与费尔干纳地区，泽拉善河流域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地区、阿姆河中上游及其以南今阿富汗直到波斯东境。从公元658年时起，中亚地区诸国便纳入了中国唐朝版图，成为唐朝的附属国。唐朝统一西域后，在经济贸易方面，是很繁荣的，东西交通得以贯通。海上交通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陆陆交通上，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地，今甘肃武威），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促使各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交流融合的结果，不仅使西域文化注入了中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大唐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不论是何种形式，规模大小，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其中也不乏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和波斯人。
据延河在《回族音乐概论》中谈：公元7世纪的唐代，由于疆域的扩大和对外政策的开放，曾大量吸收融汇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及国外音乐。当时唐王朝与波斯萨珊王朝交往甚密，由中亚前来我国的商人、学者、工匠，也带来了中亚的乐舞。这种乐舞曾风靡于唐代的上层社会，成为唐代宫廷所备的十种外国音乐的一种，中亚的乐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像苏尔奈、奈伊、库布斯、德西马琴等，对我国民族乐器唢呐、管子、胡拨、扬琴等乐器的形成、改造和发展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盛唐时期，也是穆罕默德创建的伊斯兰教由兴起到兴盛的时期。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给信徒们发出了“学习，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示。
穆罕默德于公元629年率兵攻取麦加，公元631年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了西临大西洋，东靠中国边陲的大食帝国。横贯东西大陆的“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到波斯湾的“香料之路”，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系起来。
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奉穆罕默德的继承者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到达唐朝都城长安。使者会见了唐高宗，并且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史学界一般以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其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大批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移居中国，并且建立了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蕃坊组织，既是在华的大食人的社会管理机构，又是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不少阿拉伯、波斯人几世留居中国，逐渐“华化”，成为最早的一批中国穆斯林。他们建立了永久性的宗教建筑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扬州的仙鹤寺，杭州的凤凰寺等，成为伊斯兰教早期传入中国的见证。这期间，伊斯兰教也开始传入新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库车一带。
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西征（1219年）到旭烈兀攻陷巴格达（1258年），蒙古军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地区。那里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民，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迫东迁，编入“探马赤军”。在甘肃、宁夏、河南、山东、云南和河北一带“屯聚牧养”。他们每到一地便在那里建造清真寺，围清真寺居住，生儿育女，按阿拉伯风俗习惯生活。
元朝政权建立以后，启用色目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回回人等皆属受重用之列，伊斯兰音乐文化通过他们传入内地，对中原的音乐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回回人不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回族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代近三百年中“探马赤军”解体，回回定居下来逐步形成了以农为主的民族共同体。据史书记载，明代在陕西关中、甘肃河州、平凉、宁夏灵州、固原等县，已形成回回的主要聚居区，在云南、华北等地及运河两岸，还发展了不少聚居点。
由上可见，中国回族的形成，主要是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与中国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相处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为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他们在迁徙、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带来原居地的音乐文化。因此也必然会造成音乐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一方面可能滋生许多音乐上新的变体，另一方面，可能失去原有音乐的部分体质及其他一些特征，但原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却不会消于一旦，它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存活于新的民族中。正如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所说：“是时光抹掉了匈牙利人脸上东方人的特征，却在心灵深处流出了旋律，即便是活的古代东方。”这说明作为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纵使千变万化，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母体的基因。就回族音乐而言，这种母体基因，应当表现为伊斯兰音乐。
历史长河成就了回回音乐的优美旋律
据《宁夏文联通讯》1985年2期杨韧等同志《赴云、贵、川及两广调查回族文化的报告》指出：从总的方面说，回族音乐是在继承和发展伊斯兰音乐和吸收融合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这种特定的历史状况下逐渐形成的。杨韧等同志的调查报告，证实了这种“母体基因论”。
谈到伊斯兰音乐，日本著名的比较音乐学者东方音乐专门研究家、东京大学教授岸边成雄先生在其所著的《伊斯兰音乐》一书中，论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作为蒙昧时代的阿拉伯音乐对印度、波斯、希腊、中国新疆音乐的影响。他指出“阿拉伯音乐流传的地域横跨欧亚大陆，然而这种传播并不是在现代如此世界化方便条件下进行的，它的影响力似乎有某种特异的原因。如果把阿拉伯音乐看做是凭着精神力量与武力，在未进入近代社会的世界上旁若无人似的游荡的伊斯兰音乐的话，也许就可以了解到这种特异力量之由来了。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音乐的传播方法既不同于凭借宗教力量以和平方式传播的中世纪印度音乐，又不同于凭借着产业资本力量作为商品输送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欧洲音乐。”“开始具有世界音乐史意义的阿拉伯音乐，不言而喻指的是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的阿拉伯人的音乐……”
岸边成雄先生经过多年考证，认为伊斯兰音乐的起源，包括阿拉伯沙漠地带固有的原始音乐、波斯音乐、希腊音乐以及印度音乐四部分。
公元622年9月20日，穆罕默德举行圣迁，在麦地那奠定了伊斯兰文化的基础。这以后的阿拉伯音乐就称作伊斯兰音乐。但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学者把音乐作为宗教上的禁条，因此，伊斯兰宗教界不认为有宗教音乐的存在。尽管在日常宗教生活的朗诵和赞词中有不少地方是用固定音调表达的。阿拉伯音乐虽然没有作为宗教音乐而积极地被利用，但作为娱乐音乐存在于生活中也是被认可的。由于《古兰经》以及穆罕默德的基本态度，阿拉伯音乐作为俗乐获得了发展。
穆罕默德反对买卖奴隶歌女，反对让歌女诵唱《古兰经》。穆罕默德承认音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娶了他的颂词作者哈桑的歌女西琳为妻。
穆罕默德过世之后，伊斯兰音乐大致是随着伊斯兰文化的盛衰而兴废，经过正统哈里发时期和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直到13世纪蒙古人统治中亚西亚、拉森帝国崩溃，经历了一个兴盛、全盛以及停滞时期。
伊斯兰音乐对我国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中原地区的音乐和中国回族的音乐都有一定影响。
从现今我们听到的具有异国韵味的伊斯兰音乐，多流布于回族较集中的地区，而且与这些地区穆斯林的宗教及民俗活动分不开。穆民们经常以丰富多彩的歌唱性音调来吟咏《古兰经》和赞颂真主。在这些诵经音调中，除继承了伊斯兰音乐传统外，在某些方面又结合中国回族的习俗而有所创造和发展，曲调因教派、门宦、地区不同而有所迥异。有些传入的伊斯兰宗教音调也因语言和审美习惯不同而中国化或地方化了。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音乐是中亚、西亚伊斯兰音乐与回族民间音乐相融合的产物，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和中国传统音调相比较有明显的异国风味，与纯正伊斯兰音乐相比较，又具有较多的中国化音乐特色。
回回民族受伊斯兰音乐影响较深，这和回族的本源和宗教信仰有关。相当部分的回族男子从小诵读《古兰经》和赞主诗词，他们的启蒙教育是从阿文和经文开始的。在回族集中居住的庄点，一般都有一个以上清真寺。穆民们的许多与宗教相关的活动都是在寺里进行的。唱念经常伴随着各种宗教民俗仪式，阿訇根据伊斯兰音调教唱、领唱，穆民们跟着大声唱诵，因此伊斯兰音调对于回民并不陌生。但由于受生活习俗、方言声韵、演唱习惯的限制，便很自然地把他们所熟悉的地方音调揉了进去。所以他们的唱诵音乐，既保留了伊斯兰音调中的原汁原味，但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地方性音乐元素和回族民间音乐成分，形成了以伊斯兰音乐为主调的音乐变体。而回族民间音乐一方面受到伊斯兰宗教音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与之相邻民族的民间音乐的影响。影响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民族音乐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民间音乐的普遍性、群众性和深入人心的程度，以及其对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影响，又是伊斯兰宗教音乐不能相比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回族民间音乐一直紧密地伴随着回族人民的劳动、生活，是他们抒发感情，表达理想愿望，消愁解闷和自娱自乐的手段，是他们心曲的诉说。
流传在甘、宁、青一带的部分夯歌、船夫号子、牛佬佬调、小调等回族民间音乐，有些曲调强调了“角”音，有些曲调强调了“羽”音，有些曲调则呈现了“角”“羽”调式的对置，这些曲调显见受到一定程度的伊斯兰音乐的影响，同时也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音乐。
西北一些地区回族人民在婚礼及节庆集会活动中演唱的一种民间传统仪式歌，群众称之为宴席曲。宴席曲主要在回族中流传，在与回族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撒拉、保安、东乡族中也有传播。
在宁夏南部山区和同心、盐池一带，陕西的“信天游”“爬山调”等山歌，对这些地区影响较大。当地回族群众把这类山歌与“河湟花儿”、伊斯兰音调揉在一起，衍生出另一种类型的山歌——“山花儿”或“干花儿”，当地群众又称“土花儿”。这类“花儿”大多呈“羽”“角”调式，与新疆昌吉一带的某些回族“花儿”一样，有小调化的倾向，在旋法上多采用迂回级进的方式，带有伊斯兰音乐遗韵，它与“河湟花儿”风格迥异。
至于流传于甘、青、宁、新四省区的绝大部分“花儿”，包括“河湟花儿”在内，大多为汉、回、撒拉、东乡、土等民族所传唱。尤其是“商徵”型“花儿”，音调高亢明亮，极具悠长辽远的韵味，从其调性上分析，很难找到伊斯兰音乐的遗韵。有人把这类“花儿”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统称为“回族花儿”是否确切，是否恰当，值得探讨。但鉴于回族群众也在传唱并占有这种“花儿”，因此，用这类“花儿”为素材，适当加强离调感，注入富有回族性格的音乐元素，创作发展新的回族音乐，可以得到认可。
以上从中国回族的现状、回族的本源、回族的迁徙、回族的
形成、回族音乐的形态作了一些简要论述。在认识回族音乐中，概括起来讲，是否应当是这样一种思路：回族的先民来自于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伴随回族的迁徙，必然会带来原居地的音乐文化，而新衍生的音乐，仍会带有原来母体的胎痕；伊斯兰音乐是在融合阿拉伯固有音乐、波斯音乐、希腊音乐、印度音乐中逐渐形成并获得发展的，其主要形态特征是多呈“羽”“角”“宫”调式，在旋法上多呈二度近关系模进音型；伊斯兰宗教音乐是伊斯兰音乐的一部分，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以极大的渗透力影响着中国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如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的民族音乐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伊斯兰音乐的成分；中国回族音乐是在继承和发展伊斯兰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成分而逐渐确立了自身民族音乐的风骨；部分呈“角”“羽”调式的夯歌、船夫号子、吆场歌、牛佬佬调、“山花儿”“干花儿”、宴席曲等，基于其带有伊斯兰音乐的遗韵，所以有着回族本体音乐的性格，在确定回族音乐风格，发展回族音乐的主体走向中，应当将其作为创作音乐作品的依据、素材、动机，并且融入当地的音乐元素，以形成中国回族独具的音乐特色。这种音乐不仅具有中国回族的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穆斯林的共同性；流传在甘、青、宁、新一带的大多数“花儿”，特别是“商徵”型“花儿”，是多民族、多地区共有的，是汉、回、撒拉、东乡、土等民族共同拥有的音乐品种，鉴于回族也是占有这类花儿的民族之一，因此在创作和发展回族音乐中，可以得到认可。
回回音乐的创作实践及特点
基于这种认识，1977年，在获得宜人的政治环境之后，音乐文化工作者思想大大解放，敢于涉猎以往人们不愿触及的禁区，比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音乐以及爱情领域。当时，宁夏歌舞团的郝振明、张弛曾以伊斯兰诵经音调为素材，创作了一首男声独唱《新月下的向往》。这首歌曲表达了一对回族男女青年，在皎洁的新月下互相倾诉美好心愿和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在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宁夏歌舞团晋京献礼演出及赴山东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的巡回演出中，作为演唱节目，由吉千演唱。在北京演出时，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录并向国内国际播放。《烟台日报》1979年10月11日报道：男声独唱《新月下的向往》取材于伊斯兰音乐。演唱者把西洋发声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发声方法融为一体，做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加之表演从容自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品曲调新鲜，风格独具，给音乐舞台上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1980年5月，这首歌曲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中，获音乐创作二等奖。1986年10月，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邀请著名歌唱家张家锵再度重新录制并多次播放。2002年4月30日，这首歌作为宁夏民族唱法业余组歌手徐鸣辉、康冬青的演唱曲目，参加了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受到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关注。
1981年春，为参加共青团中央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全国青年征歌评选活动，张弛创作了女声独唱《早晨的太阳》。歌曲把青年比作早晨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作品比喻贴切，形象鲜明，立意新颖，主题明确，风格独特。歌曲经过无记名投票，首先在宁夏入围，获得参加全国青年征歌评选的资格。在全国青年征歌评选活动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全国各省区选送的531首歌曲中筛选出255首循环播出，经全国各地听众投票评选，选出优秀歌曲100首，入围获奖候选目录，《早晨的太阳》是其中之一。歌曲由宁夏歌舞团独唱演员李玉明演唱，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在《每周一歌》栏目中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多次向全国听众播放。歌曲曾作为歌舞团的上演曲目，先后由李玉明、包向红等人在各类演出中演唱达百场之多，直到1984年9月的赴京汇报演出，仍在演唱。歌曲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曾在南京、吉林多家广播电台作为《每周一歌》播出，不少音乐爱好者听后纷纷来信索要歌片。
1981年春，为参加全国青年征歌评选活动，张弛还与郝振明创作出了男声小合唱《栽花歌》。歌曲取材伊斯兰诵经赞唱音调。歌曲把祖国下一代比做鲜花，希望人们趁着大好春光，用知识的雨露去浇灌培育他们。歌曲在宁夏青年征歌评选中入围，并入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筛选播放的255首歌曲中。由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在《每周一歌》中播放。这首作品曾在全国青年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中，由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交换节目，与兄弟省市交换播放并在宁夏歌舞团的演出活动中多次上演，在1982年3月的全区文艺调演中参演并获得音乐界好评。同年夏季作为“西北音乐周——长安音乐会”的参演曲目，受到西北五省区音乐界的关注。观众普遍认为，曲调新颖，具有艺术感染力。
1982年春，应参加全区和全国民族团结征歌，张弛创作了歌曲《民族花开结彩带》，歌曲描写的是各民族之花盛开在祖国怀抱里，结成友谊的花环，装扮着万紫千红的春天。歌曲曾由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录播，并由银南文工团独唱演员马云霞在演出中多次演唱。作品曲调新颖，风格迥异，具有伊斯兰音乐韵味和独创性，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男女声二重唱《明珠就是塞上沙湖》是张弛以伊斯兰音调写成的歌曲。歌曲描写一对回族青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在塞上明珠沙湖岸边漫步徜徉的情景，是为音乐电视风光片《宁夏好风光》所作的插曲之一。音乐风光片在电视台播放后，产生了一定影响。观众对其中的这首插曲反映尤为强烈，认为曲调新颖、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和抒情性、歌唱性。
由杨连理、罗培尧、郝振明创作的器乐曲轻音乐《欢乐的古尔邦》描写了穆斯林欢度“古尔邦”节的喜悦之情和热烈欢腾的场面，同样取材于伊斯兰诵经音调。乐曲融诵经音调、当地民间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元素为一体，造成了中国回族音乐的特色。全曲分四部分，即引子、快板、紧拉慢唱的抒情板、最后回旋到快板。曲中突出了“角”音和“羽”音，加之排鼓的敲击，使乐曲尽显伊斯兰韵味；流行吉他的运用大有画龙点睛之妙，拨动了穆斯林的心弦，使人感到亲切、生动、细腻、华美。这首轻音乐作品于1983年12月获宁夏第三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器乐作品奖，并参加了全国轻音乐作品研讨会，受到了到会专家同行的好评。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叶正刚等人听了音乐之后，曾十分赞赏。
还有女声独唱《长流水浇出爱民花》、男女声二重唱《祖国和我们心连心》（王正伟词）等，也都属于此类情况。
此外，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王正伟作词、解承强作曲的《回回人》、由胡建国作词、高建堂、张弛作曲的《色俩目》在试图运用伊斯兰音调谱写回族歌曲中进行了成功有益的尝试，在群众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有着回回音乐的代表性。
上述这些歌曲大都编录在大型系列CD唱片集及配套歌曲集《花儿飞四方——宁夏民族歌曲精选及欣赏》的第八辑《回之韵》中。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以伊斯兰音调为素材，并融进宁夏回族地区的民间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在作曲技法上把握了伊斯兰音乐中的二度近关系模进音型，同时又揉进了“花儿”音调中常用的四度滑进音型，使之既不同于常用小三度级进音型的新疆音乐，又不同于旋律起伏较小，音乐平缓细腻的波斯、印度音乐，形成了具有伊斯兰音乐遗韵和宁夏回族地区音乐元素相融合的特色鲜明的回族音乐风格。这是他们对回族音乐努力探索和创新的结果。
对于回族音乐的认识与思考，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看法，能否与音乐界、文化界、伊斯兰教界及社会各界形成共识，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探讨，有待于更多更好的回族音乐作品来验证，有待于宣传媒体在舆论上的树立和培植。
参考书目：
《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
《伊斯兰音乐》，[日本]岸边成雄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9月版。
《伊斯兰和穆斯林》，潘梦阳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回族音乐概论》，延河发表于《塞上文谈》1986年第3期。
注：本文曾节选刊载于2005年7月《中国民族》刊物，作者为张博、郝振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