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后，他一个人再次见证了另一份感动——映秀漩口中学师生和当地老百姓的大转移。后来我在《四川日报》看到他的稿子题目叫《牵挂和奉献都是种境界！》文章中这样写道：
“手牵着手，我们一起走过……”歌词中的景象，在眼前一一呈现。
5月16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看见一瓶剩下不多的啤酒，就将它拿来洗脸了，我的脸已经脏兮兮的，皮肤也晒裂了，身上还到处是虫子咬的包，脚板上的血泡很痛，可在路上我不敢叫痛，我怕任勇不让我再走了，就连脚趾盖里也全是淤血。任勇后来说：“我不该让你跟着我进去，更不敢半路让你独自回去，我在你身边，至少可以保护保护你，我必须要你平安。我觉得你这两天都有点浮肿了，你应该没有这么胖的。”的确，我用手按了一下皮肤，压下去后，很久才还原。任勇决定让我回去等汶川的父母和女儿。他委托川报的记者将我带回去。我怕家里人看了难过，想弄干净了才回去。但我怎么收拾，还是一塌糊涂。不过孔洪勇说：“今天你像人样了。”我很奇怪，悄悄问任勇：“我像什么？”他简捷地回答说：“女收荒匠。”
我一阵好笑也一阵难过，我在成都活得可潇洒了，小老板当起，每天的日子从听音乐开始，画画、写字、喝茶，然后等我的白领老买主上门。晚上练瑜伽，看看电视。小日子过得很轻松，惬意。我一直就想过这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简单、干净、随意。人累点没关系，心千万不要累！这些年我学了很多自己想要学的东西。并且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靠它赚钱。任勇对我的生活方式非常羡慕，所以他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弄到他身边去折磨折磨，然而老天都不肯如他的愿。但我觉得今天和以后的成都离我已经好远！我想我没法回到从前，映秀的月色，已经深深刺进我的脑海，它让我有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疼痛，让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早上，我们又来到小学的临时窝棚吃饭，刘忠能把稀饭做好了，我们吃完后，几天未合眼的谭校长才不知从哪里来了，我们给他热了碗稀饭，他吃了。他终于在辗转反侧中强迫自己休息了几个小时。他醒来后，劝体育老师刘忠能说：“你还是走吧，这里有我。”刘忠能用几乎带着哭腔的声音回答：“我不走，我要亲眼看着孩子们，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子‘出来’，见最后一面。”
“好兄弟！好兄弟！”这对从生死中爬出来的两个老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亲人没了，家园没了，学校没了。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吃的，也顶多能维持三天。可他们还不肯走，还要留下做最后的善后工作。任勇牵着我走下坡，走到派出所的点，我还在回头看，我一直就这么憋着，可怎么也哭不出来了。
随着大部队的到来，任勇、蒲局，还有很多地方上的人，协调任务就更重了，更多了。任勇和蒲局把工作移交给县里别的同事，又去接受其他的任务了。映秀镇已完全变了模样，救灾帐篷林立，救援队伍、医疗队伍、卫生防疫队伍以及志愿者云集，一时给这个几天前的“死亡之镇”输入了些许生气。让这个到处是废墟的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只是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庄严肃穆的。
任勇说给他要去我给捡个钢盔和口罩戴。这两天地上丢的这些东西开始多了。我说石头垮下来，我就是全身穿上盔甲也没用，跑不动。走的时候我将自己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摘下来给了任勇，也给了蒲局一个手链。我希望老天能够保佑他们，保佑这片苦难的土地。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步行，我和川报的记者走到了离映秀镇七公里左右的临时码头，那天的路很好走，我走在上面感觉很幸福，很安全。两边的路已经在逐渐修复，很多士兵正在忙碌，他们让我们躲着飞石，路上还有很多前来寻亲的人们。映秀到汶川的路还是不通。为了那份割舍不断的亲情，人们仍旧冒死前往。这片土地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在这里我看见太多感动的人和事，在自然灾害面前，这里的人用最大的承受力来承担着灾害带来的痛苦。生死面前我们一定要选择坚强，正如我们已经选择了的。活着的人们不要悲伤，让我们一起重建家园吧！
我们来到码头，它分为两部分，一处运送伤员，一处运送灾民。临时码头上，已布满了外地赶来的特警和准备外迁的人，这地方已不像我们才进来时可以随便出入了。大家都在排队等候，任何人都没特权。志愿者、记者也一样。生命权在这里才是第一位的。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可只有三个位置了，川报的张宏平老师在其他的人都在抢位置时，却让我先走。他自己留了下来，只能坐大船了。他等了至少三四个小时后才回到紫坪铺码头。他的同事说，这个人一定一个人进汶川了，就他这个牛脾气。我想没这个脾气，他也没能力吃这碗饭。在映秀我们出发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身上的烟、还有吃的和水全给了刘忠能和谭校长他们。中国人有句老话，以小见大，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走后，他一个人再次见证了另一份感动——映秀漩口中学师生和当地老百姓的大转移。后来我在《四川日报》看到他的稿子题目叫《牵挂和奉献都是种境界！》文章中这样写道：
“手牵着手，我们一起走过……”歌词中的景象，在眼前一一呈现。
记者从映秀镇返回时，在岷江岸边的临时渡口见到感人一幕：漩口中学的老师们带着近300名学生，向都江堰转移。师生们手牵着手，没有哭泣，眼中却充满期盼。
漩口中学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但是，当全镇的房屋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时，漩口中学一千多名学生则在教学楼倒塌前，大多数都安全逃过这场劫难，伤亡情况并不严重。度过最为困难的两天后，与家人失散或是没有家长接走的学生，在老师的护送、带领下安全转移到漩口铝厂山下，并于16日通过成都军区某工兵团的浮动门桥和冲锋舟接运，到达都江堰市安置点。
初二（1）班学生黄鑫和17名同学一道，跟着班主任杨显菊老师撤出来。他说，地震发生时，正在给他们上课的历史老师陈雷，反应很快，马上打开教室门喊同学们下楼往操场跑，全班人都安全离开位于二楼的教室。本来躲在课桌下的黄鑫，听到老师呼喊，“快下楼、到操场”，才离开教室，五层的教学楼在他们跑出来几秒钟后，轰然倒塌。
杨显菊老师说，她担心学生们上历史课的课堂纪律，正想上楼去查看，被强烈的地震震倒，膝盖被摔伤，是她班上冲出来的两名女生把她拖下二楼。
“我这些孩子们太可爱了”，她说。“在救援部队到达前，他们看到老师在废墟上刨挖、寻找埋在瓦砾下的师生，他们也参加进来。初三（2）班的十几名孩子，在14日还抢救出两名同学。乘冲锋舟过来的救援大部队到达后，我们才坚决阻止了学生参与挖掘。”
“黄鑫的父亲黄晋，目前还和学校的校长、留守的部分男教师一起，坚守在学校后面的一片空地上。他们在先期抵达的解放军和救援人员帮助下，还在学校的废墟中挖掘，搜寻失踪的师生，要把每一个能找到的孩子全部找到后，才能离开。”
后来我在另一份报纸上也看到了关于这次大转移的报道，说的是四川省登山协会一个山地登山救援队6个队员参与帮助这次大转移的事，本来两百多人的队伍到了最后越走越多，越来越长，很多其他受灾的群众都跟随而来，一条危机重重的、短短的路上，逃难的人也绵延数百米。
到了最后居然走出了五百多人来！他们五人一组、五人一组地快速通过危险地段，从清晨五点一直走到上午十点。
我在照片上看到那段路上，一群背着包袱的人们的背影，不知是在沙尘中还是在雾中行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记得那天应该没有下雨，而且还有太阳！下午两点他们终于坐上了大船，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当大家看到紫平铺水库的欢迎横幅已经在望时，船上哭声一片，大家终于走出了映秀！
我们登上返回都江堰的冲锋舟，一个从汶川走路出来的小女孩，惊魂未定地哭着说：“我从汶川走路出来，连命都要掉了，你们还不准我上船。”于是特警将一个男的喊了下来，把她换了上来。冲锋舟上的人们就纷纷向她打听汶川的情况，她说那里的情况很糟，要不然她也不会冒死出来。我的心又悬了起来。她说还死了很多人，具体的数据她也不知道。死的人里面一定不会有我的女儿和公婆。不知为何我异常肯定。
坐上船后，我回望着映秀的方向，心里竟有说不出的滋味，它从此载入了我的世界，魂系梦萦。在这短暂的瞬间，已经成为漫长的永远！我的思想已经定格了这逝去的光阴，定格了所有一晃而过的脸，一晃而过的事。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记忆。也从此注入了另一种难以表述的情愫。
一路走好，映秀所有的死难者。
冲锋舟开得太快了，两岸破碎的高山在快速地往后退，沿途的植被在地震后的山体滑坡中形成了很多斑秃，岩石黄黄的裸露着。这里是岷山山脉龙门山区，分布着多个重要的生态县，汶川、北川、青川、九寨沟、平武几乎所有的县都受灾了。这里覆盖的森林植被不仅调节着西南地区的气候，还充当着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绿肺”。这里也是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是贝母、羌活、虫草等多种名贵药材的主要产地，也是大熊猫、金丝猴、云杉、冷杉、圆柏等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空间。
大灾之后，随着人类救灾活动的展开，干扰在显著增加。伴随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濒临灭亡的物种，不知受到多大的损失，也不知要用多少年才能恢复。有人说至少要用五十年至上百年才能恢复。
我的救生衣和头发都被吹横起来。突然嘭的一声巨响，冲锋舟打在水里的不知什么东西上，发动机坏了！当时我就想，今天阴沟里翻船了，我又不会游泳，我肯定回不了成都了。船失去了动力，在水中上上下下的漂浮，每当迎面有冲锋舟开过来时，掀起的波浪就将水打进我们的冲锋舟。加上两边的石头不时地砸在水里，我们都很紧张，汶川的小女孩吓得又哭了起来。船上的人大多是记者，大家都很镇定，这或许就是一种职业素养。大家开着玩笑，说着话，转移着紧张情绪。另一艘冲锋舟开过来，用绳子将我们的船拴上，拉着我们慢慢前行。水里到处是漂浮物和油污。在我们经过一座山峰时，山上的巨石倾泻下来，大家纷纷拿出相机照相。
从船里向国道213线望去，我看到有些车好像已在动了，路修得真快。真希望它赶快修好，一直修到汶川、修到更远的灾区去。在紫坪铺水库我从一个陌生人的手上借了一部电话，水库附近的讯号这时已经恢复。刚打通，就听见二姐哽咽的声音说：“你还活着？打个车回来吧！我出去付账，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了，我们的车开不进去。没办法来接你。”
我也鼻子一酸，哑声道：“我有钱，只是没有地方用。”姐姐说：“女儿她们也有消息了，汶川的家人发来了短信，她们都很好，她们全部住在救灾帐篷里。”我拿着电话，久久无法言语，我很想问一问女儿是否好手好脚，可我没有勇气。只要她活着，只要确切知道她还活着就已经足够了。我的女儿真的没事，我含泪望向汶川方向，亲爱的女儿，妈妈来过了，原谅我没有能力走到你们的面前！
码头上川报的车已经等在那里接人了，我们没有等到张宏平老师，川报的其他老师帮我挡了一辆军车，让我先回成都。这时，一个大男孩儿也爬上了军车，说他要赶回去发稿。他是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杨育才，背着很重的采访器材。这次在映秀我看见很多像他一样年轻的，八零后的记者，都是只身来此，冒着生命危险，没吃没喝的，也要将这里的消息及时发布出去，很不容易，我打心眼里钦佩他们。杨育才曾告诉我他们报社有同事要前往汶川采访，我托他们帮我打听女儿的消息。他给过我上海消防在汶川的卫星电话号码，可我从未打过，我知道这种资源是何等宝贵。到都江堰我俩一起下了军车，一辆摩托免费送我们去车站。一路上我们看到都江堰的情况虽然比映秀好一些，但也不容乐观，很多房子开裂了，门窗也已经摇晃没了，变形的家具在变形的房屋里乱七八糟地摆着。废墟上仍有很多部队在搜救。大街小巷虽然整理干净了，但整个城市还是散发着臭味和药味。
随后，我们打了一辆由两兄弟开着的出租车，这兄弟俩除了这车，什么都没有了。震后，车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全部。他们说要收150元，尽管打车到成都只需100元，但那天我们连价都没忍心讲，坐上就走了。
我终于回到干净美丽的成都。羊西线（去都江堰的必经之路）已被分成了三份，中间是政府在地震后专门划出来的抗震救灾的“生命通道”，我看见所有的民运车都没占道，就是空着也不占。这条道直到7月底才撤，往日这里经常交通拥堵。
到了家门口，保安奇怪地看着我。回到家，家里人看着我就哭起来了。我忍着泪说：“别哭了，我没死。看看连毛都没有掉一根。”她们已经替我准备好新衣服，让我把身上穿的衣服全部扔掉。看着脏兮兮的衣服，我心中似有一丝的不舍……
洗澡的时候，我才看见我自己全身是沙子，而且全干在身上了。洗完澡去称了称重量，足足瘦了十斤，但是看起来还是很胖，浮肿还没有退。不用为减肥发愁了，我和姐姐开玩笑说：“以后你们要减肥，我就带你们走路去一趟映秀，累掉一部分，再吓掉一部分，减的数量就刚刚好了，不多不少，还特锻炼身体。”可是说完后，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终于可以好好地吃一顿了，狼吞虎咽的，差点噎死。家里什么都好吃，吃饱后就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而我并不知道那几日的成都也是一片惊慌，余震已达到了几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