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黄钟音究竟有多高？由于种种原因，黄钟音高历代有变化，迄无定准(黄钟一变，其余十一律音高亦随之而变)。对黄钟管长测定方法不统一、不科学是原因之一。《吕氏春秋》中所用的尺寸与蔡邕所说的尺寸不同，可能由于所用的标准尺具不同。还有一种叫"黍律"的，以中等的黑黍粒作为测定标准。一粒黍为一分，排至九十分，就算是黄钟的管长(见《前汉书·律历志》)。但黍粒的排法，有谓是竖排的，有谓是横排的，两者长度就相差很远。也有用另一法，即以直径三分之管，中实黍粒，以一千二百粒正好塞满的管长当作黄钟的管长。这种定律法，当然不精密，不准确。还有更荒谬的如宋代的魏汉律，竟用宋徽宗的中指、无名指、小指各三节之长相加作为黄钟之管长。这比"黍律"更远离科学。另外，外来音乐的渗入，律制的改革，都牵动黄钟音高的变易。有人统计过，北宋一代的黄钟，就有相当于西乐的#f、d、#c等不同高度的变动。
秦汉以后，生律日繁。汉元帝时郎中京房因发现十二律相生到末一律时，不能回到原来的宫音位置上，故继续往下推至六十律。南朝宋元嘉年间的钱乐之及梁之博士沈重，复将六十律往下推，生至三百六十律，则与开始之律完全相同了。不过这六十律与三百六十律都只是纸上的推算，在实际上，无论怎样先进的乐器都难以将一组音级划分得如此细密。
至于律制，后代也续有发展，如五代周世宗显庆年间发表的王朴律，明朝朱载土育所创的十二平均律等。但这些律都是在十二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隋唐时的燕乐，虽音阶是新的，但都是以传统的十二律名称去规范。故五音、七音、十二律，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旋相为宫十二律的出现，乐理渐趋精密，但是演奏或演唱受乐器和歌喉音域的限制，如用一种宫调，显得单调，不能尽情表现各种复杂的情绪。故音乐家们又进一步发明了"旋宫"之法。
旋宫的理论出现亦很早。《礼记·礼运》篇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因周时五声、七声、十二律已全，已具备了旋宫条件。
所谓"旋相为宫"(又名"还相为宫"或"旋相为均")，就是十二律中各律都可以轮流作宫音，也即是宫音可在十二律中循环往复转动。当然，决定以何律作为宫音，整个音级各音均按次推移，这是"调高"的转移。
宫音对准黄钟，则为黄钟宫(以黄钟作为宫)，如果转动内圈，将宫对准大吕，则为大吕宫。这时的夹钟就是商，仲吕成为角，林钟为变徵，夷则为徵，无射为羽，黄钟为变宫。如果宫音对准太簇，则为太簇宫，其他各音亦依次推移。这样，宫音在十二律中循环流转一次，便可得十二种不同音高的"宫"。
另外，唐《乐书要录》说："若穷论声意，亦当旋相为商，旋相为角。"照理说，"旋相为宫"本就包括"旋相为商"、"旋相为角"。但这里所说还有另一重意思，即"旋宫"理论还可用之于"调式"的转换。以宫为起音，即以宫作为乐曲的主音(在乐曲旋律中居核心地位)的称"宫调式"。五音或七音中各音都可以作为乐曲的主音，构成不同的调式。以商为主音的就叫"商调式 "，以角为主音的就叫"角调式"；这样，五音就有五种调式，七音就有七种调式。这些调式，也同样可用"旋宫"方式在十二律中流转，故五音(5×12)就可以有六十种调式，七音(7×12)就可以有八十四种调式了。古人习惯把宫调式称为"宫"，把其他调式称为"调"，如八十四调，可分称为十二宫七十二调，或合称八十四宫调。
当然，这里所说的六十调或八十四调，也都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在实际应用上远没有这么多。如隋唐燕乐的主乐器琵琶四弦，每弦七调，只构成二十八宫调。南宋词曲只用七宫十二调(见张炎《词源》)；元代北曲只用六宫十一调；明清以来的南曲只用五宫八调，合称十三调，而常用的只有五宫四调，通称"九宫"。
旋宫理论，秦汉以后稍稍废弛，至唐太宗时，祖孝孙考定雅乐，使旋宫八十四调又行。旋宫的使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明清的说唱音乐说唱音乐在明清有较大发展。一是许多古老的说唱品种得到保存、传播并不断更新发展；另一方面，新的曲种纷纷出现，有的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曲种。全国各地现存的说唱曲种共有300多个，其中很多是在明清时期形成，鸦片战争以后成熟的。
现简介几类主要的曲种：
古老的艺术--音乐人类的历史，据最近的研究，已有数百万年。我国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大约距今170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在这块大地上生息、繁衍。经过世世代代的不懈的奋斗、努力，人类创造了今天我们享有的灿烂文明，创造了各种绚丽多姿的文化艺术。
鼓词类明清时期流行于北方各省，前身是宋元鼓子词、词话。演唱者自击鼓板掌握节奏，用大三弦伴奏。唱词以七字句为主，辅以十字句。说、唱都注重吐字行腔。唱腔曲调性强，较擅长于表现大型题材。由于演唱历史故事时间较长，清代兴起选唱精彩段落的"摘唱"、"段儿书"，出现中、短篇大鼓书。清乾、嘉时期八旗子弟中盛行短篇鼓词，有《红拂私奔》等作品，称为"子弟书"；其音乐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因文词过于雅训，曲调沉缓，不到百年即衰亡。
鼓词与各地民歌、小曲结合，形成名为"大鼓"的鼓词类说唱品种。清末全国已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等10余种大鼓。流行于河北的西河大鼓，前身是木板大鼓。清道光、咸丰年间，艺人马三峰加以改革，用铁片代替木板，用大三弦代替小三弦，使之日趋完善，不久由农村进入城市，对各地大鼓书影响很大。
山东梨花大鼓，也是先流行于农村。晚清刘鹗《老残游记》说它"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间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故事"。梨花是犁铧的转音。进入城市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艺人王小玉创"南口"一派，曲调刚健明快；另一派称"北口"，曲调浑厚质朴。
京韵大鼓也叫京音大鼓，主要流行北京、天津一带。它在木板大鼓基础上，与子弟书结合，不断吸收京剧、梆子腔等音乐发展而成。曲调流畅明亮，强调字正腔圆。刘宝全、白云鹏等以北京话说唱，伴奏除三弦外增加四胡。刘宝全嗓音清脆明亮，高亢挺拔，对京韵大鼓的发展有卓越贡献。
弹词类 源于宋以来陶真及词话，元末杨维桢《四游记弹词》已见弹词之名。明中叶已在江南流行，清代中期，除苏、杭、扬及南京等地城乡外，还流传北方大中城市。出现了一批优秀弹词艺术家，如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他们在音乐上都有其独特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形成"陈调"、"俞调"、"马调"等不同唱腔流派，对弹词音乐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40年后，弹词进入上海，女艺人增多，产生"弹词开篇"、"拆唱"等短篇演唱形式。后世较有影响的弹词类曲种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长沙弹词、浙江犁铧文书等。
弹词以琵琶、三弦等弹拨乐器为主要伴奏，音乐曲调性很强，演唱风格细腻。
牌子曲类明清时期利用民间流行小曲曲牌，以一定方式连接成为套曲来演唱故事，称为牌子曲。与宋元诸宫调形式相仿，而曲牌不同。北方有流行于京、津的"单弦牌子曲"(也叫"八角鼓")，流行于河南的"曲子"(也叫"鼓子曲")等。南方有"四川清音"、"广西文场"等。结构方式一般是：
曲头--若干曲牌连接--曲尾各地有许多共同的曲牌，如《银纽丝》、《寄生草》、《叠断桥》等。北方多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南方则是琵琶或二胡。其它还有"道情类"、"琴书类"等大的说唱形式，每类都有多种曲种，它们的曲调、伴奏乐器及演唱方式也各有特色。
少数民族中也有自己的说唱音乐，如蒙古族的"好力宝"、白族的"大本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