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云倚天一日倾，铁星亡国法当烹。尚将六郡金谷数，丐死万一充虞衡。呜呼！周铁星，十抽一椎百万钉，誓刳尔髅作溺罂。铁星碎，地启，天开懵。”此处周铁星即为周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6载：“周仁，即周铁星，刺敛臣周？也。”又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纪隆平》载： “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锻工，稍习吏事，性资深刻。与士德同心眀力，躬亲细故。三月癸巳，士诚来自高邮，服御器用皆假乘舆…… 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议始定，时十八年秋八月也。”杨维祯（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晚号东维子，山阴人，元末大文豪。对于杨维桢在政治上是“贰臣”还是“全人”，明清两代学者众说纷纭。但从他留世诗文的内容看，杨维祯政治态度的复杂和多变非常地明显：在张士诚入吴前，杨维祯极力维护元朝的统治，在《圻城老父射败将书》一文，杨维祯以元为“统一”，称张部为“寇”；他赴睦州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后，希望元将移刺九九“复吴没地”。而在张士诚据吴后，又对其割据政权大作颂文，谏言献策，具“五论” 及复书，在《上张太尉诗》中称道：“珍重晋公经济手，中兴天子复神州。” 到了明洪武，杨维祯又表示出了对朱元璋统治的肯定，其在《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中云： “有明受天新命，开基金陵，百辟效职，百将效忠，实君臣千载一时之会，所以创大业臣妾天下，皆国家善于用人也。” 在洪武三年舟游秦淮河时，又作诗云： “舟泊秦淮近晚晴，遥观瑞气在金陵。九天日月开洪武，万国山河属大明。礼仪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皇城。莺花三月春如锦，万姓歌谣贺太平。” 这里可以看出杨氏对明太祖的统一大业及太平盛世景象的肯定。此篇《周铁星歌》应作于明洪武初年，考虑到杨维祯复杂多变的政治态度，以及当时出于明哲保身等客观因素，这段对周仁的记载，有过分诋毁张士诚割据政权的嫌疑，实不足取。
第二篇记载撰文者陶宗仪（1316－？），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一生著书授徒，不应辟举。《明史》载陶宗仪“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举为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谘，亦不赴。洪武四年诏征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举人才，皆及宗仪，引疾不赴。晚岁，有司聘为教官，非其志也”。此人“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厘。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从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内容来看，成书时间应在张士诚割据政权的最后几年，著述的内容没有受到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南村辍耕录》卷29《纪隆平》中，他直言张士诚二月壬子朔据吴时，“劫掠奸杀，惨不忍言……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卷28《醋缽儿》中，痛斥张士诚属下平江路判官俞俊的贿官行为。可以认定陶宗仪所记载的内容最为中立和客观，对周仁的记载应以此为据。
三、从有关周仁的记载简析元末张士诚割据政权下吴地文人的政治态度和走向上节中三篇对周仁的记载，都是来自于元末流寓吴中的文人，郑元、陶宗仪、杨维祯，他们同时亲身经历了张士诚割据政权在吴地的统治。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周仁的评价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这恰恰反映出元末吴地文人在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时期不同的处世态度，以及对张士诚淮吴政权所表现出的三类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态度。
陶宗仪所代表的是当时不仕任何政权、隐逸于林、高蹈避祸的一类文人。“元末腥秽，中华贤者，先几远志，非独远避兵革，而欲引而逃于弓旌征避之外，倪元镇隐梁溪，杨廉夫隐干将，陶南？隐泗泾，张伯雨隐句曲，黄子久隐琴川，金粟道人顾仲瑛隐于醉季，先生（指吴镇）隐于乡”。这种隐逸文化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典型的非主流文化长期存在，且当战乱时会显得更加广泛和突出。当时身处吴地的王冕，亦曾作诗云： “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 诗文所言不免有些夸张，但元末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隐逸倾向的广泛，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深刻体会到。
第二类则是归附于张士诚政权的文人士绅。《明史》载：“士诚据吴，颇收召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 《清闵阁集》序中述到：“东吴当元季割据之时，智者献其谋，勇者效其力，学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后。” 当时在吴地定居，归附张士诚的知名文人，既有时称“吴中四子” 中的高启、杨基、张羽，还有“北郭十友” 中的徐贲、余尧臣、王行，张翥、饶介、张宪、陈汝言、苏昌龄、陈基、戴良、鲁渊、张经、方以常、陈秀民、周砥等， “客之所聚者几七千人”。笔者简析其原因，可从张士诚淮吴政权下江南文人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改变上得到一些答案。自元朝始，江南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做了近一百年的末等阶层——— “南人”。元朝政府又长期取消科举制度，使得吴地文人失去了走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可谓“负经世之术，度日不可为”。而在张士诚的政权下，他们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明显提升。《隆平纪事》载： “吴王士诚议开取士科，用经艺。令曰： ‘有德者有言。士之尊圣贤、抱大用者心必和平，词抒浑雅。自今所取，务合经术，毋采诡奇。’” 除外，张士诚还善于用兴学来拉拢文人，并给予归附文人优厚的待遇，“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开宾贤馆，立乡学。开馆以礼宾客羁寓之士，所赠遗及饮食、宫室、舆马、供帐甚盛，凡四方名土避地东南者，咸归焉。
又立乡学，凡民间遣子弟入学者，予以衣冠，月给廪米五斗”。可见，不论从生存层面还是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需要，文人的思想认识必然深受当时社会环境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入仕做官，把有没有做官，官做到多大，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因此，元末众多吴地文人归附于张士诚政权，为其歌功颂德，亦在情理之中。本碑文的撰写者郑元，便是其中一个。
对于吴地文人大多依附于张士诚割据政权，纵观元末明初这段历史，笔者认为其关系并不牢固。高启曾仕淮张为参政，但二年后忽然归隐青丘；杨基“张士诚时辟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又客饶介所”；戴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 到了张士诚政权后期，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和政权上的日益腐化，更多吴地文人选择远离张士诚，逃避政治，归隐山林。但明朝建立后，他们又开始为朱元璋的新王朝所效力。按《明史·文苑》载：洪武二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纂修《元史》，“征山林遗逸之士”，其中陈基、高启、谢徽（长洲人）等在纂修官之列，后又召诸儒纂礼乐书，杨维桢、唐肃等在礼局。洪武三年二月，下诏重开史局，王彝、高逊志、张简、杜寅等吴地文人居纂修官。可以看出，在明初大型国书的编写工作中，很多吴地文人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且“阅六月，书成，诸儒多授官”。对于这种不稳定的依附关系，杨维祯虽也深陷其中，但还保留了一分清醒。他在《送王公入吴序》中写到： “淮也吴之客七千，异于妾妇者几人？” 在此我们无意去讨论吴地文人的忠节与操守问题，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三个不同的文人，记载了三个不同的“周仁”。这恰恰从侧面反映出在元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时期，吴地文人的复杂而多变的政治态度和走向。他们所做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我们实不能以“全人” 还是“贰臣” 这类单一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们。
结 语
有关张士诚割据政权的记载，由于史料的缺失，以及明初政治压力等诸多因素，直至明代中叶才慢慢出现，如吴宽《平吴录》、吴国伦《陈张事略》等。到了清代，则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周昂《元季伏莽志》等。而民国学者支伟成在参考大量历代文献史料后，辑为《吴王张士诚载纪》，可谓集大成者。但其记述，均侧重于元末军事和人物，对张士诚割据政权据吴时的统治政策，则记录不详，无从考证。本文论述之《平江路总管周侯兴学记碑》，不仅记载了当时张士诚割据政权在吴地的兴学活动，还反映出了其“寓兵于农，互相团结，可战可耕” 的农业和军事相结合的战时施政策略，以及“吴东际海，非有绝险以为之限” 的军事地理见解等，这些都为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和研究元末张士诚割据政权和其统治下的苏州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责任编辑：陈根远 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