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目的，所以他将最初筹募的启动经费就径称为“投资”。他希望在将景教仿刻碑运到纽约时，美国的博物馆、大学或富有的收藏家能斥巨资收购这通景教碑，以弥补自己环球航行所付出的巨额支出，但令何乐模失望至极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原来对何乐模获取景教碑计划表示支持，对收藏景教碑抱有浓厚兴趣的博物馆、机构以及个人，都不愿意出资购买何乐模带回的仿刻碑。何乐模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中表达了对美国文博机构和富有收藏家无人收购仿刻碑的强烈愤懑之情，他想通过仿刻景教碑获利的想法至此破灭了。
在等人上门收购无果后，何乐模只得与之前已沟通过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同意将仿刻景教碑作为借展品陈列在该馆，每周五天免费参观，其余两天也仅收0．25美元门票。在这一规定之下，更无人愿意出资购买仿刻碑。因而尽管协议中规定借展时间为六个月，但实际上却持续了八年之久，即从1908年直至1916年。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邀请，在欧美各国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过程的演讲。
1916年，纽约的一位天主教徒乔治·利里（GeorgeLeary） 夫人出资购买了仿刻碑，并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10月21日，何乐模乘船从纽约出发，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11月26日抵达罗马，何乐模代表利里夫人将仿刻碑赠送给教皇BenedictXV。实际上，此前何乐模已经向教皇赠送了一通仿刻碑的模造碑。
五、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影响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有关此次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成果和影响，何乐模本人认为有五个方面，分别是：1获得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精准的复制碑，并于1917年初放入罗马拉特兰博物馆永久展出。
2从1908年到1923年，何乐模在出售仿刻碑无望的情况下，向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分发用石膏铸造的模造碑。
列表如下：景教模造碑分布地点一览表（截至1923年）序号国家城市机构1 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2 印度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3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国家博物馆
4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
5 西班牙马德里国家考古博物馆
6 墨西哥墨西哥城国家博物馆
7 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大学
8 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
9 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
10 意大利罗马 圣经研究所
11 德国柏林国家人类博物馆
12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3 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罗伯特大学
以上所涉13个国家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其中欧洲6个、北美3个、南美1个、亚洲3个。
应该说，何乐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分发模造碑的举动，真正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虽然原碑位于西北内陆腹地的西安城，一般的西方人很难一睹其真面目，而仿刻碑以及模造碑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分布，就使得更多的学者、民众能有幸看到与原碑基本相仿的体量、造型、文字、图案等。
3由于何乐模在西安仿刻景教碑的行动，引起了清廷和陕西地方官府的警觉和重视，风吹雨淋了300余年的景教碑被移入碑林，得到妥善保护。在何乐模看来，长期以来，西方驻华传教士和北京外国公使馆虽然努力多次，但均未能促成景教碑的永久妥善保护，而仿刻景教碑的行动才最终推动了原碑移入碑林。
4何乐模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学、博物馆、学术团体乃至私人聚会等，就其赴华历险和景教碑发表了50多次图文并茂的演讲，这些活动对景教碑的宣传，远远超出了以往西方传教士和少量学者们所撰论著的影响。
5何乐模不仅接受众多报刊记者采访，经由报刊发表其获取仿刻碑的经过，而且还整理自己在华的日记，在诸多国家的科学期刊、通俗杂志、报纸上撰写学术、考古报告，以及普及性文章，并于1923年在伦敦出版了《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该书1924年即再版印行。何乐模的大量著述与其广泛演讲相互呼应，通过多种途径宣扬了个人的冒险经历和重要成果，同时也促进了众多国家学者、民众对景教碑以及西安、陕西和中国的认识。
当然，何乐模所提出的这些影响都是从肯定个人成就的角度出发评述的，而纵观当时的中西方舆论，尤其是欧美人士，对他的行动也并非一片赞扬之声。
由于此前大量来华的所谓“探险家”、“旅行家”、“学者”等西方人，在北京、洛阳、西安等古物众多之地频频有偷窃、破坏、割取文物古迹的行径，日渐引起国人和在华西人的关注，何乐模此次获取景教碑未成后仿刻景教碑运往纽约一事，经由中西报刊报道，使得当时人尽皆知。在华西人团体为了阻止西方人借助其治外法权等特权在华肆无忌惮地采取卑劣手段低价购买、偷窃文物的行径，遂于1908年成立了中国文物委员会，作为与西方各国地理学会等组织沟通联络的桥梁，以通报在华盗取文物的所谓“学者”和“探险家”的姓名、身份等，进而达到阻止乃至消弭西方人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该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轰动一时的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一事所促成的。
中国文物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在华西方人盗取文物的行径更加不易隐藏，也易为中国和西方民众所知，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除该委员会外，在何乐模之 FritsHolm，MyNestorianAdventureinChina，APopularAccountoftheHolmNestorianExpeditiontoSianFuandItsResults，FlemingH．RevellCo．，NewYork，1923，p．311．后前往西安游历、探险的欧美人士，如美国克拉克探险队负责人克拉克、遍历中国18省的美国地理学家盖洛、英国领事官台克满以及美国博物学家安得思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对何乐模的行动也有所记载和评述，虽然不尽准确，但言辞之间暗含贬责与嘲讽。何乐模在1923年版《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对这些英美人士的记述也一一进行了点评，力图为自己的行动正名，但从在西安时传教士对其计划的不支持，到沿海报刊对其行径予以揭露，再到西方人的贬责，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何乐模获取仿刻景教碑实际上一直存在褒贬并存的两种观点。
结 语
1907—1908年丹麦探险家、记者何乐模前往西安仿刻景教碑，并运往纽约的事件，是近代西安中西交流史和基督教史上的大事之一。一方面，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举动，直接促进了陕西官府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妥加保护；另一方面，何乐模就获取仿刻景教碑的过程在欧美各地发表了大量演讲、论著，同时，还将仿刻碑模造13通，分送世界多个国家，这些活动也都大大促进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将清末西安、陕西和西北内陆的情况介绍给西方民众。虽然何乐模获取景教碑原碑的计划带有20世纪初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浓厚色彩，其仿刻景教碑的行动是在当时西方人大量掠夺、盗取中国文物的背景下发生的，无疑应予批判，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其行动也在促进景教碑原碑保护、扩大景教碑影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王原茵 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