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嵩高灵庙碑》比较研究
张永强
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五月立于陕西华山的《大代华岳庙碑》是北魏早期的一通重要碑刻。由于此碑碑文与北魏《嵩高灵庙碑》相似，以前的学者往往将其作为校读《嵩高灵庙碑》的参考资料，从而将《嵩高灵庙碑》残泐的绝大部分碑文补充完整，而相对的《大代华岳庙碑》本身的研究和考释文章却少得多。《大代华岳庙碑》的被忽视，一是因为它的拓本出现较晚，二是原碑现在下落不明，拓本罕见。相比之下，至今仍矗立于嵩山中岳庙内的《嵩高灵庙碑》就幸运得多，因原石尚存而备受学者推崇。现根据有正书局石印剪裱本对《大代华岳庙碑》进行了整拓复原，并对其立碑原因、立碑者、立碑时间、书丹者、碑式以及拓本流传和碑石存佚等基本问题做一考证，兼及考辨《嵩高灵庙碑》的立碑时间、书丹者等问题。本文的写作承蒙恩师徐自强先生、吴梦麟先生的悉心指教，特此感谢。
一、著录与拓本流传
《大代华岳庙碑》先后著录于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宋欧阳蓒《集古录目》卷三；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碑目、卷二十一跋语；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以及清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八、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等多种金石学著作。目前，仅有清末民初有正书局的石印本传世。此本已经剪裱，碑文计四十五页，每页四行，行七字不等。碑额失拓。封面题“海内孤本 大代华岳庙碑”，扉页题“大代华岳庙碑 福山王文敏公秘笈”。末页有清光绪丙午（1906） 八月王馞观款和丙午（1906） 秋、丁未（1907） 三月罗振玉跋文二则。卷内钤印两方： “芝阁眼福”、“铁云长寿”。
这个拓本，先由福山王懿荣得于刘喜海处，庚子之变（1900） 王氏殉国后，转归刘鹗。1906年至1907年间曾由罗氏题跋。1909年阴历七月初八，刘鹗遭流放暴卒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大代华岳庙碑》原拓孤本就此下落不明。
徐珂《清稗类钞》： “《大代华岳庙碑》，屡见著录，而海内仅一本，为王文敏所藏。” 现日本中村不折藏明拓“剖” 字不损本《嵩高灵庙碑》，后有清末书法家赵世骏题跋数则，其中透露出《大代华岳庙碑》的一些消息，既可以印证徐珂的说法，又说明在当时《大代华岳庙碑》已经是名噪一时的名碑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十二日赵世骏跋一：“初，祭酒得西岳灵庙碑，为海内孤拓；而王孝禹观察得见此本，方评直间，祭酒遽以重价夺之而去，语观察云：吾将以配西岳也！乱后，祭酒家物多散佚，西岳灵庙碑亦不复存。”清宣统二年（1910） 五月十八日赵氏跋二： “戊申（1908）冬，罗叔韫以华岳灵庙碑石印本见贻，即王祭酒本，散出后为刘君铁云所得，以校此碑，其文悉同，第将嵩岳改从华岳语耳。”
刘铁云得到《大代华岳庙碑》的确切时间，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确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鹗挚友、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曾借用刘鹗所藏善本碑帖不下百部，精印出版。如今刘鹗所藏碑帖原物多已星散，有正书局的出版物亦坊间罕睹。20世纪80年代，顾廷龙、高振川两位前辈抄录部分刘鹗题跋，整理成《铁云碑帖题跋辑存》一卷，其中有刘鹗手书“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18种残页一纸，将“海内孤本西岳泰华灵庙碑”列为第四（前三种分别是“海内第一本刘熊碑”、“海内第一本圣教序”、“海内孤本东海庙碑”）。则《大代华岳庙碑》在1902年前后从王懿荣家流传到刘鹗之手，可能性很大。
二、整拓片的恢复和碑文、题跋
现存的“海内孤本” 《大代华岳庙碑》是剪裱本，原碑的款式因此不明，这是剪裱本无法弥补的缺憾。且装裱马虎，多有错简，碑额亦失拓。马子云《石刻见闻录》云，碑阳为22行，满行50字，不知何据。今笔者穷两昼夜之功，将有正书局石印《大代华岳庙碑》剪裱本恢复成整张拓片，为碑阳27行，满行50字，另碑左侧唐人题名一行，庶使此北朝名碑的整体效果首次展示在学者眼前。整拓片宽116厘米，高232
厘米，左上端第18行至第27行有一道明显的斜裂纹，一直贯穿了碑左侧的唐人题名，可见原碑左上角已经断裂。另拓片上端第5、7、8、17、18行，下端第3行至第8行，第12行至17行因纸张损坏，造成缺字22个，而非碑泐。通过整拓复原，可见《大代华岳庙碑》与《嵩高灵庙碑》的23行、满行50字的规模相近。还澄清了一些误解，如：《大代华岳庙碑》的题名部分均在碑阳，而不像《嵩高灵庙碑》那样具列碑阴。
罗振玉《石交录》 有《大代华岳庙碑》一则，对碑文做了摘录。此后，未闻有人对《大代华岳庙碑》的碑文进行过整理发表，故有重新辑录的必要。现依据恢复后的整拓《大代华岳庙碑》全文备录，以资学者参考。
碑文
太极剖判，两仪既分，四节代序，五行播宣。是故天有五纬，主奉阳施；地有五岳，主承阴化。所以统协浑元，苞含之至用；光济乾坤，覆载之大德。
于是造化之功建，三材之道显。然后天人之际，粲然著明，可得而述。羲农造创，观象立法，王者父天母地，仰宗三辰，俯宗山川。夫西岳者，盖地理金官之宫府，秋方隐仙之都会。昔者应悬□太白之配，而宿值西陆。其山也，南及荆岷，北临岐梁，西？秦陇，东逮？潼，四塞周固而厥田上上，故谓之陆海天府，即宗周仁圣之本乡。是以岩岫怀隐遁，邦域多奇粲。太古纯□，人神杂处，幽显交通，故其威仪昂昂，不严而肃。少昊之季，九黎乱德，民浊齐明而嘉生不洁。于是神癨隐蔽而与俗殊别。降及唐虞，敬顺昊天，礼秩百神，五载巡狩，躬祀岳灵。三代因循，随时损益，有十二年巡祀之义，谓之令典。修礼明察，故能厚获神癨之□，多历年数。帝舜有王母献图之徵，武王有五灵观德之祥。报应之契，若影响之随形声。是以？祀之礼，先王所重。《诗》云： “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保之。” 又曰： “绥万邦，屡丰年。”其斯之谓也！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巡祀之礼，不复行于方岳之下。天下荡荡，神癨乏主，于是乱逆大作，奸孽萌生而礼义坏矣。亡秦及汉，不遵古始，莫能兴复，唯妄祀岱宗，以勒虚美。下历魏晋，奉礼虽丰，太守侍祠，帝不亲祀。刘石慕容，以及符氏，□窃一时，诸子杂错，耶为纷然。谣俗之或，浮1为魁。祭非祀典，神怒民叛。是以享年不永，身没未几，厥宗噬肤，旋踵灭□，□□分崩。百余年间，民生涂炭，殆将歼尽。大代龙兴，拨乱反正，刑简化醇，无为而治。圣上以轈哲之姿，应天顺民，绍隆洪绪。是以即位之初，天清地宁，人神和会。有继天师寇君名谦之，字辅真，高尚素志，隐处中岳卅余年，积德成道，感彻？虚。上神降临，授以九州真师，理治人鬼。佐国符命，辅导泰平真君。俾宪章古典，诡复岳祠，可以晖赞功美。天子显明神武，德合？真。案顺科条，安立坛治。造天宫之静轮，俟真神之降仪。及国家征讨不庭，所向克捷。虽云人谋，抑有神癨之助矣。于是圣朝思惟古烈，虞夏之隆，殷周之盛，福祚如彼；近鉴叔世，秦汉之替，刘石之劣，祸败如此。又以天师思□，受对扬之诀，乃令服食□□，诸岳灵。奉玉帛之礼，春祈秋报，有大事告焉。以旧祠毁坏，更造新庙。太延元年乙亥冬十月戊□，一时缙绅之儒，好古之士，莫不欣遭大明之世，复睹盛德之事。乃慨然相与议曰：“运极反真，乱穷则治。是以《周易》贵变通， 《春秋》大复古，泰平之基，将在于斯。宜刊载金石，乘之来世。”乃作铭曰：□□太华，时惟西岳。嵩崖冲天，四塞连属。右？秦陇，左？河曲。后□岐梁，前抵岷蜀。含灵怀润，流液沾渥。所设惟险，所珍惟馨。辱牧西戎，家给人足。年硋黎，飨兹福禄。穆穆羲皇，仰观俯察。爰制祀典，民和神悦。
唐虞稽古，率由前烈。悠悠后王，或隆或替。虔克兴，慢浊致灭。煌煌大代，应期宪章。除为宁真，洪业克昌。师君弘道，人神对扬。明奉天地，布亨五常。宗祀济济，降福穰穰。宜君宜民，永世安康！
□□杨□子，字道真，弘农华阴人。迁往秦州，即住南□。弱冠怀道，志慕灵仙。匪躬之操，简存帝心。台遣营造碑阙，功成事就，允合□□，□□书勒记焉，以美其□。
□□雍州□阳上□□字道隆，监□□造堂庙。
镇西将军略阳公侍郎凉州西海郡□□明文熙达书。□□五年岁次乙卯□月甲子朔□□□□建□立碑成讫。
刊正军戎□□荔非韬，刊正军戎白水荔非师，石匠平城丘古□□斗斤，石师统军戎荔非薄非。
左侧唐人题记
大和九年□月□日礼部郎中钱奇、华阴县尉卫□ （下残）
题跋
光绪丙午（1906）八月七日铜梁王馞观于京师。（其一）
《大代华岳庙碑》， 《集古录》、《金石略》、《金石录》、《宝刻类编》并著其目，而明以来著录家皆不之及，殆石佚久矣！刘燕庭先生校刻《宝刻类编》于此碑下注曰，存疑。偶见传本，误谓原石尚在。不然，何《关中金石记》既未著录， 《陕西通志》录华岳古刻甚备亦未之及耶？此本旧藏福山王文敏公，许平平，不肯示人。故海内人士未得寓目。文敏殉国，今此本为濂公所得，将传之影印以广其传，可为此碑庆得所矣！丙午（1906） 秋，上虞罗振玉记。（其二）
此碑与中岳灵庙碑文字略同，惟将中间嵩华词句换易而已也。《魏书》释老志称谦之初学道华山，后移隐嵩岳，故既造华岳新庙，又营嵩庙也。丁未（1907年）三月又记。（其三）
三、碑刻考证和对《嵩高灵庙碑》的补证
（一）立碑背景和立碑者
清吴玉 《金石存》在碑跋中博引史籍，认为《嵩高灵庙碑》是为纪念寇谦之，主要目的是颂扬他创立的新天师道。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探究碑刻原委，最好还是将碑刻还原到它所处的历史时代，结合碑文和史籍，以及碑刻考古学的时空观理论，加以综合研究。
自秦汉以来，最高统治者曾多次封禅祭祀宇内名山大川，其主要目的诚如《后汉书·祭祀下》论赞中所云，是为了“代兴成功”， “易姓则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蹈袭也”。北魏王朝也不例外。自公元386年建国以来，北魏先后攻取晋阳、中山、邺城等重镇，尽有今山西、河北之地。398年，拓跋皀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即皇帝位。至其孙太武帝拓跋焘时，又先后攻灭匈奴族夏赫连氏（431）、北燕冯氏（436）、卢水胡北凉沮渠氏（439，即太延元年），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南方刘宋正式形成对峙局面。六年后，一代英主拓跋焘饮马长江，北魏国势压倒了南朝。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由游牧部落鲜卑部族构成的北魏朝廷入主中原，以强烈的正统绍代观念，陆续推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推行汉化的重要举措：他们一方面祭祀孔子，拉拢、利用北方世家大族，加强统治力量；一方面遍祭域内名山大川，昭示天命所归，正统所在。甚至不远千里派遣使者返回鲜卑族的发祥地，即今天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摩崖勒铭，祭告祖先。以鲜卑贵族而行以前只有中原汉族天子才能行使的祭祀名岳之礼，本身就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魏书·礼志》所载“太延元年（439年），诏立庙恒岳、华岳、嵩岳，并树碑颂德。” 恒岳地处代国旧地（今河北曲阳县城西北70公里处大茂山），嵩岳屏蔽洛阳（《嵩高碑》：“南？淮汝，北□□□□□□□□”），华岳襟带长安（《华岳碑》：“南及荆岷，北临岐梁，西？秦陇，东逮？潼”），选择这样重要的三个区域建庙立碑，应当是经过周密安排的政治举措，是向三地官民宣示：北魏王朝“大代龙兴，拨乱反正，刑简化醇，无为而治。” 《华岳碑》是天命所归，人神幽赞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