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来看《大代华岳庙碑》。碑文题名中“台遣营造碑阙，功成事就” 的“杨□子，字道真，弘农华阴人”，与《嵩高灵庙碑》碑文和碑阴题名中提到的杨龙子也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此人具有道士和“立义将军、渭南公” 的显赫身份。但是他的“更造新庙”却是出于“台遣”，而非完全的宗教行为。诚然， 《华岳》、《嵩高》二碑中都提到了当时权势正炙手可热的道教领袖寇谦之，不过，整篇碑文的绝大部分篇幅却是以谴责以往政权的暴政，颂扬当今皇帝和新崛起的北魏朝廷的圣功美德为主，赞美寇谦之的篇幅占得有限。如碑云：“圣上以睿哲之姿，应天顺民，绍隆洪绪，” “天子显明神武，德合？真”讲的是颂扬今上；“及国家征讨不庭，所向克捷。虽云人谋，抑有神癨之助矣。”讲的是答谢神庥； “一时缙绅之儒，好古之士，莫不欣遭大明之世，复睹盛德之事。乃相与议曰： ‘运极反真，乱穷则治。是以《周易》贵变通， 《春秋》大复古，泰平之基，将在于斯。宜刊载金石，乘之来世。’” 讲的是倡议立碑者和立碑目的，皆与天师道无关。故主持建立碑阙、重修庙宇的，主要是朝廷派遣的政府官员，而不是寇谦之的门徒，这些人的官衔姓名具列：其中有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有地方太守、将军，有一般僚佐，甚至连石匠、材匠、画匠等技术工程人员，皆出于“台遣”，而都不是寇谦之天师道宗教活动的成员。因此，不管《大代华岳庙碑》也好，《嵩高灵庙碑》也好，还是没有发现的《大代恒岳庙碑》，虽然与新天师道有密切关系，但是都不能算是寇谦之的功德碑；立碑不是为了颂扬寇谦之，而是国家祭祀祈福的需要，通过昭告天地，答谢神庥，实现安抚人民，宣扬天命正统所在的政治目的。
这在拓跋焘石室铭祝中告成先祖时说得更加直接明白：“……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 （亦载于《魏书·礼志》） 宣扬的都是统一北方的丰功伟绩。而现存的《华岳》、《嵩高》二碑基本相同的碑文，这种形式在此前没有出现过，在此后也没有人采用过。尚未发现的《大代恒岳庙碑》，应该也是如此。
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八“华阴县补遗”有《大代修华岳庙碑》，兴光二年（455）三月甲午立，列为“久佚”。原被当地史志列为唐李商隐撰，毛氏辨为北魏碑文，实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所跋之《大代修华岳庙碑》。此碑对《大代华岳庙碑》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兹复摘录之：碑文……大代应期（《华岳志》误作“大唐”，今据《集古录》改。毛氏原注，下同）承天，受命绍重，基于万世。阐皇风于五叶，散神炳灵，祈之以信而神降之福，众祥并应，致治太平，灾害不作。自非诚之所感，孰能臻此。兴光元年（《华岳庙志》误作“开成”，今据《集古录》改） 九月戊戌，遣元舅、侍中、太宰、征东大将军、辽西王辽西常英，冠军将军、礼曹尚书、河内公荀尚，立节将军、安定侯直勤尼须，荐以三特，建立庙貌（笔者按：原文如此），造作碑阙，庶使明神安其居（下略）……遂命史臣为之颂曰：……朝咨上宰，建兹灵宇。正以准绳，参以规矩。材用不愆，显章有序。庶几神居，永宁其所。
题跋
此文见《华岳志》，题为唐开成元年修庙碑，李商隐撰。余读之，似南北朝人手笔，碑中官衔非唐制，李商隐集中不载，唐外戚无姓常。按《魏书》外戚阎毗传附载云，高宗以乳母常氏为保护功，既即位，尊为保太后复改为皇太后。兴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辽西公……以官爵证之，即此碑之常英也。官衔与碑合，而英又系太后之兄，故碑中有元舅之称也。
毛凤枝的跋语可谓精审得当，再次明确了北魏朝廷重修华岳庙、造作碑阙的政治目的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把《嵩高》、《华岳》二碑看做是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纪功碑也未尝不可。
（二）立碑时间和地点
《魏书·礼志》：“太延元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其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 《大代华岳庙碑》： “太延元年乙亥冬十月戊□……宜刊载金石，乘之来世。” 碑后题记： “□□五年岁次乙卯□月甲子朔□□□□建□立碑成讫”，据陈垣《二十史闰朔表》，太延五年岁次乙卯，五月甲子，则更新华岳庙到毕工立碑纪事，历时五年之久。故《大代华岳庙碑》当立于北魏太延五年（439）五月，由此又可推知故宫博物院藏明前拓本《嵩高灵庙碑》碑文中“太延□年”所缺，应是“元” 字，从而使我们对《嵩高灵庙碑》的立碑时间也有了新的认识。
由于《嵩高灵庙碑》碑文很早就剥泐过半，数百年来，关于它的立碑时间一直聚讼纷纭，先后有太安二年（456） 说、太武帝时说（钱大昕）、太平真君年间说（梁启超碑跋）、太武帝至文成帝太安年间说、太延间说等。
邵茗生1961年12月跋故宫藏明前拓《嵩高灵庙碑》时得出结论：“今此明前本十七行‘道士杨龙子更造新庙太延’ 等字，完好无损，足证此碑与华岳庙碑同为太延间立石，非太安二年，可以订正诸家之误。” 邵茗生又根据碑阳中的太延年号和碑阴“颍阴”县名的废立，再次考订《嵩高灵庙碑》立于太延时期。
钱大昕先生和邵茗生先生确定的《嵩高灵庙碑》的立碑时间较为接近真实情况：太延元年（435）始于恒岳、华岳、嵩岳建立新庙，至五年（439）五月而华岳庙毕功，遂勒《大代华岳庙碑》以纪功德。则《嵩高灵庙碑》也应刻成于太延五年（439）
前后。
关于《大代华岳庙碑》的立碑地点，清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八有“北魏华岳庙碑”一则，略云：“《宝刻类编》云：在华州……宋华阴县属华州，其云在华州，即谓在华阴也。” 以碑文观之，应当也立于华岳庙之内。
（三）书丹者
《嵩高灵庙碑》碑文中有寇谦之的名字，于是有人就认为此碑为寇谦之所书。这种观点以康有为和杨守敬为代表。直到2005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碑刻卷》仍持此说。
此外又有寇谦之门徒说、崔浩或其门徒说等，莫衷一是。最近，殷宪先生又根据《嵩高灵庙碑》碑阴第一列第八至第九行题记，断定书丹者是洛州行职王吐久万。但是，经笔者细读《嵩高灵庙碑》碑阴拓片及2008年春对原石碑阴题名部分的现场考察，可以确定第一列第八行为“洛州行职王吐久万” 八字无误，第九行二字却不是殷宪先生释读的“书也”，而当是“台遣”。这两个字抬头书写，如行款“书也”，那真可谓空前绝后了。
王吐久万也许是关中羌族酋长，其姓氏不见《魏书·官氏志》。按《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碑主王遇，字庆时，《魏书》有传，始姓“钳耳”，世为羌族豪酋，他与王吐九万很有可能有一定的联系。而王吐久万在《嵩高》碑阴题名的排列位置，位于“内者令、中常侍、羽真、征虏将军、领皇后大苌秋、使持节、侍中、安南将军、启府、洛州刺史、扶风公尉迟初真”之后， “立义将军（从三品下）、渭南公杨龙子”，以及“宁远将军（从五品上）”、“陵江将军（从五品上）”、“明威将军（六品上）” 之前，可见此人当是不低于从三品的大员。
“行职”一词在魏晋南北史中凡数见。《魏书·杨播传附杨椿传》：“播弟椿……迁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又领兰台行职，改授中部曹。” 《南齐书·百济列传》： “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南齐书·东夷传》： “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行建威将军、朝鲜太守兼司马臣杨茂，行宣威将军兼参军臣会迈等三人……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 《南齐书·东夷传》： “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尽其至诚。实宜进爵，各假行署。伏愿圣朝特赐除正。” 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行职”、“行署” 并用，都是代理职官、尚未除正的阶段，则“洛州行职” 即指代行洛州刺史职务之意。而洛州刺史尉迟初真主要在北魏朝廷任职，并未实际到任。
汉魏以来书碑多不具名。仅有例外的署名人亦多列于文末，与撰述人、刻工及造碑等同列。东汉《西岳华山碑》（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立，165年），一向被认为是汉隶的正宗。此碑的“都水椽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
是汉碑署名的著名例子。东汉《武班碑》：“纪伯允书此碑。”东汉《华山庙碑》：东汉《？阁颂》“汉德为此颂，子长书此颂。”樊敏碑： “石工刘盛，息辳书。” 南梁《萧辵碑》：“东海徐勉造，吴兴贝义渊书。” 这些石工很难说都目不识丁，至少也是粗通文墨。有的古碑没有署名的，或者非名家书写的，多半都是这些石工们的手迹。北魏早期的碑刻已经有了署名的风气，书写者、撰文者，甚至石匠、刻工，皆有题名。重要碑刻的碑阴，往往刻列从官职衔姓名甚具。北魏《太武帝东巡碑》、《文成帝南巡碑》、《嵩高灵庙碑》、《吊比干碑》、《晖福寺碑》、《南石窟寺碑》等，无不如此。故《大代华岳庙碑》剪裱本最后三页的题名中“镇西将军略阳公侍郎凉州西海郡□□文明□熙达书”一行，更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大代华岳庙碑》的书写者。由于《嵩高》、《华岳》碑文的近似和书风的酷似，则《嵩高》一碑亦为熙达书丹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四）碑式
自西晋《辟雍碑》（咸宁四年十月二十日立于洛阳，278年） 到《嵩高》、《华岳》二碑之立的180年间，由政府主持树立的精美丰碑，史籍中没有记载过。《嵩高灵庙碑》为圆首，碑额篆书四行，行二字，曰“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两旁反向剔地浅浮雕双龙图案，与碑身连为一体。这种形制、雕刻手法和篆额下的碑穿都是汉碑的典型遗制，基本同时期的南朝《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458年） 和此后的北魏《晖福寺碑》（太和十二年，488年）也保留了碑穿。近年来在山西省灵丘县境内发现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虽已碎毁，然碑额、碑座俱在，篆额阳文，亦为反向双龙剔地浅浮雕，其座为北魏早期名碑碑座仅存者。《华岳》、《嵩高》二碑的碑额和碑座形制，应该与之相差不远。
（五）碑阴题记中的“荔非”问题
《大代华岳庙碑》碑阴题名中的“荔非薄非、荔非韬、荔非师” 等，当是笃信道教的关中羌部族。《广韵》：“羌复姓有荔菲氏”，又作荔非、利非、丽飞。由于寇谦之新天师道的崛起，关中羌民除信奉佛教外，尚有不少信奉道教。近年在渭北耀县一带新发现的造像碑中，以荔非姓为主要供养人的就有四通：北魏荔非周欢道教造像碑、西魏任安保六十人佛教造像碑、北周荔非兴度观音造像座、荔非郎虎造像碑。此外，还有西安碑林藏北周荔非明达造像碑。最近的一次是1993年陕西彬县发现的北朝荔非伏生等人造天尊像记，从这些造像碑的出土范围看，羌族荔非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至耀县、东达华山、西至甘陇这样一个区域内。从时间上来说，当以《华岳庙碑》碑阴为最早。
在关中建立政权的前秦和后秦都是羌族。从《华岳庙碑》碑阴的题名职衔来看，这些“荔非”已经在北魏任职。他们与中原本土道教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
（六）佚失情况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金石学家毕沅出任陕西巡抚，主持维修华岳庙等名迹，收集上自秦汉、下迄金元的陕西金石七百余种，编撰成《关中金石志》八卷，又撰著《关中胜迹图志》三十卷，这些书中都没有收录《大代华岳庙碑》。
大概是明嘉靖年间的关中大地震时期，《大代华岳庙碑》与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同时毁损，不过残石也许尚存。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二“陕西石刻三则”柯评云： “然刘燕庭校刻《宝刻丛编》，于此碑目注存字。燕庭客秦多年，必有所据。近年淮阴李问渠，于华岳庙得残石一片，审视即此碑之文也。燕庭时所见者，或即此石。”
四、余 论
一个地区的完整石刻资料由存碑和佚碑组成，在文献中有记载却久已湮没无闻的碑刻，或者在地方史志注明已佚的碑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发掘，还是有重新发现的可能的。对《大代华岳庙碑》原碑的重访，应当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近人刘昭瑞《宋代著录石刻纂注》，载宋代著录南北朝碑刻近200种，很难说已经全部佚失。比如北齐《邸珍碑》（武平六年二月），著录于《金石录》、《宝刻丛编》、《金石略》等宋代著述，而注曰“今佚”。实际上原碑尚存，在河北曲阳北岳庙大明诏旨碑亭内，笔者2007年春曾亲至碑下，并有考证，特以僻远为人所忘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太武帝《皇帝东巡碑》，1935年由徐森玉先生在河北易县南管头之南画猫村漕河（古徐水）西岸觅得原碑；2001年，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的林鹏先生又发现了该碑的残石，并制作了拓片。199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者在大同市灵丘县城以南9公里唐河古河道台地上发现了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见载于《魏书》和《水经注》等史籍，实在是北魏石刻的重大发现；2000年，郑道昭“九仙题名”中的四仙题名被偶然发现；2004年3月在四川省荥经县发现了失传已久的《何君阁道铭》摩崖石刻，见录于南宋洪适的名著《隶释》；2008年10月，江苏镇江正式启动了清淤打捞《瘗鹤铭》摩崖刻石的活动。最近《书法丛刊》刊载了关于东汉《西岳华山庙碑》残石重新发现的报道。如果将史籍中的佚碑与实物尚存的石刻资料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应能够更为全面立体地反映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
比《大代华岳庙碑》（太延五年五月立，439年）晚129年的北周赵文渊所书《华山神庙碑》（天和二年十月十日立，567年），体兼篆隶，劲健险峻，在南北朝后期的书法中独树一帜，也堪称一代名碑，与曾同在华山的《大代华岳庙碑》分别代表了北朝晚期和早期的典型风格，见证了魏晋南北朝期间书法字体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责任编辑：王原茵 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