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琼
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末天启年间在西安出土，并于清末光绪年间入藏西安碑林。此景教碑，从历史文物和学术价值的角度，与埃及的罗赛塔石碑、约旦的摩押石碑、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授时石刻，同享世界四大名碑之誉，在中国更属第一碑。中国景教的研究，即肇始于此碑的发现。迄今中外学者于该领域的研究，亦离不开此碑。在景教碑入藏碑林百年之际，一位长期跟踪国内外学界有关此碑及相关景教研究之有心人———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路远先生，呈献给读者一部集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著作《景教与〈景教碑〉》（西安出版社，2009年）。此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自景教碑发现至今三四百年来的命运，及由该碑引发的景教研究的历程。
先生撰写此书，乃立足本职。正如书中前言所说：“博物馆是社会公益事业，博物馆的藏品是整个社会的财富”， “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其基本对象是馆藏文物，其宗旨则可用‘服务’二字概括。首先，是为学术研究机构如高等学府、科研院所，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服务，毫无保留地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并在对藏品进行科学鉴定、断代、定名及揭示其历史、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将藏品的基本信息以图录和资料汇编等形式公诸于世。另外，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社会教育，其研究工作的更广大的服务对象是观众。不仅通过陈列展览和讲解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还应通过宣传画册和普及读物进一步满足观众的求知欲；不仅要有较低层次的大众化的出版物，还应有能够反映当前学术界对某件或某类馆藏品最新研究成果的较高层次的知识性读物。”先生留意到，每天都有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观者驻足于景教碑前观赏，但有不少的参观者，并不满足于讲解员一般性的解说，而是希望对景教碑有进一步了解。另一方面，先生长期关注并跟踪国内外学者有关景教碑及相关景教的研究，了解到：中国景教的研究，以景教碑的发现为滥觞；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中国景教的研究不断深入；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的发现，更进一步促进学者对中古景教历史的深入探讨，中国大陆的景教研究出现了又一个热潮，成果迭出。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学术前沿的学者们对景教和景教碑的研究成果，或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或结集为艰深的学术专著，一般人不易读到，也不易读懂。因此，先生希望把产生于研究机构、高等学府这类“象牙塔” 中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这些对景教碑有更进一步的求知欲望的参观者和读者，以期在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基于上述的认识和考虑，先生长期跟踪、广泛收集国内外学者有关景教碑及相关景教研究的资料，并加以仔细研读，消化吸收，精心整理，最后撰成本书。
正因为作者对本书撰写的定位明确，所以在内容的取舍上，详略有别，恰如其分。
全书正文共分七章，内容围绕景教碑展开，以碑为出发点，凡与景教有关，与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传播有关者，均加涵盖。作者根据景教碑出土三四百年来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将景教碑本身及出土时间地点、景教的由来、景教碑所反映的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延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敦煌汉文景教写本的发现与研究，景教碑入藏碑林的经过等诸多方面，向读者一一道来。与景教碑关系密切者，如景教碑出土时间地点，有关唐代景教的新资料———米继芬墓志、波斯人李素及夫人卑失氏墓志、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及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敦煌汉文景教写本的发现与研究，景教碑入藏碑林的经过等方面，多所详述；关系稍远者，则较简略，或点到为止。当中有综合，有评论，广征博引，夹叙夹议，深入浅出，让读者通过阅读，对景教碑的重大历史价值，对唐初以降基督教三度入传中土的历史，有一个概要的了解。而在介绍有关景教碑及相关之景教研究的过程中，在对某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的表述中，诸如景教碑出土时间地点，某些敦煌汉文景教写本真伪及其学术价值的争议等，先生均仔细分析各位学者的观点和理据，通过比较权衡，提出其本人的识见。
全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窃以为当属第七章“景教碑入藏碑林经过”。景教碑入藏碑林，是改变景教碑命运的关键性事件，也是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丹麦人何尔谟盗运景教碑未遂直接导致的结果，相信这也是所有参观者和读者最关心和感兴趣的事情。作者先此曾在《文博》上发表《〈景教碑〉移藏西安碑林经过》一文，对景教碑的这一流迁经过作了考述。在本书中，先生在该文基础上，利用不断积累的相关资料，尤其是盗碑当事人何尔谟本人对该事件经过的自述，对旧作复加以补充修订，更为翔实地重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经过。
在这一篇章，作者首先指出民国时期续修的方志对盗碑事件具体时间和当事人语焉不详，接着列举事件见证人日本学者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中对该事件粗具梗概的记述，以及另一位事件目击者日人桑原骘藏《考史游记》中相关记载，最后将盗碑当事人何尔谟于1924年出版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探险》（MyNestorianAdventureinChina）中的自述，以及1908年6月何尔谟将景教碑复制品运抵纽约并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后，《纽约时报》7月12日采访何尔谟在华探险经过的长篇报道，与足立喜本及桑原骘藏二人的记载互证互补，如剥笋皮，由外及里，层层深入，加之配以相关历史照片多张，图文并茂，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盗碑未遂事件的始末及景教碑入藏碑林的经过，并揭示了整个事件的原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深重，历史文化遗产频遭破坏与流失海外。与当时的国人对景教碑的无知和漠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人对景教碑高度重视和关注。当时世界四大名碑中，埃及的罗赛塔石碑、约旦的摩押石碑、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授时石刻，都已经落入西方的掌控之中，唯独景教碑还在中国，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对景教碑充满野心的何尔谟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西安，目的就是为了将景教碑盗运出国，其此次中国之行可谓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何尔谟的计划，首先是“依式模刻”，精确复制景教碑，企图以复制碑替换原碑，实现其将原碑偷运出国的计划，同时也是为其计划一旦受阻所做的第二手准备，即将景教碑复制品运往西方。然而就在何尔谟正要秘密搬运之际，走漏了风声，北京政府获悉并电令陕西巡抚加以保护，通过一番交涉，得以将景教碑入藏碑林，而何尔谟只获得景教碑的复制品，因此最终景教碑没有像敦煌遗书那样流失海外，也没有像昭陵二骏那样流落他乡。正如作者所言，“景教碑之入藏碑林”，“使这块记载着基督教在唐代首次入传中土之重要史实的名碑，有了一个可靠的归宿”。读者阅至此，相信也会同样为景教碑的命运感慨，同时也为其最终的归宿感到欣慰。
本书附有景教碑碑文录文并配以精工制作的“剪裱” 景碑拓本，后者为国内著作所首见。全书插图约150幅，图版虽是黑白但清晰，印刷装帧古朴。虽不是纯学术的研究专著，但在撰写的过程中，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力图保持其学术品格，并在此前提下，追求它的知识性和可读性，让读者通过轻松的阅读，系统地了解景教碑发现至今三四百年来的命运，以及由该碑引发的景教研究的学术史，享受一席丰盛的精神正餐。本书文风质朴无华，字里行间，处处闪烁着作者对文博工作的敬业乐业精神，让人由衷钦佩！
（责任编辑：陈根远 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