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需要文学吗？
我讲一个故事吧，希望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20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工厂子弟学校工作。报到那天，校长对我说，厂里住房非常紧张，只能委屈我住一间老房子了。我赶快说，没关系的，只要有住的就行了。校长看着我，露出很高兴的样子，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又犹豫该不该说。最后在我快要跨出门的时候，校长叫住了我，说：“小王，你旁边的那个邻居……”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选择该说什么话，最后终于果断地说：“你不要管他。也尽量——当然最好不要与他来往。不管他怎样，你都不要理他。”至此，我终于明白了校长刚才的欲言又止了。“好，好。”我赶快答应。不过马上，我被一种喜忧交加的心情笼罩了。
我的邻居——“最好不理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此时的复杂心情，特别是对一个刚刚走出校门踏入社会的人来说。
在我从二楼校长办公室下到一楼时，突然校长从二楼走廊上叫住了我：“小王，你等等我。我和你一起去。”从语气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校长对我的担忧。想到校长刚才关于我邻居的说明，我又增加了一丝担忧和害怕。校长下来后，一手帮我拎包，一手搭着我的肩膀谈笑风生。不知为什么，我老是感觉他的谈笑有点做作，仿佛在尽量不露声色地消减他刚才的话给我造成的紧张。
走出校门不远，校长将我即将进住的房子指给我看，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一栋红砖砌就的老房子，两层楼。我喜欢老房子，禁不住笑了。校长看到我高兴，也高兴地笑了。房子前面有一棵大树，树下坐着两个纳凉的人，都赤着上身。看到我们过去，他们也远远地望着我们。我看到校长有点失望似的，也许他觉得这两个人的穿着太不雅了，但是他迅速地同他们打起了招呼，最后他双手抱拳，带着委托的口气说：“小王老师来自贵州。与你们是邻居了。老家远，以后就多拜托二位多多照顾啦。”“校长说哪里啦。邻居嘛，应该的，彼此照顾啦。”前前后后，始终是那个人——后来我知道他是宋师傅——说话。旁边的那个人始终沉默着，抽着烟，打量着我，无意间我与他目光相撞，看到他的面容，我心中有点发怵。他的脸上从上到下斜着一道疤痕，仿佛是被刀砍过一样。不知道是否因为这道疤痕的缘故，他的眼睛仿佛深陷下去犹如黝黑的深坑一般，让人看不清楚的同时也有点令人恐惧。脸很窄，黝黑，整个脸部让人感到有点阴森恐怖。我正在出神地思考他脸上的疤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突然意识到这样盯着人家的疤痕有失礼貌，就赶快抱歉地微笑了一下。
我与校长走进我的房间。房间很干净，校长帮着我收拾房间。突然他低声说：“刚才那两个就是你的邻居了。说话的那个是宋师傅，住你楼上，人很好。旁边那个住你隔壁，你别管他，千万少和他来往，特别是不要借钱给他。”我高兴的心情不觉又沉重起来。“好的，你放心，校长。”我说。
从此我就和我的两个邻居在一栋楼里生活了。宋师傅和另一家人住楼上，我则与“疤痕”比邻而居，同住一楼。
工作很忙，学校实行坐班制，每天早上出门，中午回家吃饭后再去上班。上班期间，同事们知道我与“疤痕”比邻而居后，都不约而同地和我说过少和“疤痕”来往的话。我也终于明白“疤痕”的情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他完全是一个流氓恶棍，这几年还好一点，以前完全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到处打架，他脸上的疤痕就是打架时被人砍了一刀留下的，还到处借钱不还，连他的亲叔叔都不要他了。不过，在我了解到他的身世后，我反倒不再害怕而是同情起他来了。
“疤痕”名叫来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原来来福很可怜，自小父母双亡，很小的时候就流落社会，以乞讨为生。后来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在出差时遇见了他，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团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没有名字。团长的父亲说，你做了好事，将来要有福气的，于是就给他取名“来福”。这个团长后来出任厂里的副厂长，离休时候还享受的是副军级待遇。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感人。后来呢？——诸位千万不要以为像许多文学故事一样，认为来福有此遭遇，一定会发奋努力学习，最后考上清华啦之类，这样的故事可能更多的发生在小说里。实际情况是——来福不爱学习，就像许多工厂的子弟一样，他最后没有考上大学，连技校都没有考上，相反，仗着叔父（来福这样称呼收留他的团长）是厂级干部，经常惹是生非，完全堕落成一个“混混”。最后还是他的叔父给他在厂里安排了一个工人的岗位才得以解决就业问题。
我与来福见面的机会很少，偶尔相遇，我也只是礼貌地向他点点头，笑一下。尽管许多好心的人告诉我他是恶棍，但是我告诉自己，他就是我的邻居。既然是邻居，就应该按邻居的礼节对待。不过，我还是记住大家的告诫，不主动找他，连照面时的问候也是相当的冷淡。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就快半年了。除了每次照面的礼节性问候，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往来，他也不来找我。渐渐地，我快忘记了我的这个传说中的“恶棍”邻居。但是有一天，来福却来找我了，使我非常意外。
那天中午下班后，我与来福在楼道里相遇，打过招呼后，彼此都默默地开各自的家门。突然来福一边开门一边扭头对我说：“你整天在家里干什么呢？我看你既不打牌又不搓麻将，也不出去玩。”“哦，”我笑了，我知道来福的文化水平很低，就尽量以平淡地、争取不对他造成任何刺激或伤害的语气说，“没什么，就看看书，唉，备备课。”来福没说什么，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家屋里。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见敲门声。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告诉我，是来福。我好生疑惑，他敲门干什么呢？是不是向我借钱？内心有点忐忑不安。我开了门，果然是他。楼道里有点阴暗，他那黝黑的脸和脸上的疤痕在阴暗中有点叫人害怕。
“我不进你家门，”来福急切地说，“你拿本书给我看。”来福似乎想做出礼貌的语气，但是又做不到，于是就显得有点奇怪了。
我有点吃惊，但是迅速压制住了这股情绪。我笑了，“好的，你进来坐坐吧。”
“不。”来福的语气似乎想要证明什么似的。
我看他很坚定的样子，就说好吧，转身进屋里。拿什么书呢？这太令人意外了，我有点措手不及，无意间看到床头上我刚才正在翻阅的《普希金小说选》，就它吧。但是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很喜欢这本书，但最后还是决定就借这本书给他。
我把书拿出来，递给来福，“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就换一本。”
“不用换了，就它了，”他说，“我两天后还给你。”
两天以后，来福没有来还书，又几天过去了，也没来，渐渐地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大概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来福来敲我的门，还像上次那样，他坚持不进我家的门，站在门外说：“兄弟，上次借你的那本书，就算你送给我了。”我赶快说“好的好的”，我并不是出于害怕，而是真心想送给他。
“还有这样的书，怪不得你整天就关在屋里看书。”他说。
我很开心地笑了。
来福望着我，身体笔直僵硬，手插在裤兜里，似乎在犹豫什么，最后，他终于决定了什么似的把手从裤兜里伸出来，用右手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我。我大吃一惊：“来兄，你干吗？”
“你先收着，兄弟，你放心，我不整你，你先收着。”
我只有接过来，来福又抽出两张递给我，我疑惑不解。
“兄弟，我相信你来的时候，厂里的人肯定告诉过你我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这一辈子是完了，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完。”
我大吃一惊。来福有女儿？他结婚了？
来福仿佛知道我的疑惑似的继续说：“她妈妈不准我带她，怕我带坏女儿。话说回来，她妈妈是对的。”他望着我，目光恳切，“兄弟，你是读书人，也是好人。假如你愿意认我这个大哥的话，就帮大哥一个忙。”来福停顿了一下，“用这三百块钱帮我买点书，就像你送给我的这本一样。具体买什么，你是读书人，又是老师，你晓得买什么书适合我女儿读。”
我恍然大悟，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不觉又高兴起来，禁不住忘乎所以地在他肩上一拍：“没问题，老兄。放心，这个周末我就能办到。”
“那好，就这样，兄……王老师，感谢你！你好好休息，我走了。”他果断地转身离去。
周末那天，我如约敲他的门，给他送书。作为一个老师，我另外送了两本书给他的女儿。那天是我与他邻居两年中唯一一次进他的屋子。来福坐在一个低矮的小板凳上（他坚持要我坐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仰望着我，说：“王老师，你给我说说，为什么《杜布罗夫斯基》里面的玛丽亚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后，就不再离开那个她本来就不喜欢的恶棍丈夫了？这不是违背爱情至上的观点吗？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玛丽亚是对的。”
……
那天我问他最喜欢《普希金小说选》里的哪一篇，他说他都喜欢。“《上尉的女儿》，”他若有所思地说，“很好。”
两年后，我调离那个工厂。走的那天，他跟我告别：“王老师，我晓得，有许多人肯定在你来时对你讲过我的坏话。你可以作证，我没有骚扰过你一次。”
我哈哈大笑，与他握手，叫他代问女儿、夫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