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文”在古代是什么含义呢？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文，错画也。”其他的古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可以看到，“文”含义是“彩色交错”。这即“文”的本义，且由此引申出“纹理、花纹”“礼乐制度”等含义。这便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四部丛刊》影宋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由此可知，“孔门四科”的“文学”是指古代学术文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这样的情况直到曹魏时期依然如此。当时能够与现在所说的文学含义相类似的是“文章”一词。古代以青与赤相配合为文，赤与白相配合为章，合起来就是“文章”，它指错杂的色彩或花纹。一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宋文帝立“文学”“儒学”“玄学”和“史学”等“四学”，文学才逐渐摆脱学术文化的含义，而开始略等于现在“文学”的含义。也就是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特征，关注文辞的精妙、美好和文章整体的结构安排，认为它们自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美。但是，尽管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它始终与人的灵魂和性情密切相关。
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化，下面再说说西方的“文学”有关概念的形成。
文学的英文为“Literature”，由Literary演变而来。其中Litera意为“文字”，Literature含义为“词的艺术”，这个含义在德文的“文学”含义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德文的Wortkunst（文学）的含义就是“词的艺术”。各门艺术都有自己特殊、专门的材料和工具，如绘画是颜色、音乐是声音、雕刻是石头等，文学的材料和工具则是文字。如果你要进行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就必须要对文字这个材料和工具的品性相当了解和熟悉，就像雕刻家要对石头等材料相当了解和熟悉一样。西方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说，没有文字、文学实践训练的人只能是野蛮人。这个观点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但它至少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要接受文字的教育和训练，只有接受了文字的训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文明”人。但一个人只是接受了文字的教育和训练——能识字和写字，并不能代表他有了“文学”的训练。文学是词的艺术，只有掌握调遣安排词的技巧和奥秘，才能说一个人懂得文学。这个含义，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得很清楚。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也就是说，写在竹帛上的叫作“文”，其规矩法度则叫作“文学”。由此来看，无论是文字还是由此而来的词、句、段落、篇章结构，都与人密切相关。只有一个敏锐、理性的人，才能够欣赏文学，才能够创作文学。上面提到的托马斯·阿奎那说文学与人是否文明密切相关，因为文学的实践关系到写作的艺术，而理性和教化只有在写作的艺术中才得到训练。总之，文学与人的教化、教养密切相关。这个含义，也恰好与Literature相关。也就是说，人的教化与教养有很多种途径和方法，但是文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种。
从中国和西方对“文学”概念的演化和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与文字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工具和材料），离开了文字，就谈不上文学。但是仅仅有文字还不行，因为不是但凡有文字的东西都称为“文学作品”，例如政府的公文、商业的广告等。所以，除了文字之外，还必须有章太炎所说的“法式”，也就是词、句、篇章结构等的安排和处理。如果这些都做得好，并且还能够给人以美感，就可以把它叫作“文学作品”。这一点可以从日常的话语中看到。我们常常说“文学性”，比如说“这本书做到了‘文学性’与‘知识性’的完美结合”。这个说法里的“文学性”即指这本书除了传达知识外，还做到了文辞的美妙。有许多书并不是文学书，而是哲学书、科学书等，哲学书是陈述观念和思想的，科学书则是传达科学知识和道理的，但是，如果它们在清晰准确地完成自己学科目的的同时，文辞和结构也非常的吸引人，让人感到一种文学的享受，我们就会说它们有“文学性”。反之，它们虽然能够完成自己的目的，但读着让人觉得味同嚼蜡，我们就会说没有文学性。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上文提到的骆宾王的文章为例来加以说明。
骆宾王的战争动员令最终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正是因为其高度的文学性。
首先是全文富有音乐的美感。全文读下来，音调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毫无软弱之气。其次是文章大量运用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富有高度的文学性——我们只简单地说说对比。在通常想象中，帝王应该是神圣而高贵的。正是在这样潜意识的观念之下，我们展开了对骆宾王此篇檄文的阅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武则天这样的形象与我们对既有的高贵、神圣的帝王形象产生激烈的冲突，换句话说，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的对比与冲突在接下来的文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结果是激起了我们对武则天的厌恶。设若我们生在当时，可能也要在此情感下投身反对武则天的大军之中了。
由此可知，是否有文学性当是区分检举信与讽刺小说的关键点了。
这一点还可以司马迁的《史记》来做进一步的说明。按现在的一般观点看来，《史记》是一部史书。但是它仅仅如此吗？鲁迅先生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史记》对于史实的记述具有高度的文学性。比如说，司马迁在对项羽的记载中，讲到其攻城略地时，他常常使用“破之”“大破之”这样慷慨激昂、响亮高亢的文字，使我们在阅读时也常常禁不住豪气满怀，仿佛与项羽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奋勇杀敌一般。不仅如此，司马迁的谋篇布局也令人击节赞叹，拍案叫绝，如对李斯的记载（《史记·李斯列传》）。我们今天都知道，李斯是秦朝的丞相，对秦朝的建立立下了不二功勋，但秦朝二世而亡，也与李斯见风使舵，将个人得失置于国家安危之上的行为密切相关。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如何“开始”展开对他的记述呢？我们来看看司马迁。他以如下的方式开头：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这一段文字完全是一幅图画：在肮脏的厕所中，恶臭的粪便旁，有一只大老鼠；高高的粮仓上，蹲着一只大老鼠……
看到这一幅图画，想来没有谁不会感到恶心，甚至害怕吧。司马迁为什么偏偏要给我们呈现这一幅图景，并且以之开始对李斯的记载呢？仅从感觉上来说，我们是在此图景所营造、所笼罩的氛围中展开对《李斯列传》的阅读的，这样的氛围会一直伴随我们随后的阅读，它会左右和影响我们的阅读。也就是说，它为我们的阅读、为我们对李斯的态度奠定一个基调、一个底色。好比一首乐曲一样，序曲为我们随后的欣赏奠定了基础；也好比绘画一样，底色是灰暗的，所有的观点、情感、态度都在这一底色上展开。这样一来，本来是毫无声音和色彩的文字，突然之间就有了声音和色彩。由此可以看出，本来是“纯粹”记载史实的史书，因为司马迁的“文学”处理，枯燥的史书也就有了文学的色彩，史书也就成了文学作品。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文学。文学就是灵魂和性情的关照术，它以感性的形式（文辞的美妙、结构的精当等）来培养和塑造一个人的灵魂和性情，使一个人摆脱野蛮的状态，而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的人。
①黄怀信主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60-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