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美的一连串博弈可知，唯一能够与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创始人抗衡的，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职业经理人。不管今后张大中是否会进驻国美，国美都不会因此打上张氏烙印，而张大中将是另一个过客式的经理人，陈晓带领国美走出黄光裕入狱事件的阴影，而张大中则带领国美走上正常经营轨道，国美会就此走向常态化。
有人说，如果黄光裕能够及时收手，他或许能成为另一个李嘉诚，也是从广东走出来，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香港造就出来的一位名誉全球的华商。
然而，李嘉诚和黄光裕生存的时代和环境毕竟不同。惯性的使然，黄光裕终于没能够成为另一个李嘉诚。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即便身在牢笼，依旧可以行使他作为国美大股东的权力。当然，他与更加熟悉国际商业规则陈晓的国美控制权之争，也显示出他的商业思维已经落后。
一个显然的事实，如果不是在2008年迅速蹿升至高位后遽然跌落，黄光裕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佳代言人之一。
而现在，他不过是这个时代里的典型财富故事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黄光裕是一个时代的产儿，似乎也注定脱离不了时代宿命。
生存为王
黄光裕出生在盛产商人的中国广东潮汕地区。
发源于汕头市普宁县寒妈径的练江，奔腾70多公里后在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附近汇入大海。从海门逆江北上，从冲积平原慢慢进入丘陵地区，沿途有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乡镇，叫铜盂镇。从铜盂镇沿着泥泞的道路再向西走上约4公里，有一个叫凤壶的村庄。凤壶村有三个自然村，曾厝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庄。
这就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的出生地。黄光裕出生于动荡的1969年5月9日，哥哥黄俊钦长他3岁，另外，他还有两位分别小他4岁和6岁的妹妹黄秀虹和黄燕虹。兄妹四个原来都是跟母亲姓曾，直到1991年才改回跟父亲姓黄。
有好事者穿凿附会，称黄光裕的名字十分富贵，含“黄金万两、光芒万丈、富裕万代”之意。其实，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黄俊烈，只有在香港的身份证件上才用黄光裕这个名字。
关于黄光裕的祖籍，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汕头市潮阳县西胪镇波美村人。其实这种说法也对，因为黄光裕父亲黄昌义是波美村人。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得知，黄光裕的爷爷以前是波美村的地主，在村里地位相当显赫。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了，黄光裕的父亲黄昌义作为“地主崽子”自然受到了歧视与欺负，所以他后来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这种怨愤，也影响到了以后的黄光裕兄弟。
从小受到歧视的黄昌义，于12岁时躲到了凤壶村，投靠了村里的一户曾姓人家，后来与曾家的女儿曾婵贞结婚，做了“倒插门”女婿。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母亲曾婵贞祖上曾经是泰国有名的侨商，生意做得很大，开了很多店铺，贩卖布料、糖、鱼、豆等，在泰国显赫一时。黄光裕母亲后来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
但是，无论是父系的土地传承，还是母系的商运亨通，都在土改、“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被碾为尘土，一家六口人挤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黄家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作者张小平在《首富真相》一书中写道：在那个经商被批判为十恶不赦、要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疯狂年代，年幼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在默默地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那份曾有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地缘和血缘上的经商体统与基因，在以后激荡起伏的商业环境中发挥了作用。和张扬的黄光裕相比，大哥黄俊钦从小性格显得十分内向，一直沉默潜行，但两人后来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及个人拥有的财富却在伯仲之间。
1985年，被生存压榨地喘不过起来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从广东贩卖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远下内蒙古。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
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但显然，这对两兄弟的打击甚大，自此离开内蒙古，改到“祖国的心脏”北京继续“投机倒把”，谋一口饭吃。在他们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元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正在内心无比焦躁的时候，黄光裕认识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希望通过一个据点来改变自己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现状。
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是3年。
1987年1月1日，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
至于创业的原始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无疑，与老乡的无私帮助不无关系。黄光裕刚到北京时，就结识了一大帮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的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先拿货，后付款。黄光裕和许钟民尤为亲密。
1964年出生于潮阳县成田镇，曾担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是黄光裕事业生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有媒体报道，称多年来黄光裕和许钟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潮好味”边吃着弹牙的牛肉丸边聊着他们感兴趣的大项目。他和黄光裕兄弟的渊源更为深远，他们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似乎是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黄光裕和许钟民第一次闯入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谋求发展。
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
据媒体披露，许钟民就像黄光裕的大哥，对其照顾有加：
在国美A股借道上市时便曾得到了许钟民的帮助；而2006年黄光裕兄弟遭遇调查门危机时，神通广大的许钟民更是出力不少。
不管怎样，黄光裕、黄俊钦两兄弟正式从“行商”变成“坐商”，拉开了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在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氏兄弟无意识中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不过，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19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那时我也琢磨过做食品生意，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做服装生意，有面料、季节性的讲究，我也不太懂。而家电相对比较定型，我觉得自己做起来还比较合适。
当时家电还是有货不愁卖，就看你能不能进到货。”后来，黄光裕在回忆当初创业情形时说。
尽管是有货不愁卖，但黄氏兄弟仍然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而当时那个卖方市场背景下，很多商家正在采用“抬高售价、以图厚利”的经营方式。
黄光裕回忆说，其实当时有“逼”的成分。因为那时的商业机构大多是国有单位，有一级、二级批发站，有自己的渠道和网络，实力比他强，门路比他多。“作为一家个体企业要想办法吸引来客户，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才行”，当时他想出的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薄利多销。
低价策略为小小的国美电器店带来了不少回头客。不仅是薄利多销，在货源上他也下足了功夫。“当时洗衣机、彩电等都是凭票供应的，要从非正规渠道得到这些货，就要去想办法。
有时候，别人有好多好多产品，却没人来买，我就想办法从他手里把货拿过来。”为了寻找价廉物美的“好商品”，国美时不时和当时很多的家电零售商们一样，从广东番禺一带贩卖了一些走私货。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得不承认黄是一个商业天才。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在这个市场上留下了很多痕迹，他首创的很多零售业拓展模式后来成为一种行业的通用模式。
连锁帝国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
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1988年，国美电器赚的盆钵皆满。但是，随后却是长达3年之久的“倒春寒”。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也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1992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南方之行，终于使中国经济“寒尽春来”。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
经过长达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然而，就在国美生意再次蒸蒸日上的1993年初，黄氏兄弟分家了。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
另一种说法是，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但很显然，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已经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
哥哥的一举一动，始终对黄光裕有着极大的影响。据黄光裕透露，黄俊钦比他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的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把国美电器做大后，黄光裕也开始进军房地产业。然而，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涉足房地产业，使他最终成为阶下囚。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
1993年，对黄光裕来说，另一件大事就是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杜鹃。
杜鹃当时是中行负责贷款业务的，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那就是黄光裕在那时就已经有意识地积极向银行靠拢，以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以支撑与他当时实力所不匹配的雄心。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黄光裕是极具能耐的，因为他们最终“人财兼得”——既俘虏了漂亮、能干的杜鹃的芳心，又取得了中行北京分行的信贷支持。
脱离了哥哥的束缚，24岁的黄光裕开始一心一意建造他的家电零售王国，并从此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书写他和国美的财富神话：1993年，黄光裕的小门面变成了一家大型电器商城；1995年，国美电器商城从一家变成了10家；1999年国美从北京走向全国……如果说黄光裕是众多厂家形容的零售市场的一个“价格屠夫”的话，至此，黄光裕初步打造了“国美”这把“屠刀”。
无疑，黄光裕也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人物。在不同的人嘴里，黄光裕的性格呈现出多样性。其秘书对他的评价是：为人仁厚，没有架子。据说他下班时经常和大厦里的保安、清洁工人亲切地打招呼。一些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也觉得，黄光裕为人直率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