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谐社会的建构格局中，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文艺工作者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都不能不参与到建构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去。文艺的参与方式，就是真实地、及时地反映人民群众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反映在这一进程中的新人物、新事件，反映那些新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为其呐喊助威，促其发展壮大：同时也要反映那些仍然大量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揭露那些打着各种光鲜旗号阻碍和谐社会建立的现象和势力，让人们认清他们的本质，并且行动起来，扫而除之，战而胜之。不能设想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帆风顺，马到成功，会如探囊取物那样，唾手可得，它必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奋斗过程，累积过程。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是有生命的，而非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生机的代谢过程，和谐的社会新质在增强、积累、发展、壮大，不和谐的历史陈渣则日渐衰颓、减少、退化、死亡，社会通过量的积聚，最终达成质的飞跃，进入和谐的境界。但任何具体的和谐都是相对的，按照对立统一的法则，和谐与不和谐作为矛盾的两极，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互换位置，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从而形成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上升。因此，从这个哲学辩证法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也不是一两代人的事，而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漫长的历史上行过程。一个和谐的境界达到了，同时新的行程，新的更高的和谐境界的追求又开始了。这样便会显出和谐社会构建的阶段性来。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质上是一个新旧交替，和谐与不和谐因素反复较量的过程，因而不可能总是风和日丽，温良恭俭让，局部的、短时间的挫折，以及为了前进而必须有的停顿（不是停滞）都是难免的，而且外部环境也不是没有变数。这就是说，对于各种复杂的情况，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保持高度的敏锐。文艺一向被视为时代的风向标或晴雨表，社会生活深处的许多细微的变化或征兆，常常会由于作家、艺术家的细致的观察而很难逃过他们穿透力极强的犀利眼光，而被呈现在公众面前，引起社会的关注。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作家、艺术家捕捉到的许多可以让人们见微知著的信息，在多数情况下靠的都是直觉，而不一定是出于理性的分析，又因其于作品中的表现，或通过人物的心理，或通过创作主体的感悟，或通过具体的场景及细节，就更容易带有某些生活原生态的品格，所以更有价值。一般读者阅读到这些信息，会警醒起来，感奋起来，以形成肯定或否定的社会舆论；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读者，读到这些信息，则会通过他们的决策，给以正面或负面的回应，采取促进或抑制的措施。只要文艺工作者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抱着积极投身和谐社会建设的热忱与自觉，就会使文艺与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既保证了文艺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供给，又保证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向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双向良性的和谐关系。无论作为广袤的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艺都需要保持这种生机勃勃的和谐的互动关系。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实践，对文艺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和谐，就不会有任何出路。
社会生活有多么广阔，文艺的领地也就有多么广阔。而社会生活的界域，其实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界域，甚至会超越这个界域。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这个关系就恰好横跨在人类社会生活与作为客体的外部大自然之间。因此，文艺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领域也就非常宽广，涉及的问题也就非常之多。笔长纸短，我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都举来作面面俱到的展开，也不必要。在这里，我主要想谈三点：（一）文艺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问题；（二）积极倡导与推进环境文艺或称生态文艺的发展问题；（三）文风与民风，文风与国运，以及文风的创新问题。
先谈以人为本的问题。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基础，是出发点和归宿点，反映了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民既是科学发展的主体与动力，又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他们既有依法享受经济发展的物质利益的权利，也有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诸项权利，以及宪法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强调，事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全面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全局，是应该贯彻到我们各项工作中去的，文艺工作者当然更不能例外。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中国的文化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孔予的“仁者爱人”、“泛爱众”、“有教无类”，孟子“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儒者“天下为公”的思想，它是中华文化的精义之一。在西方政治文化史上，人本思想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流头脑用以对抗中世纪宗教神本主义的利器，史称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稍后的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与理性，与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倡相结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人道主义体系。这种体系，当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不少资产者的偏见与局限，但是它也同时是此前各个时代人类共同精神遗产的结晶。18、19世纪西方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以德国和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圣西门都是人道主义者，巴尔扎克，特别是雨果，也都是人道主义者。被恩格斯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德国表现”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就是把人摆在他们哲学体系的中心地位的，康德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朋友费尔巴哈，更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人道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虽然由于工人阶级处境的悲惨和工人解放运动的曲折和艰辛，使他们不能不愈到后来愈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自《共产党宣言》以来，当他们把解放全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时，他们断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时，张扬的正是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19世纪的俄国，进入了斯拉夫文化的启蒙的辉煌期，出现了一批文化巨人，包括思想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特别是托尔斯泰；画家如列宾、苏里科夫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总之，19世纪全球性的文学的和艺术的批判现实主义潮流，其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就是人道主义。中国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伟大的旗手鲁迅为代表，标举的正是人的、个性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它标志了那个时代的本位意识在经历了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压抑之后的自觉。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更多借鉴的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人道主义，还有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而较少受到孔孟儒者在礼教约束下的中国古典人道主义的影响。这在中国人道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但在此后以救亡图存为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特别是国内战争中，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强调和血腥斗争现实的惨烈，复仇的渴望与呼声，盖过了人道主义的微弱脉息，虽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给医务工作者的题词中曾提过“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但在文艺作品中，更多的是如《穷人恨》、《血泪仇》，甚至如《白毛女》这样的作品，也主要着眼于阶级的对抗，而没有人去作人道主义的阐释。这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上一世纪的后五十年间，哪怕是在土地改革完成、三大改造完成、农业合作化完成，社会上已经不存在事实上的阶级和阶级矛盾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而被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整人的运动接连不断，极“左”思潮浊浪掀天。直到“文革”的冤狱遍于国中，国家面临崩溃的边缘。人道主义在阶级斗争的浊浪中挣扎。就我所见，数十年间呼唤人道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评论家、作家、艺术家，不被惩治，不付出惨重代价而有好下场的人不多。人权、人道主义、人性等问题竟成为思想的禁区。为此，不仅人道主义者个人，甚至不仅是我们的文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民族，何尝不因此而留下沉重的记忆，付出本可以不必付出的牺牲。“文革”的噩梦结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人被重新发现，人道主义的大旗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特别是在文艺界，重新被一批勇敢的人高高举起。人们重提文学艺术应该以人为中心，重提伟大的高尔基关于“文学就是人学”的论断。然而，由于极“左”的思维模式的巨大惰力，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道路走得曲曲折折。甚至出现了有的理论家昨天还在提倡人道主义，今天风向稍变，又在同一家权威报纸上发表篇幅更长的批判人道主义的文章，因而自打嘴巴的可笑亦复可怜的极端例子。理论家的人格何在？风骨、操守何在？马克思所讲的理论的彻底性何在？但这并不完全是理论家的悲剧。人道主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人类思想的辉煌成果，都是人类相亲相近的旗帜，它也是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人道主义，或称人文主义。或日人本主义，都是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的。今天，当我们的党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到执政方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的时候，不禁让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分。
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文艺工作者就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创作的出发点，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人民群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所焕发出来的献身热忱和首创精神，描写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歌颂他们的业绩和他们的贡献，特别是他们的高尚品格。对于那些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丑恶现象，要敢于揭露，施以鞭挞，让人们认清其虚假的外表下的危害社会的本质。文艺特别应该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关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民众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作家、艺术家应该以博大的心怀、仁爱的胸襟去温暖那些处于困厄境况下人们的心田，不让他们对生活、对人失去信心。对于宣扬暴力的东西，美化皇权、美化封建帝王的东西，有害于世道人心、坏人情性、误人子弟、诲淫诲盗的东西，让人消极、颓废、悲观、绝望的东西，有碍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东西，要敢于说不，敢于叫停，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艺没有强制作用，做不到言出法随，但文艺却有潜移默化的长效的教化作用，能够泄导人情，它的道德的和审美的法庭，绝对能够激浊扬清、崇善抑恶、涤荡污秽暴戾之气，使人情向真、向善、向美，使社会趋于太平。大写了人字的、人权的、人道的、人文的、以人为本的大旗，将久远地飘扬在中国文艺的高天之上，永不坠落。
再谈环境文艺的问题。我们强调人的文艺，人性、人道的文艺，强调人在文艺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文艺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自觉，并不是要把人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相反，应当人性化地善待自然，善待数以千万计的人类之外的大干世界的动植物种，与自己的生存环境建立起优化的和谐的共生共荣的关系。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无节制发展，特别是掠夺式的、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与索取，人类的生存环境大大地恶化了，全球变暖，厄尔尼诺频发，草原退化，良田沙化，江河污染，泥石流肆虐，臭氧层出现大面积空洞，两极冰雪加速消融，冰川雪线上升。人与自然界的对抗性关系的出现，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迅速，但环境恶化的步伐也加快了，全世界各国面临的生态问题，中国也每天都在发生，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把防治环境恶化的因素，把善待自然，形成人同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和谐相处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而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