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治者秩序之外，一批精神自由，特立独行的人，这就是“侠”。如果考虑到侠的言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侠”。
一、社会角色，身份认定
武术——武艺——“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金庸如是说侠的非凡武艺。极尽了夸张之能事，虽事实上不可能，而从人的性格潜能尤其现代科技考虑，则又是可能的。小说不是写实在的生活，而是写可能的，想象的生活，从这一点看，应当说有其艺术的合理性。尤其是道义与人格层面的侠，则不仅是武艺超群，而且讲“义”讲诚信。金庸小说尤其强调“孝”。这个“孝”不只是父慈子孝，而是广泛地表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一种理想人伦规范。“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则已从伦理而变为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江湖”本身有一个变换过程。庄子日：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江湖”是草野，是隐者栖居之所在；其后，变为四方，为市井：后演变为一种特定生活面、生活圈，即与主流社会脱离的，与草根阶层有着内在联系的下层群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事实上，江湖即社会，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
二、精神层面上的“侠”
从形而上的高度来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样一种杀身取义，舍身为仁，尤其是情势已居不允许的条件下，为了“义”，为了“诚”，仍奋不顾身的，不计成败得失的，那样一种进取精神、拼搏精神。例如屠狮会上，武林高手拼杀，三对三，明教对少林三渡。白眉鹰王殷天王，明知不可能取胜，仍与张无忌结盟。又张无忌苦求周芷若与自己联手，与少林对打。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不太追求权力权威，遇到什么环境，就解决什么问题，总是保持乐观，可谓特立独行于正邪之间，对江湖斗争的厌倦与叛逆，使令狐冲只有逃避江湖。看来，“浪迹江湖”始，又以“退出江湖”终，这中间包含的意蕴至少表明这个“江湖”绝非理想之境，虽然它自诩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事实上是与主流社会处于同一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之中。它的那些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运作，就实质言，与统治者，并无轩轾。只要看看各派、各帮、各宗，内部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一目了然。以明教言，教主之下有光明左右使，有四大护教法，又有五大散人，一种严密的宗派与军事组织网络，尊卑有序，等级森严。
吸引读者眼球的，往往是那种放荡不羁，无拘无束，奋发向前，挥洒自如的人生状态。也许在想象世界，在理想世界里，个人可以活得如此潇洒吧。但，潇洒是以责任为前提的，不然，只能是乌托邦，是无政府主义。
就张无忌言，《倚》一书，就是无忌的成长史，随着江湖阅历的丰富，这个孤儿，如英国流浪汉小说一样，漂泊于天涯海角，不同的是英国小说的主人公终于跻身于贵族，而无忌，在不断的上当受骗、为人作弄之后，学得一身盖世武功，却又轻武功而重情义，逐渐走上了一条忘却武功秘诀的自由之路，以至于百无禁忌，最后企望在一种“两人世界”里默然度过一生。
《倚》书中那个口号：“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含义是多重的。事实上，“倚天”在昆仑派手中曾一度拥有。当年黄容以杨过的玄铁重剑铸成，倚天剑内有九阴真经与降龙十八掌法精义。而屠龙刀内藏着岳穆兵法，只有相互砍击，始得出秘藏之宝，而剑与刀本身又削铁如泥。灭绝师太的孤鸿子与杨逍斗，剑为商人所得入汝阳王府，赵敏即有剑在握。
为了这两件宝器（相当于核武器）武林各派可以说争斗不绝，使尽了招数，要剑刀干什么？“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称霸于武林，唯我独尊是也，这绝对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独霸天下，专断独裁。整部小说，围绕寻屠龙刀展开，这是明线，暗线又包括了寻倚天剑。当然这里是以谢逊的复仇之路，也即无忌的寻父之路交叉而织成一个“密宫”。周芷若在小岛上将殷离毁容，盗得剑与刀，嫁祸于赵敏，这一笔，写得诡秘之至，直到救出了谢逊，无忌才明白真相。（赵敏早已识破，只是不说而已。不是不说，说不得也。世上的事，有多少是说不得的啊！）各帮各派，在屠狮会上充分表演了他们的阴暗心理与丑恶嘴脸（少林派倒是颇有置身事外之心，盖谢逊已为其所获之故也）。那个朱长岭为了这刀，付出了什么代价，读者该不会忘！
在这个武林之地，其实充满了邪恶、虚伪、残忍、冷酷、惨无人道、惨绝人寰。那个金花婆婆，动辄取人性命，恐怖到不动声色。为了刀，金花婆婆不惜加害谢逊。至于宋青书，为与无忌争周芷若，背叛武当，杀叔逼主，赵敏当年，也曾欲置张无忌于死地等等。武林绝对不干净，江湖从来不平静。
“侠”不是要济贫扶困么？怎么走上了这样一条肆无忌惮的害人、杀人之野蛮之路？一切阴谋，一切丑行，在这里展示无余！还没上得山，张无忌与赵敏藏身山下野村的那一对夫妇（化了装的武林前辈）是怎么惨死的？青翼蝠王韦一笑的寒冰绵掌，以及发动之后必吃人血，又有什么合理性、正义性？
无论成昆的复仇还是谢逊的复仇，从理性，从人道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为一己恩怨，可以无辜者的生命染红双手，这不是恐怖主义又是什么？滥杀无辜是恐怖主义的最大特征。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可贵的？生命！人的生命，一切生物的生命，大自然的一切生命！这不仅是环保主义，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在于，金庸笔下的旧中国是一个非法制社会，人权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保障。因此，滥杀生命，草菅人命等同于儿戏，人们也就只好在制度外、体制外想方设法去维护着自己的那可怜生存权，而寄希望于清官，寄希望于侠，这就是包青天以及三侠五义之流为百姓们喜欢的原因。
有人说：“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及归之侠也。”下层民众对侠的呼唤，诚然出于对公正社会的现实诉求，这里暗藏了一种政治的、道德的、人格的理想。有趣的是，如《三侠五义》御猫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翻江鼠蒋平，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也是与包公即朝廷相互依存的。胡适从白话文学观点出发，对俗文学给予很高评价，就曾认为白玉堂这一形象写得非常成功，却不曾细想深究，包公也好，三侠五义也好，并不代表一种新的思想诉求、新的生存方式。
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一表面结构包孕着一种深层内涵，即元末的底层反抗运动，即推翻元蒙残暴统治。明教教徒之一朱元璋（后来成为明代开国皇帝），在小说中就有对他的刻画，可谓写尽了他的权谋与野心。他轻而易举地就将张无忌的教主身份地位篡夺了，逼迫张无忌放弃了驱逐元蒙的重任，浪迹于江湖。张无忌原本就对权力无所企求，对政治并无抱负，他只是想过一种普通人的平平静静简简单单的生活，那么，他还是“侠”么，还是已经从非侠而去侠了？金庸的这一深层意蕴，事实上并不曾为众侠认同。如灭绝师太，宁可从万安寺上纵身跳下自取灭亡，只是为了不辱个人声名，而且为了峨嵋后继有人，强使周芷若受命于危难。
金庸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张无忌的侠而非侠而去侠成为金庸14部作品的发展线索。金庸明确说，《鹿鼎记》已经并非武侠小说，也并非历史小说。金说：“不顾一切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种情况，今后几千年恐怕还是这种情况。”今后是否如此，不好说。人类过去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倒也确实如此。这种权力之争在武林中以一本经书，一把利器，一个绝招为象征，“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则是武林与集权政治同一的。
积数十年历史经验，以金庸的睿智与眼光，终于他笔下的侠从天上落到了人间，那种不知生计如何维持，日常生活赖何而进行的、虚幻的英雄回归到了现实，回归到真实人生、真实人性。韦小宝呢？这个混混，也只好远走他乡了。不过，他还忘不了带上7个美女和数十箱珍宝，色与财，是不可舍的。权，可以不要了，必须交换为中国式的又一种幸福生活。
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份不明，父亲是谁？无解。母亲为妓女，韦小宝就是在妓院中厮混成长。意味深长的是，他凭着这优势在宫廷，在大内，在权力核心，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丽春院与朝廷，丽春与武林，其游戏规则竟然如此相通相似，金庸寓意之深，足证金庸识见之高。
身份确证，一直为金庸笔下人物所困，杨康如此，郭靖如此，萧峰如此，虚竹如此。血缘关系之重要在东亚、东南亚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这种文化现象，在欠发达地区或者说有色人种中，有；白色人种呢？哈姆雷特的身份困惑，让他无所选择。十九世纪的欧美以及俄罗斯亦然，今天也以另一种方式即种族歧视呈现。可见，为全球现象。人类的前行，留下的问题多多，此为一例。
韦小宝，无数政治人物的集合体，鲁迅所谓中国人的主奴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小宝，无所谓终极价值，也无所谓道德律令。欲望之满足与操守之缺席，表明人已非人，是人的现代性失落，还是人的异化，乃一历史的存在？
也许，生命的自由与狂欢，是人类共同的希冀。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作家……都知道一个可怕的事实，取悦于一百万个陌生人，比取悦于一个熟悉的人要容易。”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作者说：“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
从他们俩，我们看到：以娱乐消闲为宗旨的文学和关怀人类、民族和底层为宗旨的文学完全可以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