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究竟应该产生在什么时期？
中国社会的“上古”时代，文字的发展交替出现了甲骨、钟鼎、摩崖、竹简、绢帛等表现介质，到东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使得中国书法的发展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纸上书写较之以前任何书写媒介，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自由”。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基本目标，其实亦同衣食布帛是须臾不能缺少的，在精神生活的有限空间里，哪里有自由的局域，哪里就会有个性发展的趋向。赵壹的“非草书”，曾经描述过东汉时期的“草书热”：“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赵壹对这样的群众性书法运动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这样明确的叙写，却旁证了当时曾经发生过的书法现象。在草书诞生之前，已经有了篆、隶书体，为什么不曾经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风靡景从？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样的自由书写，竟然成为影响社会人群（当然主要还是士人）日常生活形态的自发“运动”，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考察中国书法的历史，不断由规范向自由的超度应该是一个核心因素。东汉“草书运动”的现存材料十分稀少，使得后人读到赵壹的“非草书”亦不免诧异。“草书运动”的代表人物张芝所遗作品如《冠军帖》留给后世很多疑问。孤立荦荦，难证确切，但其书体形式和笔墨运动的空前自由，以及内容的“无关宏旨”，恰恰是文人书法的特质表现，无妨将其视为“文人书法”的先导和滥觞。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对张伯英书体的继承与改造，却有了较多的信息留存。“二王”作品里占绝大多数的手札尺牍，其内容多是日常生活里最普通的问安询病之类。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学家，但他所遗文字除《兰亭序》等少数篇章外，可以称为“文学作品”的诗文歌赋几难寻觅，而所见几乎全是讯问函札。如果以书法与文学之结合更加具有综合完美的审美价值而论，这岂不留予后人诸多遗憾，也使得被称为“书圣”者的具体表现内容呈现一片斑驳琐屑？其实，这正是中国书法在王羲之之后能够成为普遍的文人行为的关键所在，也正是中国书法在乇羲之以后成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关键所在。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艺术行为，正是因为它在普通平凡简易方便到几乎人人可为而其中又蕴涵着吸纳不尽探求无极的高深技艺和浩茫意蕴，它才堪称为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伟大的现象。在这里，无妨将中国书法与人类其他艺术品类稍加比较。舞蹈是美妙的，对人的身材、形象，特别是年龄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大多数人对它只能歆羡而难以从事。文学是迷人的，但即使是一首五言小诗，如果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诗眼”“妙句”，它也难以成立。绘画是灿烂的，但比起书法，它的构图范式和敷彩奥秘依然会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现代草书大家毛泽东曾经回忆，他在少年求学时期对图画课毫无兴趣（斯诺《西行漫记》）。中国画在王羲之时代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宗炳的“六法”，其恢弘全面而又肯綮细微，至今还是中国画最基本的旨归。比较之下，书法，显然是最简单的了。然而，就在绘画“六法”产生之前，书法的“八法”也就存在着。说它简单，其实只是出于王羲之《兰亭序》里的第一个“永”字。然而，从这一个字生发演绎的书法技艺又归于无限，以至于直到今天，再伟大的中国画家都不会否定“画法从书法来”，而一个有常识的普通书法爱好者也不会说：“书法从画法来。”所谓“永”字八法，全在讲求中国书法的用笔之道。这是中国书画的特殊关系，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画家，未尝听说以写字为宗旨膜拜者。原因无他，西方文字书写方式没有产生像中国书法所包涵的文化特质。西方文字书写，也可以谓为书法，其流畅轻盈曼妙多姿，也具有美感，如果仅仅以“舞蹈美”形之，毋宁可言其动态感绝不让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书法的书写过程里显然也有精神自由的律动。差别在哪里？西方书写工具为单线硬笔，即使扩展而成排笔，其书写过程里的变化亦十分有限，而中国毛笔的软质锥形，中锋与侧锋的变换运用，其技法以及与中国文化关联之意蕴便无穷尽。中国书法，可以“笔断”而“意连”；西方书法，其字母些许之差，词语意义即远不相类，如同现今电脑文字，发一封“伊妹儿”，字母间距离稍大，也成废文。西方书法的“自由”度太有限了。因为这有限，于书写间对人的个性文采感情风度的限制，也就使得它“技仅止此”。中国书法里所具备的浑茫与清丽，流宕与谨重，放达与迟涩……诸多相辅相成、互为对应渗透的美学意蕴，归一于中和完美。最简单与最丰富的统一，在人类的精神现象里，确实只有在中国书法里才可以发现。而这种种包蕴着人类文化积淀和人生情感色彩的美学意象，又无一不是在具体的笔墨表现中呈现。只要是没有民族文化偏见者，只要是对于人类精神现象有正常体察者，绝不能对中国书法的神奇伟大视而不见。这是超越历史畛域，也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畛域的人类精神财富。比较了中国书法与其他民族书法的区别，我们还应该认识中国书法在发展中自身内部的区别。在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篆、隶两体早已大行，草、楷两体正在创成，书法的“金石”介质及相应的书写技艺浑成，中国书法的诸多重要文化因素已经具备。但是，与纸上书写的重要区别，是其“自由”程度远弗能届。甲骨上的刻写，青铜模具上的雕琢，石崖上的刻凿，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技艺形态与美学意蕴。但也正是一个“自由”的限制，使它们不可能像王羲之以后的文人书家那样即时随意的表现。工具形制的限囿，也使得在具体作品里基于作者心绪造诣的美学意蕴的单一。在一件辉煌的钟鼎书法里，有丝毫不爽的谨重，却无法表现作者个人的放逸。在一方摩崖擘窠书法上，有浩茫万里的气势，却是积年累月并非一人瞬时所为，其中的剥蚀之美非人力所造，而是岁月风雨之功。我们对先民的如足巨作礼敬愈深，也愈觉其离普通人，包括文化人的日常书写之远。叙述至此，一个使人不能不面对的心理危险凸显：这样讲，是不是会降低了从甲骨、钟鼎到摩崖书法的伟大，而这些遗存正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书法的遗珍。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伟大可能因为其和历史发展的逐渐暌离而逐渐式微，简易正因为与文化生活的紧接而大于不朽。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甲骨文产生于中国文字的初期，其表现还是未能脱离象形文字的状态；钟鼎文美轮美奂，是由反复修饰而成，其主要特质是工艺性的。摩崖擘窠的雕琢者多为苦役刑徒，石壁上的浑茫气象之美，和被迫攀崖冒死的人生苦况恰成残酷之对照。这些书法，表现的都不是作者自己。严格地讲，即使像钟繇那样的楷书创立者，也还不是具有自由书写性质的书法家。所谓自由书写，除却工具的解放和内容的随意之外，也在于尺幅简札中表现得复杂多变的美感形态。这其中的幽微，北宋欧阳修在《辑古录》跋王献之法帖时说过：“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刘熙载对这段话直截了当地评论说：“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作为韩愈在北宋的第一传人，欧阳修个人的审美情趣毋宁更加崇“碑”，但面对王献之那些远非“高文大册”的函札书简，却不能不感其意态无穷。欧阳修在考据分判中自然表述的书法审美趋向，对文人书法的特质有揭橥之效。试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即使是刻帖拓本，依然难掩其风华。一篇之中，草草数行，既可以有流贯的纵逸，也可以有点顿的沉着，“百态横生”、“骤见惊绝”，这样一幅之中意蕴多方的书法，在以前的巨制擘窠里是难以实现的。书法的工具简单了，篇幅缩小了，而内涵，特别是诉之于视觉进而引起联想的美学内涵却加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是王羲之，是王羲之所代表的中国文人。（考察王羲之的生平，可以说，他一生追求的是文化导引下的精神自由，以后的一切优秀的文人书法家，沿循的全是这样的人生轨迹）从王羲之开始，中国文人书法形成了。不是出现王羲之为代表的以简易平常的工具完成的书法，中国书法不会走向全民性：不是出现王羲之为代表的将中国书法技艺发挥无限的书法，中国书法难以成为以后历代文人追求无极的精神表征；不是王羲之为代表的文人书法在漫长的中国社会文化里代代相承，蔚成传统，中国书法除却其实用书写价值之外，很可能只是具备工艺性而如同上古之甲骨钟鼎摩崖终将成为文物。
文人书法的高峰与转折
中国文人书法的发展高峰应该是北宋一代。唐代的开明君主李世民本人的艺术鉴赏力与书法造诣极高，他的推崇王羲之既出于自己的衷心热爱，也符合先前以后中国文化传统里的普遍审美心理。历代以来揣测王羲之大量传世墨迹为李世民设计伪托之说，禁不起一个基本逻辑的推问：李世民的治世用人，涵茫且精审，能够造出世传王羲之书法之人，何不自得其名？这岂不更能证明大唐皇朝的煌煌文治？李世民何苦要将如此辉煌的业绩拱手让给一个已经死去几百年的隐士？李世民的时代，他的丹陛之下，造诣不凡的书法家若星罗云蔚，且都对他顶礼膜拜，李世民不必做秀造假，就可以稳坐书坛领袖宝座，他却要领导一班开国勋臣，做那偷偷摸摸把桂冠往死人头上戴的勾当？李世民的谦逊岂不是到了发傻入呆？其人一世文治武功，难道是在精神病状中得来？一个简单的人人可见可辨的事实是：不论是李世民，还是他的麾下众臣，虽然书艺不凡，却都还赶不上相传的王羲之墨迹。李世民的推崇王羲之，是因为王羲之确实不可企及。李世民的推崇，王羲之书法的风行，都是唐代书法文化达于辉煌的表征，但是，文人书法的真正高峰，还不在唐代。唐代的文化，与唐代政治一样，有着更多的开创与建树。其总体成绩高于宋代。但是，对于“法度”的规擘建设，使得王羲之的自由精神与法度规范，后者更被趋奉，以至唐代书法的最大成绩，是规范严而自由少的楷书大家迭出。唐代文人的政治理想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使得他们的心理比较平衡。即使像杜甫那样坎坷曲折的命运，却至死都不具隐士心态。文人的完全政治化，书法的完全法度化，书法与“高文大册”结合紧密，使得书法表现里的命运色彩和精神张力相形见弱。唐代社会疆域一统、经济发展，国家纪功、勋臣立名、富户传嗣，立碑之风遍于寰宇。在书法文化风行之中，书家的个人感情色彩不像宋代书家那样来得淋漓尽致。尽管唐代还有张旭、怀素那样个性发扬癫狂至极的书家，但在法度规范与庙堂森严面前，他们只像是白刃出袖，孤鹤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