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书院以文学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设奖。据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介绍，白鹿书院现设学术指导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白鹿丛书编辑部（分《白鹿文丛》、《鹿鸣文丛》两个编辑室，《白鹿文丛》按年分卷出版，此文丛主要收入有影响的知名作家的作品。《鹿鸣文丛》按年分卷出版，重在扶持和培养文学新人）。目前，白鹿书院正在规划建设白鹿文学讲堂、白鹿书院藏书楼、中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艺术品展览馆、白鹿会议中心等标志性建筑，规划建成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园林式庭院。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
各种书院的成立，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和现代书院的创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引起关注和讨论。学界人物从不同角度对白鹿书院的观察和讨论，使人们对书院文化及其精神有了多方位的理解和认识。
在现代书院中，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先行者。1984年，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在北京创立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出版了《神州文化集成》（50本）、《国学举要》、《中国佛教史》、《道教文化研究丛书》、《远近丛书》、《跨文化对话》等皇皇巨著，泽被深远。
张炜认为，现代书院不再依赖于一种学术思潮和少数人的思想，而应该是主动与大学教育进行高端对接。万松浦书院创办之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等5所大学，都被纳入了共同创办单位之中。同时，它还实行了自己的“院士制”，从国内外聘请了50名一流学者担任“院士”，组成“万松浦书院院士委员会”。与大学合作成为现代书院文化“对接”的一种普遍方式。白鹿书院也是作家陈忠实联合西安思源学院等有关现代教育机构共同创建，而且，它直接作为西安思源学院的文学院。用作家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要“守住中国文化的根”，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能够薪火相传。
现代书院的创办，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以书院这种形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的断裂处境，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
另一方面，现代书院以民间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和文化的关注。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起于唐，盛于宋，传统书院主要以讲学研修、藏书出版、接待访学等为重要功能，历史上，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等四大书院曾盛名天下。今天兴盛的“书院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
在日渐世俗化的当前精神处境中，虽然也面临一些责难，有时候，甚至还遭遇一些市场经济中生存面临的巨大困难，两年来，万松浦书院还是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不仅传统文化议题在这里得到了激烈的讨论，而诸如“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研讨会、“应试教育”研讨会等各类当前社会及文化问题，也常常进入到书院这种民间方式的关注之中。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学界对书院创立的观察与讨论
针对中国传统书院在今天的再度出现，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对其是肯定的，他说，“其实它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努力，中国书院无疑是对现有教育机制的补充。”袁伟时说，“20世纪最后20年来，特别是中国文化书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不能自由办学等诸多限制下，它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方面，以启蒙为内容，兼容了传统文化，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第二个书院能与之相提并论。”近20年来，包括中国文化书院在内的许多书院相继建立，袁伟时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比起作家们主持的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则和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相连，它是由己故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与北大哲学系季羡林、朱伯昆、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海内外数十位著名学者于1984年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谈及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感慨万分：“中国文化书院算得上是1949年后建立的最早几个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自它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也才得以恢复。”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复兴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书院举办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共20余期。书院编辑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及函授班教材等已经出版百余种。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师资就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书院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这也反映了社会变化。在南方，有着千年传统的岳麓书院近年来也是通过与湖南大学合作，而备受关注。岳鹿书院院长朱汉民说，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鹿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作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鹿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鹿书院请进来，走出去。
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
书院体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纵观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到了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经为中华文化的承续和发展做出过无可比拟的贡献。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邢小利则表示，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各种革命及运动的“全面否定”，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正是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拨。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开始增强了，中国怎样发展，很多人开始面向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也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原刊2007年1月10日（《中华读书报》）
书院：历史深处的大学堂
杜晓英陈凯
白鹿书院今天在白鹿原上正式成立。书院话题再度令读书人口舌生津。记者不由联想起不久前凤凰卫视一档节目里的一个争论，中国最早的大学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有人认真地说：应该是京师大学堂吧，有人则说当从古代的书院算起。书院也许不能算作建制齐备的大学，但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治学、研究机构，其悠久的历史比起那些动辄数百年历史的欧洲的大学来说，却是丝毫不逊色的。这些书院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刻画了他们精神的脉络，滋育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并且丝丝入扣地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在今天，大学教育普及的情况下，几位有志于文化研究的读书写作者又着手恢复着建设书院，以期宁静地做点学问、写点文章。那么，古代的书院是什么样子呢？书院，藏匿于秀美山水的书院，藏匿于苍茫历史烟云中的书院，让我们一起拨开迷雾，寻找书院的注脚和遗迹！
苍茫尘烟里 书院兴衰几经沉浮
“书院”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当时的官方书院，如玄宗时的丽正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是朝廷用于修书和侍读的地方：而民间的书院，则是私人读书室或私人学馆。无论是官办的或民办的书院，都有一套教学行政组织，主持人称山长、山主、洞主、洞正或堂正等，还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教学人员。他们组成书院的领导班子。书院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经济独立，供给学生膳食。它拥有一批学生，按院规从事教学和生活。它掌握一批由私人捐赠或国家颁发的图书，供教学之用。
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干戈纷扰之际。有些儒者受佛、道寺庙影响，“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熹：《重修石鼓书院记》）。到宋代开始兴盛起来。北宋时期的书院蓬勃发展。及至南宋，各地书院共计50余所。历史上有名的北宋六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即形成于此时。
元代的书院自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于燕京设立太极书院，成为官立书院的开端。
明代的书院波动较大。明初，朱元璋鉴于元末教育的腐败，大力兴办学校，吸引书院的师生相继转入学校。当时安徽的书院尚寥若晨星，到了嘉靖年间，江苏的书院已增加18所，而安徽的书院已有29所了。
清初，统治者担心书院有传播反清复明思想的危险，诏令严禁。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在统治秩序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才对几所较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颁赐御书，实行开放。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又诏谕督抚于各省省会设一书院，并赐帑金作为师生膏火之资，当作样板。当时在书院讲学比较著名的，北有孙奇峰，南有黄宗羲，西有李二曲等。李二曲是陕西周至县人，曾主讲关中书院。
总而言之，古代书院与大学相似而又不同。它的特点在于：（1）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2）通过“会讲”，开展学术交流。“会讲”类似今之“论坛”，是书院交流不同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3）奖进后学，重视传、帮、带。（4）重视总结自学方法。
四大书院 照亮中国古代教育的天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书院体制被文化界和学术界广为关注。如果出生年代可以选择，当今很多青年才俊可能愿意出生在唐朝；如果求学的处所也可以选择，那么他们很可能愿意到古代的著名书院，而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四大书院，是很多国人心目中的自豪和骄傲。
这四大书院是：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书院。均有较早的办学渊源，受到朝廷的重视和赐予，对书院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1998年，国家邮政部门曾经发行了《古代书院》邮票，全套四枚，即为：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即睢阳书院）。
现如今，只有岳麓书院依然在办学，且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留学生。其余各书院或作为旅游景点开放，或仅存其遗迹。
关中书院 起于冯从吾 盛于二曲先生
在陕西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西北四大书院之冠。
关中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矫诏禁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被废。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西安知府叶承桃在万历年间名儒冯从吾“联友会讲”处，在宝庆寺旁小悉园重建关中书院，并礼聘学者李颙（李二曲）主持讲席，为李拒绝。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总督鄂善复修关中书院，再次邀请李颙主持书院，李颙再三推辞后才就聘。李颙登台讲学之初，一时“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这是关中书院自冯从吾讲学之后的再度复兴。也是清代康熙时期的著名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