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充对风水现象的诘难
作为风水现象的一种原初形式，“讳西益宅”、禁忌“太岁”、和“五姓图宅”确实包含了较为浓厚的俗信成分。对此，最先并且也是最系统地、最有说服力地去加以批判的，是东汉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27—约97）。
王充，字仲仁，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从事著述。所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于批判宗教神秘主义尤力，其中涉及风水问题的共有3篇，即《四讳篇》、《难岁篇》和《诘术篇》。
在《四讳篇》中，王充首先对从春秋到东汉社会上所流行的“讳西益宅”——禁忌在宅院西边增建房舍的习俗，进行发难：
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益西面独谓不祥，何哉？西益宅何伤于地？何害于宅神？今言西益宅谓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恶人西益者，谁也？益东家之西，损西家之东，何伤于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犹人也，人之处宅欲得广大，何故恶之？而以宅神恶烦扰，则四面益宅皆当不祥，诸工技之家，说吉凶之占，皆有事状：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岁月；祭祀言触血忌；丧葬言犯刚柔，皆有鬼神凶恶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祸。至于西益宅何害而谓之不祥？不祥之祸，何以为败？
经过一连串的排进反问，王充将一切潜在的论敌都逼上了“楼”，然后才搭起“梯”来，对他们说：于理虽谬，于情可原，请“下楼”吧：
实说其义，不祥者义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宅，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于义不善，故谓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义不宜，未有凶也……宅者，长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讳！
说了半天，原来是因为西方为上位，为“长老之地”“尊者之位”，而一山不容二虎，“西益宅”会有碍家庭成员间的尊卑秩序，故此需要运用修辞手法将“不宜”说成“不祥”，通过恐吓，予以约制。显然，这里王充反对的不是“讳西益宅”这种具体行动，而是“谓之不祥”这一修辞方法。
避忌太岁，是东汉时期民间的又一俗信活动，后来，不入风水主流的“大游年理论”就是在这种民俗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对此，王充也大看不惯。他以为：“俗人险心，好信禁忌，智者不疑，莫能实定。是以儒雅服从，工伎得胜，吉凶之书伐经典之义，工伎之说凌儒雅之论。”为此，他要正本清源，力扭风气，“总核是非，使世一悟”：
实问：避太岁者何意也？令太岁恶人徙乎？则徙者皆有祸。令太岁不禁人徙，恶人抵触之乎？则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岁之意犹长吏之心也。长吏在途，人行触车马，干其吏从，长吏怒之，岂能抱器载物去宅，徙居触犯之者而乃责之哉？……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触遇太岁之出也？为移徙者，又不能处；不能处，则犯与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则其行与不行未可审也。
既然“避太岁”如此荒诞不稽，可是，为什么又流传不绝呢？对此，王充的解释是：“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触岁，触岁不能不得时死。工伎之人见今人之死，则归祸于往时之徙。俗心险危，死者不绝，故太岁之言，传世不灭。”其实，他的这一解释有点牵强。依我看，人们之所以认为太岁之神在不同的年岁中，位于不同的方位，主要还是和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有关——万事万物皆在运动，作为其中一个分子的天神，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经常走动，巡视各地，一如他们的某些“干儿子”——天子有东西二都或南北二京一样。
如果说“讳西益宅”、“避太岁”虽和风水有关，但也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禁忌而已，那么，“五姓图宅”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风水理论。对此，王充在《诘术篇》中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驳诘：
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其有宅也，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也。谓宅有甲乙，巢穴复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独在民家，不在鸟兽何？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似指井田制），比土为田，不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
王充认为，“古者因生以赐姓”，各种姓氏的起源皆带有偶然性，而起名也大多以“信、义、像、假、类”为多，以寄托人们的某种愿望。因此，按照发音时的口型不同，将姓氏归入“五音’’（宫、商、角、羽、征）中的某一个，进而以此确定住宅方向的所谓“五音图宅”，不知从何说起？又有何根据？
在谶纬迷信横行的东汉时期，王充对“讳西益宅”、“避太岁”和“图宅术”这些早期的风水现象，能做出如此深刻、如此富有逻辑性的驳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也和古代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由于时代的限制，他还没有能力完全超越自然定命论和历史宿命论的牢笼，从神学的世界观中彻底解脱出来。例如在《论死篇》中，一方面他大批当时流行的有鬼论——鬼是人死后的精气变成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把人的富贵贫贱和生死寿天都归之于个人最初所禀受的自然之气，认为：“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地，故谓之鬼。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也。或说，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神者，申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人用神气生，其死复归神气；阴阳称鬼神，人死亦称鬼神。气之生人，犹永之为冰也：水凝为冰，气凝为水；冰释为人，人死复神”。这种将生命比拟为气的说法，为图宅术的继起者——专门寻求生气之地的风水说的诞生，提供了一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哲学框架，结果，虽然为图宅术敲响了丧钟，然而却并没有使风水术式微。相反，倒促使它进入一种比较高级的阶段。对此，王充若地下有知，也许会大发“异化”之感慨吧！
2．嵇康对“诘难者”的诘难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魏谯国锤（今安徽省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和思想家。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因愤慨于司马氏篡政夺权，绝意仕进，弹瑟咏诗，隐居山林。
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主张人应该回到自然中去。他的论文深为鲁迅所推崇，认为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相背，能打破传统的偏见。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其中的《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在风水批评史上颇有名气。
从经历上讲，嵇康和王充有些相似，晚年都绝意功名，弃职闲居；从哲学观点上讲，二人也十分相似：都认为万物皆由气生。然而在看待相宅问题上，二人却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精神。王充犹如外科大夫，他以冷峻的态度让“求诊者”去透视，待确定病灶位置，然后推上手术台，划开腹腔，切除病灶；而嵇康则像一个老中医，他面对求诊者，看看他的脸色，望望他的舌苔，把把他的脉搏，问问他的情况，待对一切有了足够的了解，然后说上几句阴阳失调，功能有碍的话，开上几服药，便告完事。他的这种飘逸、达观的性格，使他在看待风水问题时，表现出一种为当时知识界所少有的宽容和理解。
这是一篇针对友人的“宅无吉凶”的观点所做的答复文字，所以，虽为驳论，可是语气却十分轻松、十分自然，恰似一对老友炉边话闲，娓娓动听：
夫神祗遐远，吉凶难明，虽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寝答于来问，终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显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众所共非，故隐之彼非所明也。吾无意于庶几，而足下师心陋见，断然不疑，系决如此，足以独断。思省来论，旨多不通，谨因来言，以生此《难》。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无自理之道，法无独善之术。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礼乐政刑，经常外事，犹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纵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滞，立端以明，所由武断，以检其要，乃为失微；若但撮提，群愚难明，蠢种忿而弃之。因谓无阴阳吉凶之理，得无似噎而怨稼穑，溺而责舟楫者耶！
友人认为，相宅犹如卜筮，可以用其测吉凶，而不可以“为吉凶”。对此，嵇康回答说，相宅和卜筮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有本质区别：
卜者，吉凶无豫，待物而应将来之地也；相宅，不问居者之贤愚，惟观已然有传者，已成之形也，犹观龙颜而知当贵，见纵理而知饿死，然各有由，不为阍中也。今见其同于得吉凶，因谓相宅与卜不异，此犹见琴而谓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
友人认为：住宅原无吉凶，平民百姓即使营建公侯宅第，也肯定不能贵为公侯。对此，嵇康回答说，应该这样来看问题：即不认为吉宅可以独立得福，只认为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则可以大吉大利。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农民，既善于种庄稼，又选择沃土，复加耕耘就会获得好收成。现在，见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认为宅无善恶，这和看到种田人不能获得大丰收，便认为田地贫瘠有何区别！须知，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今信征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吉凶；持智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是故疑怪之论生，偏是之议兴，所托不一，焉能相通！”
有感于孔夫子大耍滑头，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乱力”，对幽明之隔存而不论，于形而上学无所贡献，却大受后人香火；而堪舆家涉足鬼神，通开幽明，言前人所不言，道前人所未道，到头来，反而落个一身不是，受人责难。嵇康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所以就在文章结尾，就应当如何对待“宅有吉凶”的问题，谈了一些原则性的看法：
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也。今执辟谷之术，谓养生已备，至理已尽，驰心极观，齐此而还，意所不及，皆谓无之，欲据所见，以定古人之所难言，得无似蝼蛄之议冰耶……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
嵇康已作古一千七百多年了，然而他的这种不“欲据所见，以定古人之所难言”的学术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新意。
3．儒家实用主义的评价
儒家以礼教治天下。而孝道是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丧礼为子女对亡人尽孝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此即所谓“完孝”，它关乎着孝道能否最终完全实现。由于意义如此重大，所以，儒家将丧礼列为人生诸种礼义中的第一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