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要把原本当作一篇导言来构思与讲授的《前期与后期》，单独地辟成另外一本小书时，几位弟子居然都不约而同地，由此想到了梁启超当年的故事。
其实，如果从自己原先的写作初衷来说，并不是在刻意模仿本院早期的哪位导师。我毕竟只是在替自己的著作撰写导言，而不是在受托来为别人的著作——具体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是为蒋百里的那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撰写序言。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篇导言跟它打算导引的正文之间，原本有着更加紧密而内在的关联，并不至于去一味地“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直到我从篇幅和体例方面都发现了困难，担心有的读者还没读到正文就感觉累了，还真没有料到会是这个结果。所谓“精神生产”，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有时会显得“神出鬼没”。——不过细想之下，又是唯其如此，才显出了它那“九牛拉不回”的力量，反要牵着作者去跟从它。
当然，从更积极和更开放的角度，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自己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从古到今、由远及近、自外向内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供发挥的话题，也就越发恣意自如地铺开来抒写了。——于是便可以说，我是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话题，饱览了太多的人生景致，而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乃至竟越写越长，一发地无法收拢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后来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才索性给进一步地挑明了，看来“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也可被凸显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生命周期”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由此，有些以前往往百思不解却又常常强作解人的事情，也就在这种视角下变得不在话下、迎刃而解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属于我对于自家生命的体悟，——甚至，说得更透彻直白一些，这正是自己在步入了生命的转折点之后，并且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困惑、失望和颓唐之余，乃至于，在不得不又先把自己从思想上“置之死地”之后，才基于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人生底线，而不得不得出的大彻大悟和不得不进行的自勉自励。
说白了，我是既不信有什么“天地之心”，也不信有什么“天地不仁”的！——如果仍是那样的一厢情愿、天真烂漫，还在盲目执信前一种不成熟的臆断，那么，又哪来的这许多解不开的人间苦难？反之亦然，如果缘此就心灰意冷、老气横秋起来，又坠入了后一种同样独断的猜疑，那么，这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之间，又岂能生得出和容得下我们娇弱的生命？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照我本人看来，这世上总还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被自己坚守与执信的，那就是不管那个“天地”，是否对我们表现出了“仁爱”，甚至，就算那个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果然露出了它的“残忍”与“不仁”，我们作为置身其间的生命体，总还可以用“仁者爱人”的态度，来怜爱和呵护自家的生命。——这也是这班寿数有限的生灵，一旦被这么“置之死地”之后，总还可以获得的生命的“底线”。在我看来，孔子当年所以要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要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无非是在凸显与坚守这样的“底线”。
这样一来，也就无可回避地意味着，我们既然已经侥幸地“受之父母”，而获得了眼下享有的“身体发肤”，从而获得了这次弥足珍贵的生命历程，那么，自然也就应当竭尽全部的所能，来营卫与呵护自家的生命，——最起码的，在那个“大去之期”终于到来之前，在这个眼前的“当下”和那个遥想的“终点”之间，还是要尽可能仔细地倾听心底的脉动和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生命的潜能。
可惜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引入另一种复杂性了，那是在孔子的时代无法逆料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切割式的“分工”，或者说，是因为它所带来的极端的“异化”，又把我们各自的“生命周期”，给改造和封闭得如此不同，仿佛这世上并没有“同一种人类”似的。——比如，如果那些四肢发达的运动员，或者天生丽质的演员，都是在青春勃发、身心欢快的当口，便已达到了他们事业的顶端，去享受各种各样的喝彩或起哄，那么，这些绝没有什么“青春饭”可吃，只是在苦等“大器晚成”的学人，却只能拖着日渐老去的身体，忍受着种种苦痛、疲惫甚至伤残，而继续向那个尚不可企及，甚至尚不可窥知的上方，拼尽了最后的气力去尝试着攀缘。
这种现代生活的残酷性，也就无可奈何地意味着，对于“命定”要来治学的人们，除了在求学阶段的那些练笔，他们真正堪称“成熟”的成果，往往就只能指望到“生命后期”的“病夫治学”了。——说得更直白些，这些学人必须拖到了比及“退休”的年龄，对抗着精、气、神的明显衰减，控制着慢性疾病的逐步侵蚀，抵制着身体上终将到来的无序化，而以意志上的刻苦、坚忍与煎熬，来守望那次等待了大半生的，却仍然不知道有没有的“后期写作”。
的确，这正是他们等待了大半辈子的，因为那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才是他们生平中的真正“转机”！事实上，也只有在咬定这一点之后，那点儿“不幸中的侥幸”，才有可能转而对他们表现在，正因为业已“置之死地”或“先行到死”了，反倒激发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想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顺势领悟到，看来那些以学术为“天职”的人们，越是能把“后期写作”启动得及时，越是能把“后期写作”进行得自觉；此外，倘若他们又能“侥幸”获得相应的“天年”，越能把自己的“后期写作”向后推延，那么，他们也就越有时间来让自家的生命，相对充分而从容地迸发出来。
这就是自己到了这个“转折点”上，所得到的既悲壮又悲凉的“彻悟”！而回顾起来，又何以偏偏会在这次写作中，得到了这样的领悟和惊觉，当然也跟此番的具体论述对象有关，毕竟早期国学院的那几位导师，也都曾严峻地面对过这样的问题，甚至也都未曾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说来见笑，我经常是不知不觉和不由自主地，就把亲身经验给太积极地调动起来，投射到对于其他生命的阅读中，由此一来，我也就经常在台灯底下读着读着，便把“书里书外”的种种不同际遇，都给懵懵懂懂地读成“同一种经验”了。
这样的交混阅读心境，如果非要动用解释学的术语，也可以勉强算作“视界融合”吧？更不消说，一旦自己就此再动起笔来，就更会发生类似的同情或“交感”了，以至于无论此番又要就谁下笔，到头来弟子们都有这样的反应：这读起来又很像老师“您自己”呀……是啊是啊！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又有哪位学者写起作来——只要他还算是有血有肉的——不会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那么，还不如索性从学理上挑明了：只要还没挨到人生的“那个阶段”，或者说，只要还没划出类似的人生轨迹，那么，不管一位研究者多么下功夫，搜罗了多少字面上的材料，也很难把握住他的写作对象，尤其是人家未曾讲明的内在动机。——所以，要是有谁哪天回过头来，发现居然是唯有你自己，才差可算是洞悉了那位对象，也不要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因为这也很可能正好意味着，唯有熬到了“那个份上”的你，才凭借着你自己独享的主体性，敞开了那个对象的内在世界，或者至少是，洞穿了他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哪个幽深的侧面……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浮想中，前两年教过的那个近代思想史课程，却被我不得不地剖分成了《前期与后期》《进化与革命》《激进与保守》《跨越与回归》四个部分。——而凡是听过那门课程的同学，都应当能回想起前边的三个题目，均曾被我在课堂上讲成过《跨越与回归》的导言。
只不过，依照我眼下已经想定的计划，只会先交出《前期与后期》的书稿，以及紧随其后的《跨越与回归》一书，以便大致交代出这方面的思绪。——至于另外的两个题目，当然也会择机再铺陈成另两本书，以免让它们落得个“胎死腹中”；只不过，依照眼下日益严峻的情况，即便由着性子全都写了出来，也只有再耐着性子压在抽屉里，先留给马克思所讲的老鼠去批判了。
话虽如此，正因为它们是在一起构思的，所以这里还是要预做一点提醒，无论这些书中的哪一本，总还会多多少少地，再牵连到另外的那几本。比如，在阅读这本《前期与后期》的同时，最好也能打开打算一并交稿的《跨越与回归》，——毕竟正是那中间论述的特定案例，才促动笔者想起了“导言”中的诸多话题，尽管眼下这些个话题，已被我相对地独立出来了。
如果进入更深的层面，而就笔者本人的写作心境来讲，那么，想到让这个话题去单独成篇了，也就不言而喻地意味着，自己是在埋头写作的过程中，对照着那几位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大吃一惊、如梦方醒地省悟到，原来我本人也已进入“后期写作”了！说起来，有点像是法国文学中的“纹心结构”，在“论述者”及其“论述对象”之间，构成了心智上的反馈或回环？——且不管是也不是，反正这下就让自己残留下来的生命，越发地显得分量沉重，乃至有点不堪其重了，因为正是在这样的领悟中，竟然映衬得自己的学术生涯，像是在接着前几位导师“往下活”……
然而，又得把话说回来。虽说真的只剩下这点“余生”了，我仍然负隅顽抗般地，不愿老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那会在无形中毁了意志和生趣。事实上，某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正是在念到这句辛词之后，我又转而发出了这样的自述：“就个人的生命状态而言，这对我是较为顺畅丰足的一个时期。无论你在书房，在课堂，在书店，都能看到我尽情燃烧的迹象。而生命潜能的极限发挥，也确实给了我抵抗流年的心理依据。”[1]这种心态，也正是我另一个标题的来源，即所谓《咏叹之年》。而且，就算那之后又过去了十年，到了再写下这些文字的当口，也还并非全无这样的可能，使得前述的那种“不幸中的侥幸”，对我本人仍以“工作年限”的形式转化出来。
虽则说，对于身体是越来越要当心了，对于精力也是越来越要节省了，对于“可有可无”的邀请也更倾向于“说不”，可至少在内在的精神唯独里，我自认为尚未露出太多的“老态”。——非但如此，如果只看求知的饥渴程度阅读的紧迫程度、思想的活跃程度、立论的大胆程度和创造的享受程度，那么自己眼下的生命状态，反而使弟子们往往感到吃惊，不知道我的心态何以如此“年轻”，从哪里来的这种兴奋劲，哪里来的这种专注度？
正因为这样，就算到了眼下的节骨眼上，而且，我也开始用“后期写作”的心态，来倒逼“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我行我素”的自由度，以便加紧和改进今后的写作了，可毕竟说起来，这至少还不意味着当即的“结清”，——也就是说，至少在我的生命现阶段，这一盘“棋局”还没有被催着去“数子”，还有不少当年下的“大模样”，其学术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也便让自己的学术生涯，迄今仍保留着相应的开放性。
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也让自己又陷入了某种尴尬。因为正是在如此的活跃中，反使自己无论正写什么书，都会在那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中，又萌生出“再写几本书”的愿望；而且，那后几种尚在构想中的书，正因为还在紧张而激越的构想中，就显得更新鲜、更要紧，也是更有学术难度，从而更像是“最终要做的事”。——我当然也知道，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自己的那些仍属于方生方成的腹稿，就总是让弟子们等得心焦，弄得他们虽然嘴上没讲，在心里也难免有几分失望……
那该怎么办呢？看起来，自己总也完不成“写作计划”了，总也不可能像别人，既自信已然是“功成名就”，又在享受这种“功成名就”了。这也就使我本人的生命历程，很可能最终“盘点”起来，会像一部残缺不全的、舒伯特意义的《未完成交响曲》。——更不消说，不管自己怎么样去抓紧，可正如我刚用前一本书论证过的，在我们人生的“天边”上，还隐约飘着“一块乌云”呢，它——
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性，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天命的不可知与不仁，代表着世事的白云苍狗，代表着世界的神秘莫测，代表着美景的稍纵即逝，代表着韶华的白驹过隙，代表着任何习惯都不能成为自然，代表着“病来如山倒”的随时降临，也代表着大去去期的绝对预约……[2]
也正因为如此，其实我早在写作那本书时，就已铁下心来告诫过自己：不管你怎样专注地阅读与运思，不管你怎样努力地锻炼和保养，也不管你多想避免在学业上“半途而废”——就像眼下在同侪那里惯见的那样——你自己的那个总想往下延长的“后期写作”，终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事实上，“我多次跟好友陈来兄念叨，活到今天这个份上，竟然无时无刻不觉得，身体就像站久了的雪人，虽然看起来轮廓依旧，甚至身形还很结实硬朗，可就是不觉间这边淌几滴水，那边又穿个小洞，真不知支撑到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化作一汪清水了！”[3]——所以说，活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就算你自己还在那里“发愤忘食”，而“乐以忘忧”而“不知肉味”，而浑然“不知老之将至”，也总会又传来同龄人的讣告，让你不禁在心头凛然一惊。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说不定还是会像自己笔下的梁启超那样，壮志未酬地面对着那个“未竟的晚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念念不忘“悲剧”的研究，就连在兴高采烈地观看足球时，都会突然又想起了“悲剧”的主题——
尽管足球并没有正面地叙说任何具体的故事，却活生生地象征着人生最残忍的一面。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联想的思绪，我们就会想到，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正是我们自己。在到处充满偶然性陷阱的有限时间内，人生的结局未必会比足球的结局更公正。那些付出努力去耕耘的人就一定会有收获吗？那些被人们普遍看好的人就一定能心想事成吗？那些具备了最大可能性的人就一定有指望笑到最后吗？只怕除了倾听冥冥运数的最终回答之外，谁也不敢在这类问题上说大话。在这里，概率论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因为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正像每一场球赛的结局都是特殊的一样，每一个人的遭遇也都是具体的和不可置换的。因此，对于种种偶然性的担忧会伴随我们始终，而一旦这种悬念被最终化解，也就轮到我们下场去休息了。[4]
而身为学者的我们，所踏上的这块竞争的“足球场”，也同样充满了这样的“残忍”，——我在悼念好友魏斐德时，蘸着血泪写下了就此的体会：
可惜Fred这一去，把许许多多的交往之乐都给带走了！而恰值此时，又有学生把列文森的遗著《革命与世界主义》译了出来，寄到我这里投稿，益发使人黯然神伤。偏就那么巧，在列文森这部死后整理出版的遗稿之前，正好印着Fred当年为自己老师所写的序文，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现在又轮到Fred的弟子们，来整理他本人的未竟遗作了！绵绵无尽的学术事业，竟这么残酷这么森严，这么一言不发着，可那中间流淌的，却都是古往今来的英雄血呀！[5]
当然，就算人生总有这样的归宿，终会来到“泰山其颓”的那一天，以自己眼下的心情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面对，哪怕是有点咬着牙面对。无论如何，我既不会像为了“知也无涯”而变得“倦殆”，乃至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庄子；也会不像为了“知识悲剧”而变得绝望，以致连命都赌给了魔鬼的老浮士德。毋宁说，自己能给出的理由是刚好相反：要是普天之下的学问与道理，竟能在哪个具体的时间点上，就被哪个人给一次性地完成了——不管哪个人是不是我——那么，等我们欢庆过了这一天以后，还能再拿什么来“过瘾”呢，还能再用什么劲头来“过活”呢？
无论如何，也只有等活到了“这个份上”，方知道中国那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成语，其中所讲的“天”不是在指别的，正是在指一个人能享有多少“天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