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的小引写毕，便来书归正传。
说白了，选择“前期与后期”这样的题目，虽说主要目的并非想要“夫子自道”，却也很想顺便回顾和清点一下自己的治学生涯。毕竟，自打从北大调来隔壁的清华之后，总要跟那几位已被奉为“神明”的前任导师打交道，每天必须先路过墙上那几双紧盯的眼神，才能来到自己位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而且，我还曾心头凛然一动地发现，那中间领衔的梁启超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又都是在自己初来时正好处在的那个年龄段，才开始了他们在清华园里的教书生涯，却又都是刚刚才为时不久便已抱恨而终了，——换句话说，这两位前辈的学术生涯虽都堪称辉煌，却又都只是在这同一座建筑里，短暂而抱憾地焕发了他们“最后的辉煌”……每当念及这些触动人心的问题，就不免充满了生命的危机感，在脑际里萦绕着终将到来的时限。
只不过，一旦再放开了接着往下想，又发现这远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甚至于，随着相关思路的层层打开，我更是意外乃至惊喜地发现了，一旦从“前期与后期”这个口子钻进去，就不啻开启了研究思想史的独特角度，得以沿路看到各种色彩斑斓的文化风景，迎刃解开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难题。毕竟，天底下的大学问，都是拿大学者的生命换来的，所以，他们生平中遭遇的种种难题，包括生命的迫促与限度问题，也终要体现为种种治学上的难题。——当然了，说句不无伤感乃至沮丧的话，自己眼下所以能领悟到这一点，也不过是因为已到了相应的岁数，不得不顺着类似的角度，去体验“生命后期”的写作心境了。
无论如何，正如从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都曾提出的，为了能同情地理解某个文本的意义，就必须深入到文本作者的内心中去，以便真正把握那个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主体。——而这种“将心比心”的或“以意逆志”的体验视角，也早被本院教授陈寅恪以下述说法表达了出来：“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6]由此就可以想到，对于任何活得足够长久的学者，只要能沿着他特定的生命轨迹，找到划定其“前期与后期”的那个分界点，便有可能更加“知人论世”地理解他。
乍看起来，这样的人生分界相当“自然”：除非一个人未曾把人生走完，像颜回或王弼那样过早谢世，否则总要跨过“前期与后期”之间的分界。不过细思之下，这样的人生分界又并非纯属“自然”，毋宁说，它在另一方面又有着“社会”的或“文化”的性质。这是因为，在各种具体的文明规则之下，我们看似只属于“自然”规律的生命，又要出现节奏并不相同的周期，而它们由此一来，也便显出千差万别的“前期与后期”了。——前边已经提到，到了这个几乎样样“反常”的现代社会，其最为戏剧化的反差或反讽则是，正因为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日渐细密而狭窄的社会分工，人们的生命周期已经越来越分岔，有时候也是越来越局促可笑了。比如，一位还不到“而立之年”的运动员，就已有可能处处都显得力不从心，成为要被媒体追问“尚能饭否”的老将了；又比如，一位芳名刚刚才远播不久的影星，便已可能被猎艳的观众目为“美人迟暮”，只能赶早不赶晚地“嫁作商人妇”了。
然而反过来，又可以从中找到心理的安慰：尽管由此而痛感到了“大限”的迫近，却又正是在如此分化的“生命周期”中，反倒让我这个原是“将错就错”地以学术为业的学者，[7]头一次从“命运”那里感到了最终的“公平”。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难免要“早衰”的职业而言——甚至即使跟同在一所校园里的理工科同事相比——在一位已经“年过半百”的人文学者那里，却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沉潜、孤寂与苦读之后，其生命的辉煌才刚有可能进入起步的阶段：
美国就此进行过相关调查。如果把一个学术生涯的顶端，从评到了full professor算起，那么我们把文、理两科对比起来，理科后生的晋升速度要快得多，那原本就是一种速成的学问，把几块知识的“压缩饼干”一吃，就比老师的学问差不了多少了，而精力和灵感又更加充沛，所以到了30多岁以后，就很容易搞出大成果来。而相形之下，文科的成才速度则要慢得多，从业者往往要到四五十岁以后，才能评上“吃香喝辣”的正教授。那么，这不证明学文科太吃亏了么？文科这行当不就没人愿意学了么？——然而且慢，同样是根据这个调查，一旦熬到了55—60岁的年龄，凡是成名出道的文科教授，就都会把此前的损失给夺回来，而理工科教授到了50岁以后，大概除了资历和权势之外，已经什么都不比弟子们强了。[8]
当然了，如果只是就个人的兴奋点而言，那么至少对我本人的心志而言，无论是作为“身外之物”的金钱，还是作为“拖累之物”的名望，虽说也未必会全然不为所动，却总是引不起什么持久的兴趣，差不多睡过一觉也就忘到脑后了，很难再刺激出作为奖励的多巴胺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这么来宽解一下自己：对于一位自信终将会“学有所成”，且又只能是“大器晚成”的人文学者来说，毕竟只是到了他人生旅程的那个后期，其生命状态才显得更加丰足与精彩，才会既值得同时代人去驻足围观，也值得后来人去追慕称赏。甚至，就连一位大学者的容貌、神情与气度，至此都能显现或透露出深厚的学养，正如人们寻常喜欢讲的那样——“四十岁之前的相貌是爹妈给的；而四十岁之后的容颜则是自己造的。”
早年的陈寅恪，虽已身为四大导师之一，但从面貌上看，仍不过一平平清俊书生而已。而晚年的陈寅恪，那一脸的矜重、孤愤、刚正、沉郁、执着……直叫你觉得那不仅是他一生阅历的缩影，而且简直就是中夏文明整个命运的写照！我曾多次动心要请哪位画家用炭笔把陈先生晚年的这幅神态临下来，好恭恭敬敬地端挂在书房正中，让他时常紧盯住我，却又怕没有哪支画笔能有此素养而不失大师的风采，只好作罢。由是我又时常抱憾地联想，可惜照相术未能早点儿发明，否则，让我们亲瞻一下孔夫子、陶渊明、苏东坡、王阳明等人的风神，我们保管会发觉——其实根本用不着雕塑家操心，也用不着开采什么大理石，因为人类最有魅力的雕像作品，正是由斯文所化育的厚德载物的人自身！[9]
不过，反过来却又应有所警觉，毕竟任何硬币都有其背面。在这种社会性的周期分化中，对于一位业已“功成身退”的运动员来说，既已到了自己人生的后期阶段，便已属于无关紧要的时间段了，因为此时终归只剩下要么炫耀、要么回忆、要么追悔了。比如说，不管他是否在世界杯的决赛中射失过点球，那反正都已成为“驷马难追”身后历史了。可是，对于一位尚没有走入辉煌、却可能行将步入辉煌的人文学者来说，一旦到了自己人生的“后期阶段”，他反而会步入最是吃紧的、最为闪烁不定的一段路途，而且，这往往偏偏又是因为，那“大功告成”似乎已触手可及，让自己麻痹松懈、志得意满了。——这一点，也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写的：
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一方面，这无疑是最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此时已不再有从头补课的机会，你以往曾经学会了什么，现在就只能去做什么，从而将来也就只能成就什么。但另一方面，这却又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与当下正面临的突破相比，以往的作品有可能太过稚嫩，以后的脑力又有可能有所衰减，全都算不得数，因而只有此时此刻的手笔，最接近于成就一生的功业。[10]
也正因为这样，就又难免引起低回的喟叹。无论如何，恰由于具有社会性的生命周期，把也许能够“大功告成”的时限，给我们拖得如此迟缓和靠后，命运对同属于“血肉之躯”的人文学者来说，又格外地增添了另一层的残酷。它并不会因为你学得了一肚子学问，就额外给你哪怕只多一天的寿数。恰恰相反，正因为你是凭靠半生的苦读与苦思，才获得了那一肚子的学问和满脑子的智慧，所以长期的伏案用功和夜不成寐，反而会使你从视网膜、到脊椎、到腰椎、到坐骨神经，再到帮助睡眠的脑垂体，都比别人更易于磨损、疼痛与衰老。比如众所周知，前面提到的本院导师陈寅恪，也正是因为在前半生过于用功，总是借着微弱的灯光彻夜贪读，到了后半生才成了他自叹的“枯眼人”。由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必须时时去自我提醒，“生命晚期”对于一位文科学者来说，就算他还能保住相应的可能性，也远不是一个瓜熟蒂落、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时期，而恰恰是充满了病痛、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必须随时准备去应对各种偶然性的挑战，——并且那中间的任何一种挑战，都有可能径直带来彻底的毁灭。
当然，又须当时时谨记的是，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一位文科学者的生命后期，也就更值得保重、珍惜和自爱。这不单是因为你自己好不容易，才凭着苦读而获得了那一肚子学问，进而才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才、学、识，还更因为你身上所负载的那些文化信息，一旦进到了自己生命的“晚期”阶段，就已不再只属于你本人的血肉之躯了，还更属于你所代表的那个文明共同体，属于它须臾都不可稍离的传统与价值。——回想起来，当孔子在“匡”这个地方遭遇到困厄的时候，他一门心思念兹在兹而不敢稍忘的，不正是这种以一身来肩负天下的、让自己由此而深感“吃重”的使命感吗：“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