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具体的生命历程，无论你想在这条路上做成什么，或者即使你根本不想在这条路上完成什么，总是要一步步地向前走完的。不待言，正因为对于这种“大限”的自觉，希腊人才又想象出了所谓“不死者”，——然而可叹的是，跟那些作为“神明”的“不死者”相比，我们这些肉体凡胎的“人类”，又只能属于短暂而有限的“有死者”，即使你在那个“大限”到来之前，曾有过阿喀琉斯那样的神力和体魄。
当然，话也可以说回来。正如前文中讲过了的，无论在那路途中有过多少不公，至少是到了生命的那个终点，这个“百年俱是可怜人”（苏轼语）的下场，对于天下人都还是同等“公平”的。由此也就意味着，对于绝对不可被别人替代的、却又注定有其自身限度的个体生命来说，哪怕他曾经高度地显出了扩张的动能，哪怕他曾有权去下令寻找长生的仙药，可在那个终是“逝者如斯”的时间进程中，还是挡不住那个生命中的“后期”“晚期”乃至“末期”，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步步紧逼过来。
一旦再连那个“末期”都迈了过去，那么，哪怕此人曾被“山呼万岁”地奉承过，哪怕他曾经自信过“人生两百年”，那些鼓噪也终究只能静寂下来了。也就是说，一旦就连“后期轨迹”也被自己划定了，那么，由宝贵的“父精母血”所带给这个人的、其整个生命旅程中的全部可能性，也就被他给彻底地“消费”完了；而自此之后，他便只能静静地躺在盖定的棺木中，任凭后人去研究或阐释自己生命的印迹了。——当然了，也可以接着说句宽心的话：这种终结又属于某种“新的开始”了。
要紧的是，正是此后又打开的那些传记，更让我们历历在目地看出，任何一次哪怕再独特的生命历程，都必然介乎“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一方面，不管一个人在他的生前，曾经多么独出心裁和我行我素，似乎每天都在朝着未知处探险，就像那位总要去征服外部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像那位胆敢向烟波浩渺处行船的哥伦布，然而事后再清点起来，由若干事件所组成的其生命过程，仍不会只表现为若干孤零零的事件，——恰恰相反，它的轨迹必是由若干事件的连接，以及这种连接所呈现出的起伏、曲率与运势，叠加在一起而共同排列组成的。
另一方面，伴随着生命的内在节拍或脉跳，它的韵律变化却总是要随之共振的。由此才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并不会始终都对准了同一个方向，更是根本就没有“矢志不移”那回事。所以恰好相反，在由时运和机缘所组成的狂潮中，生命的船头从来都必须随时调整，除非有哪条船根本就不怕搁浅，或者干脆早已搁浅在那里了。而进一步说，在各种人生旅程的“船头调整”中，又由于生命的动能又各自不同——其中既包括个性、禀赋、寿数、出身方面的不同，也包括职业、修为、际遇、选择方面的不同——那些用来连接各个瞬间或环节的线索，才显出了各不相同的轨迹或曲率。
再综合起来，从本书所主的“前期与后期”来看，人生可能偏转的两个极点无非是，要么表现为高度“连续性”的，要么表现为高度“断裂性”的。——比如，让我们信手举出两首杜诗来看。其中第一首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12]其中第二首是，“……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13]几乎不待细品，我们就能循此而想到，老杜当年所反复吟哦、且啧啧称赏的，正是一个最符合儒学教诲，也是最沿着“连续性”的人生规范，得以把自己的生命慢慢打开的、且终将是渐老渐成的落熟过程。
尤其需要留意的更在于，一个人总归有限的生命历程，又会因为他对这种历程的独特感悟程度，尤其是他对生命晚期的独特自我意识，而留下绝对会因人而异的特殊烙印，乃至绝对不会雷同的“晚期风格”。还记得，有位大学同学轮到整数的大寿了，而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上，他还敢大张旗鼓地来请客庆寿，自然有些“化悲痛为力量”的意思在。我遂特地为他挑选了一件礼物，那是个只有读书年代才用得上的、质量却又要好得多的笔记本，以勾起对于青春韶华的回忆。而在那个笔记本的扉页上，我还专门写下了这样的赠言：“须知年龄与阅历，正乃我辈之财富！”——毫无疑问，这样的赠言所收到的效果，自然是彼此扺掌大笑了，因为过来人都会一望便知，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正是指一种“最儒家”的生命轨迹，也就是在逐步走过的人生旅程中，去渐次绽放开自己的生命，以展现并欣赏蕴藏其间的各种精彩。
可话又要说回来，真要是耗到了这样的生命时刻，你觉得主动也罢、被动也好，你要“化悲痛为力量”也好、“化腐朽为神奇”也罢，总是要对自己进行“盘点”或“数子”了。而且，果然把生命耗到了此时此刻，如果一个人曾经“少不更事”过，到了后期却又想“浪子回头”一把，那么，也是既可以说是“此其时也”了，也可以说是“过时不候”了。正因为这样，除了极个别的“天纵奇才”的人物——还必须限制在某些特定的专业——比如像王弼、王勃或莫扎特，一般读书人的“生命晚期”，都意味着一个正待“集大成”的时期。朝积极的方面说，那正是必须赶着去及时收获的季节，宛如四季中已然色调斑驳、却仍自枝叶茂密的秋天，正像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诗中所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4]
当然，如果只把行文停驻于此，也不过是些“人之常情”而已。所以，至此就要更深一层地指出，在所有这类的“人之常情”中，又唯有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才具备了足够的智慧、阅历与创意，从而得以对他本人的，乃至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周期，做出了像“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这样的总结。自此以后，又正因为这句“子曰”太过精彩，就几乎说服了所有的读书人，而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生命节奏，才在儒家社会中表现为“理想的类型”，让人们全都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周期”。——换句话说，恰是借助于孔子的这种总结，在传统中国的正常氛围中，读书人便不约而同地找到了“生命的节奏”，像是隐隐地听到了调整步调的、带有内在韵律的口令，从而使他们各自的人生延展，无论从“连续性”还是从“断裂性”来看，都得到过相应的激励、导引与规范。
在前文中已经交代过了，这本小书原属于《跨越与回归》的导言。这意味着，到了它原拟导引的“正文”中，我会借着本院导师梁启超的生平，来继续详示儒家的经典生命周期，以体验儒家话语的强大“暗示性”，或者说是J. 奥斯汀意义上的“述行性”；当然，从另外的意义上，我也是希望借着孔子的这种“生命周期”，来重新诠释原只属于梁启超自己的、很难为外人知晓的内心世界。——不过，既然我已把相关内容写出来了，那么为了免得多余地耗费精力，就不妨姑且从那里“预支”出两段来，以便更明晰而快捷地说明它，尤其是，还必须同时展现出它那一体之两面：
梁启超的生年是1873年，由此屈指算来，等到1920年从欧洲归来时，他从一方面来说，当然已享有“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盛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也已在年龄上比及五旬，即接近传统上“知天命”的时间了。而相较起来，在儒家文化的特定生命周期中，由于特别强调毕生“进学”的无止境，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它足以让人心安理得的一面便在于，决不会暗示人们白白地去为“中年危机”而伤神。——朱子在疏讲《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时，之所以要说“‘志学’字最有力，须是志念常在于学，方得。立，则是能立于道理也，然事至犹有时而惑在。不惑，则知事物当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当然之理，必有所从来。知天命，是知其所从来也”，（《朱子语类》第二册，卷二十三）便正是要“循乎圣人为学之序”，来把作为自然规律的各个人生阶段，以同一进学过程中的不同修身次第，即所谓“而立”“不惑”“知命”和“耳顺”等，给了无阻隔地一体贯通起来，让人们为生命的成熟而感到步步喜悦。
然而，这种终生鞭策进学的文化氛围，在带来其独特的悦乐快慰的同时，却也会带来其特有的危机感，那仍要来自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第七》）的深深忧虑。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年龄的整数关口，它都会不言自明地追问那个当事人：是否确然做到了“而立”“不惑”“知命”和“耳顺”等等？而由此一来，无论一个人在外在名声和事功方面，是否已能享有“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美誉，或者是否显得“大功告成”而“足慰平生”，他都不会被鼓励去安享这种“功成名就”。——比如，就文本的特定语境而言，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这几个字，就会按时去警示一位年近半百的儒者，告诫他眼下实正处于最关键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说，不管他此前曾在“内圣”与“外王”方面，做出过多少骄人的成绩和功德，如果他此刻不是继续发愤忘食，而是躺在以往的成绩单和功劳簿上，那么，他就终将不能继续攀上更高的生命层次，终将不能在人生的修持中有所大成，终将无法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也就可以理解，对于像梁启超那种儒家文化的“化内之人”来说，他心里当然会非常清楚：其实自己此生究竟是成是败，此刻还完全是在未定之天！[16]
再来放纵一下想象力，进行与此相关的文化比较吧。如果拿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武学泰斗张三丰，来对比杰克·伦敦《一块牛排》中的暮年拳王汤姆·金，我们就更容易对比鲜明地领悟到，在中西各自对“生命周期”的理解中，确实存在着南辕北辙的差别。金庸笔下的相关描画就不待多言了，想必一般读者都比我更熟悉。正因为潜能的蕴藏与开发，对于张三丰而言是贯穿始终的，而生命境界的渐次打开，在这位老寿星那里也是“到死方休”的，所以，这位长者所日积月累的那一把年纪，并未对他构成攀越武学极境的障碍，倒只意味着炉火纯青和臻入化境。——只可惜，一旦换到了杰克·伦敦笔下的汤姆·金那里，那么，这种生命的正剧就只能转化为老迈的悲剧了：
在桑德尔站起来的那一瞬间，金就攻击他，但是他打出去的两拳都给对方招架的胳膊挡住了。接下来，桑德尔就跟他扭抱在一起，拼命抓住不放，这时裁判竭力想把他们俩拽开。金帮着把自己挣脱开来。他知道青年恢复体力的速度是很快的，他也知道，只要他阻止桑德尔恢复体力，桑德尔就输定了。只要结结实实地猛打一拳就行。桑德尔是输定了，无疑是输定了。他已经在战略战术上战胜了他，在实际战斗中战胜了他，在得分上超过了他。桑德尔踉踉跄跄地从扭抱中脱开身子，是否失败只在毫厘之间。只要打出一个好拳，就能把他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汤姆·金在痛苦的一闪念之中，想起了那块牛排，多么希望他能有这么一块牛排来支撑他必须打的那必要的一击啊！他奋力打出了那一击，但是它不够重，也不够急。桑德尔摇晃了一下，可没有倒下，他踉跄着退回到绳子边，支撑住了自己。金蹒跚地跟过去，带着要肢解的痛苦，打出了另外一击。但是他的身体背叛了他。他留下的只是一种战斗的意识，由于精疲力竭，这种意识也变得朦朦胧胧，在云里雾中了。瞄准下巴打去的一击，结果却打在肩膀上。他想的是要打得高一点的，可是疲劳的肌肉已不听使唤了。而且，由于这一击的碰撞作用，他自己倒踉踉跄跄地退回来，差点跌倒。他又努力争取了一次。这一次，他那一击完全没有击中，而且由于极端虚弱，他倒下来，靠在桑德尔身上，扭抱着他，使自己免于倒在地上。
金没有尝试挣脱开身子，他已经竭尽全力，他完了。青年人总有办法。即使在扭抱中，他也能感觉到桑德尔体力上比他强大起来。当裁判将他们分开时，就在他眼前，他看到了青年人体力的恢复。桑德尔的体力一刻比一刻变得强壮起来。他打出来的拳，一开始还是软绵绵的，不起作用，却变得硬实、准确起来。汤姆·金的昏花眼睛看见那戴拳套的拳头冲着自己的下巴打来，他想举起胳膊来阻挡。但是他在危险面前已力不从心；他的胳膊太沉重了，上面就好像压了一百多磅重的铅一样，它已经举不起来了，他拼命想用他心灵的力量抬起它来，然后那戴拳套的拳头击中了要害，他只感到猛地一下，就像一个电火花。同时，黑色的纱幕笼罩了他。[17]
当然，如此极限而夸张的对比，只是由小说家凭想象虚构的。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妨跟着再发挥一下：如果说，人生原就有如此残酷的一面，而且设非如此，莎士比亚笔下的那出《李尔王》，就不会因为凸显出了“暮年悲剧”，而成为世界文坛的“千古绝唱”了；那么，被现代性催熟和割裂的人生，就格外显出了它的残忍和严酷，显出了对于青春蛮力的一味崇拜，显出了对于人生阅历的漠视和嘲讽，显出了对于失利者的鄙夷和唾弃。——久而久之，在当今社会的反常“游戏规则”中，这种已属司空见惯的“老年人坟墓”，竟被普遍看成了“命当如此”的和“天经地义”的，甚至，竟被暗中看作生命旅程的“应有归宿”；而相形之下，倒是儒家那种“朝闻夕死”“死而后已”的追求，以及在那个过程中所焕发或发掘出来的专属于“晚期生命”的潜能或魅力，反在当今社会的荒唐话语中，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甚至荒唐无稽的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