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里丝能在海外名声大振，与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开埠是分不开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五口通商，洋商聚集上海，上海成为新开商埠。它有优良的港口和广阔的长江腹地，又与长江三角洲着名产丝区域相距很近，因而具备了生丝出口的便利条件。由于从这些产丝地运货到广州比运到上海远10倍，利润要损失35%~40%，从上海出口到伦敦、里昂的生丝可大大降低运费，因而，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生丝的出口基地。当时凡长江流域包括浙江的生丝都要经上海转运至海外，辑里丝也正是在这种有力条件下，迅速向海外扩销。
辑里丝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从上海出口时，还是有丝无经。同治年间，南浔镇周申丝号的老板周味六为满足当时外销市场的需求，始创了专供出口的辑里丝经，也就是用于织绸的经丝，也叫辑里干经、东洋经。周味六仿效当时日本的逆向摇经，将经缫丝车缫制的两丝合为一根丝，再用竹木合制的大小摇车整理，剔除粗糙的丝头，再并捻加工，复缫成丝经。由于质佳工廉，该丝经在国际生丝原料市场上大受欢迎，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纷纷前来购买，一时冠绝世界，成为高品质土丝的世界名牌产品。编印于1916年的《双林镇志》中记载：“双林所产辑里丝，常年出口有三千余包，但后来都销售给附近南浔、震泽的经丝行，由他们收购加工成经丝，出口到海外。”据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寿诞之时，有人曾赠送辑里丝作为礼物而获得了女王的奖赏。
当时的南浔镇成为我国最大的生丝集中市场。在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公元1847~1848年）两年里，中国出口的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部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上述三府中，以湖州府的产量最多。湖州最大的生丝集散地有三，即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其中以南浔镇为最大。南浔镇从上海出口的生丝数量极大。据统计，在1880~1934年这五十多年里，该镇平均每年出口五千四百二十包。清末民初，机器缫丝（即厂丝）兴起，但辑里丝优势犹存，产量仍占全国较大比重，各丝行的各种品牌曾三次参加国家展览、四次参加国际展览，并频频荣获国际、国内各类奖项。
1911年下半年至年底，辑里经的每包价值从常价八百两左右暴涨至一千二百五十两，这是历年辑里经的最高价格。然而，从1932年“一二八”“九一八”等事变后，辑里经的年出口量只有三百多包。尤其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桑树遭受砍伐，使生丝产量锐减。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纺织机械飞速发展，而辑里经墨守成规，不加改良，最终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里，我们还需提及湖州丝商“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
南浔成为闻名全国的蚕丝贸易市镇后，南浔镇及四乡大小丝行、经行不下百家，镇上的巨富几乎全是经营丝织业起家的。所谓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就是这些丝商巨贾的形象比喻。财产达百万以上者，谓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谓之曰牛；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则喻之曰狗。
居于四象之首的刘镛，祖籍上虞。刘镛少年时，南浔辑里丝畅销，他弃学至南浔镇蒋元春绵绸店作学徒，以后又在丝行当了四年学徒。由于机灵好学，尽通丝行经营之道。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与人合办正茂经丝行，由于经营有方，迅获丰利。此后，刘独资在上海开设刘贯纪丝号，与洋商直接贸易，以出口为主，且在家乡南浔改设刘振茂丝行，主坐收加工，转运上海，盈利颇丰。至同治初年，已拥有资产白银数十万两。致富后，他又改营盐务，兼并土地，购置庄田，并在上海、汉口、青岛等开放口岸，开发房地产，开钱庄，经营典当业，还涉足金融业，多渠道地扩展资产。至光绪中叶，已富居四象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