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代已处在封建社会晚期，明清两代也是中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大致有下列五点：
第一，明、清两代初期的统治者像其他朝代一样，都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或蠲免一些赋税等，对商业和手工业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措施。这些都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
第二，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发展，在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这有利于瓷器的发展。
第三，明清两代都有一批城市繁荣起来，增加了对手工业品的需要。城市的官吏、地主、大商富贾、乃至一般居民都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瓷器的要求量日益增加，特别是对高档瓷的需求量日益扩大。
第四，明清两代，宫廷对瓷器需要量大增。明代从洪武以来经常命景德镇烧造瓷器，动辄数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件，而且均为高档瓷，并派官员督造，不惜工本，完不成任务的官员要受到处罚，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皇帝都对瓷器有所偏爱，直接干预瓷器生产，派官员督造。如康熙时的臧应选、刘源、郎廷极，雍正时期的年希尧，乾隆时期的唐英等。有些督陶官与明代的不同，他们能深入到瓷器生产中去，研究制瓷工艺，并有所创新。特别是唐英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他不仅是一个实务家，通晓瓷艺，而且能将工作中的经验加以总结，他写成的《陶成纪事碑》和所编着的《陶冶图说》均是中国制瓷工艺史上的重要资料。皇帝和督陶官凭借他们的权力，不仅能调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也能垄断最好的制瓷原料，因而也就能制造最佳的艺术珍品。
第五，明清时期是中国瓷器输出的高峰，从郑和下西洋起，一直到19世纪中期，很少间断，特别是18世纪时，每年有数十万件、甚至百万件输出国外。这也是明清时期瓷器大发展的一个原因。
除景德镇外，明代龙泉窑、磁州窑、德化窑仍在继续生产。另外，江西吉安、乐平、广昌，广东的佛山石湾、中山、博罗、揭阳、惠阳，福建的德化、安溪、永春、浦城、崇安、政和、建阳、建瓯、南安、屏南，云南玉溪、禄丰，浙江江山，广西东兴，甘肃华亭等地窑场也生产一些民用瓷。此时江苏宜兴所产紫砂、山西晋南地区所产珐华均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清代由于景德镇“瓷都”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地方窑场更趋衰落。这时只有江苏的宜兴，广东的广州、佛山石湾，福建的德化、安溪、南安等地的窑场烧造瓷器，而且多与行销国外有关。另外山西阳城等县和江苏宜兴仍烧造珐华器和紫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