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一般认为它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其史学价值和经学价值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晋人干宝认为：“左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宋人郑樵也说：“《左氏》非惟解经优于《公》、《穀》，而又喜言《诗》、《书》、《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不过，《左传》本身也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对《左传》文学价值的发现和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学界对此研究还比较薄弱。纵观《左传》文学研究史，相关的研究还多是经学、史学、文学交错混杂，纯粹文学层面的讨论虽然在近代也开始出现，但经学、史学的视角仍是主流。20世纪初，较早对《左传》文学艺术加以评述的，如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3]、陈柱《中国散文史》[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5]等，他们对《左传》的文学评论大体还是延续了明清以来文论家的叙述方式。如钱基博这样评论：“《春秋》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左丘明能窥其秘，故其为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至文章之雄丽，从容委曲，词不迫切，而意独深至，反复低昂，辞气铿訇，使人精神振发，兴趣悠长。”钱先生的这段论述只是综合了明清诸人既有的观点，补充的新见并不多。
近三十年来，《左传》的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从多种角度对《左传》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归纳总结，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孙绿怡的《〈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分别论述《左传》的文学价值、《左传》与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联系，以及由《左传》而涉及到的中西方小说起源的比较，从而揭示“史”对于中国小说发展的深远影响。[6]郭丹的《左传国策研究》则从人物、语言、战争等方面，分别对之进行了详尽的概括。[7]王靖宇《〈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较早地运用叙事学理论来重新阐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推进了对《左传》的文学研究。[8]此后从叙事学角度进行讨论的，还有如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潘万木的《〈左传〉叙述模式论》。前者致力于研究先秦时期诉诸各种传播媒介的叙事形态，通过寻找叙事行为发生、成长与壮大的痕迹，以及观察传世典籍的贡献与影响，达到揭示中国叙事传统的规律与特点并勾勒其基本轮廓的目的。[9]后者则将《左传》的叙述放置在较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先分析早期经典的叙述对《左传》的影响，然后从征引、评论、预言、人物、战争等不同角度总结《左传》自身的叙述模式，也有不少的创见。[10]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的《管锥编》[11]，该书虽然采用了传统笔记短章的形式，但作者见解新颖深刻，其中专门讨论《左传》的共有六十四则，内容涉及书法义例、音韵训诂等多方面，对《左传》的文学艺术也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上述研究者借用了中西最新的理论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将《左传》的文学研究大步推进，但也因所关注的领域不够广大而难免片面之嫌。
当代的《左传》文学研究中，张高评先生的成绩十分突出。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先后出版了《〈左传〉导读》[12]、《〈左传〉文章义法撢微》[13]、《〈左传〉之文学价值》[14]、《〈左传〉之文韬》[15]、《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16]等一系列著作。他遵循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固有传统，对于历代的《左传》文学资料进行了最大努力的收集，并加以了最细密的梳理。诚如黄永武先生所说的：“张高评先生研究《左传》，确实肯下最笨的功夫，走最艰辛的道路。他不以取巧而自喜，不猎虚声以自惑，他要研究《左传》的文章学，先把《春秋》三传作广泛的了解，然后就有关于《左传》的历史外缘作研究，考据是他入门的基石，再从《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进而去认识《左传》的思想背景。通过这考据与义理的层次，最后才凸现出所要研究的《左传》辞章问题。”（《序》）[17]张先生的研究体系虽堪称完备，但许多论述仍是点到即止，引而未发，缺憾也是显然的。
研究《左传》文学的单篇论文也很多。1949年之后讨论《左传》文学方面的论文，较早产生影响的，有陈咏的《试谈〈左传〉的文学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典型性问题》[18]、《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19]，郭维森的《〈左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20]，曹道衡的《论〈左传〉的人物评述和描写》[21]，胡念贻的《论左传》[22]等，他们摆脱了传统以来过多关注思想的讨论方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重新解读《左传》。新时期的学者，在继承前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之外，又引进了新的思维方法，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收获也更为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如郭预衡的《〈左传〉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23]，莫砺锋的《〈左传〉人物描写对史记的影响》[24]，易平的《〈左传〉叙事体例分析》[25]等。此外，还有如黄丽丽《〈红楼梦〉及红学评点与〈左传〉》[26]、过常宝《〈左传〉虚饰与史官叙事的理性自觉》[27]、饶恒久《先秦时期历史档案的口述者——瞽矇职守与〈国语〉〈左传〉的讲诵增饰》[28]、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29]等，这些文章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左传》的文学艺术，但我们以为上述研究《左传》的论文总体上并没有超出上文列引著作所讨论的范围。[30]
近代以来《左传》文学研究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诸多的缺憾之处。
首先是缺乏历史性。研究者很少从《左传》自身复杂的历史状态出发来进行分析。很多的研究是直接从《左传》成为经学或者史学经典之后开始的，将它的经典身份当成是一种基本的毋庸置疑的前提预设，而忽视了《左传》在成为经典之前的形成与传播时的状态，也忽视了它的这种状态在其文学特征的形成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左传》成为经学经典之后，它的这种经学身份的盛衰变化，对其自身文学化进程以及后人对它的文学接受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历来学界也关注不多。
《左传》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是逐渐完成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汉代之前的资料缺乏，情况不好论定。西汉时期，人们对《左传》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经学方面。东汉后期经学衰落史学兴起，人们对《左传》便开始有了史学层面的关注。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左传》游走于经学、史学、文学之间，对史学、文学的影响也渐次发生，但都是自上而下或者说是自内而外发生着影响，自身很少被直接纳入到史学或文学讨论的范畴。唐代以后随着文学自身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左传》也开始以新的面貌进入文学的视野，此时不再是零星的文学影响，而是全面地介入。到明清时期，除了延续唐宋以来的《左传》文学评论传统之外，又出现了专门的文学评点著作，《左传》从经史经典而成为被文学点评的对象，其文学影响更加普遍和直接。对于《左传》上述文学传播的流变史，我们也关注得不够。
其次是缺乏系统性。学界对于《左传》的讨论，历来就显得很零散，研究者大多是从它的一个层面切入，诸如人物、语言、战争、文法等，而尤其以对其叙事成就的讨论为丰富。当然上述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左传》文学的多样性，但这种研究因为少了系统的坐标，而使得各家的观点带有更多的主观性，也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某种偏差。这种系统性的缺失，还表现在人们对《左传》文学接受流变历史的极少关注。《左传》的文学化进程是逐步完成的，它是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进入文学的视野。历史上人们对《左传》的态度与接受程度不尽相同，而人们对于《左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对《左传》文学关注的广度与深度，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进行相关的梳理。
再次是缺乏传统性。这种不足体现在学界对于《左传》文学研究传统成果的淡漠。应该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历代学人对于《左传》的文学讨论是很丰富的，有些也不失为系统和深刻，并且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它们相对稳定的传承，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些评论涉及到了《左传》文学的各个角度层面，而我们后来或当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复前人工作，新见并不多。前人的优秀成果原本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左传》文学极为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现在并没有很好地对其进行整理并加以利用，在这个方面投入的精力无疑还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系统性的缺乏与对于研究传统的忽视，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处在这样背景下的现代《左传》文学研究，自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二
《左传》本是经史典籍，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被人们视为文学的经典，并且事实上它也在诸多方面对文学史产生着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在明清时期《左传》自身如同小说戏曲一样，也被完全放置在文学的话语之中，成为文学评论家们评点的对象。为什么此时人们对《左传》会有这样角度的文学关注？《左传》是因为具有怎样的文学特征，才被人们从漫长而复杂的经史羁绊中分离出来进行纯文学层面的讨论？这种变化是明清时期一种存在经、史、子类著作的文学接受中普遍的文学行为，还是《左传》所独有的现象？这些都是在当前《左传》文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同时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书以《左传》文学接受为中心，从如下四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一）考察《左传》的著述性质及成书过程。我们始终认为，《左传》文学的接受演变，与它自身的性质和对其的身份认定关系密切。《左传》在历史上每一个新身份的出现，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它的认识态度，而这种态度变化直接关乎对其文学层面关注的程度。《左传》的性质很复杂，但一般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只是停留于它在汉代被官方接受而成为《春秋》经之一传的阶段，并将它的这种经传身份作为对它展开文学讨论的基本前提。这种观点无疑是有很多缺陷的，因为他们跳过了对《左传》在先秦时期也就是它成书时期的原始状态的考察。王崧在论孔子的时候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备于孔子一身，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重刻〈洙泗考信录〉序》）[31]《左传》成为经典或者说成为《春秋》经传是在入汉之后（至少从官方的层面来看是如此），但是它的这种经传身份却远非我们考察《左传》文学的起点。先秦时期有关《左传》成书的资料非常缺乏，但是《左传》自身的书写的方式、出土文献的旁证以及先秦时期其他作品的书写风格，都从不同的层面为我们透露出《左传》成书过程中的某些原始形态。这些才是我们研究《左传》文学的更近其原貌的起点。
（二）探寻《左传》文学接受的根源。我们并不否认《左传》作为汉代经学经典体系中的一种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在封建时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左传》在进入经学体系之前，也即是先秦时期身份性质还不确定的状态，这个时期是《左传》的原创时期，也是它更为真实的初始状态。此时的《左传》所具有的种种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它的经学外衣逐渐蜕除之后呈现出来，成为《左传》自身向文学转化的内在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左传》文学的研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个性，而忽略了它的共性。在先秦时期，不同作品具有相似的书写风格和特征，这些作为一种外在的时代背景，也对《左传》的书写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如先秦史书书写的虚构性、先秦诸子叙事的譬喻风气，还有诸子观念表达的主体倾向等，都会影响到《左传》的行文，而这些本身就带有很明显的文学色彩。易言之，《左传》成书时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其实就是后来汉代而下的《左传》之所以被争议不休的内在根源，或者说后来《左传》之所以能进入文学的领域，除了所谓的先秦时期文史哲混沌不分的解释和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左传》与生俱来的种种具有文学倾向的特质。《左传》之所以在日后逐渐走进文学领域，可谓是前因早就定下了。
（三）勾勒《左传》文学接受的演进轨迹。汉代经学的出现乃至于后来的定型与强化，使得人们对《左传》的讨论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其文学价值的关注不多。这种状态是在汉代经学强大压力下的表现，然而经学影响的强弱是动态的，它的消长是随着政治的兴衰而相应变化的。东汉末期今文经学在古文经学的催逼之下进一步衰败，《左传》随着古文经学的兴盛已经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至此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这毕竟是经学的盛世已去的时代，《左传》虽然隶属于古文经学系统，但它在此时的胜出，则多少带有超出经学的意味，因为这并非是源于经学自身的兴盛。事实上在古文经学上升的阶段，史学也开始酝酿着独立与崛起。这两者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经学与史学在这里就有了某种契合，某种相融。在这个过程中，《左传》的地位无疑是非常突出的，它与史书不但在体例上相近，而且更多的是在文学上的相合，因为在史学兴起的同时，文学也开始全面兴起。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史学、文学是交汇在一起的。三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这一方面反映出史学与文学各自独立的渐进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古文经学的衰落。《左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存在着，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酝酿着自己的转化。入唐之后，文学全面兴盛，文坛也一派繁荣，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春秋》学为代表的疑经运动，《左传》作为《春秋》之传的身份再一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啖助说：“《左传》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而多，辞义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32]他们怀疑的理由，大抵在于《左传》缺少义，所以缺乏经典价值。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们这次的否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韩愈在《赠卢仝》诗中就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走下经学神坛的《左传》，在失去经学光芒的照耀之后，开始全面进入史学、文学的视野，其表现就是《左传》的史学化与文学化。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以为人们对《左传》的文学接受，到唐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宋人对《左传》的文学接受，除了延续唐人之外，还出现了以《左传》为依托的时文评论和编选文集，他们在《左传》文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从汉代到宋朝，《左传》经历了从经学地位的确立，到其史学的影响，再到其文学的影响，最后是经学地位动摇的一个演变过程。
（四）分析明清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如果说汉代至唐宋诸儒对于《左传》的争论，还是在用《公羊》、《穀梁》来作为攻击它的手段的话，那么到明清时期，在经学整体已经失去它的神秘乃至于神圣地位之后，这种经学之间的相互攻击已经丧失了早期的意义，因为这些已经不再是人们所要关心的内容。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经学本身，倒不如说是经学经典的文学性。此时的经学虽然仍旧盛行，但已经没有了初期的神圣与权威，与现实政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明清时期《左传》文学评点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左传》的文学接受达到了高峰，此时它已经由汉代的经学经典转化为文学典范被人们品评。虽然这种评点大多仍是在尊经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但这本身也足以反映出《左传》在经学与文学之间被人们接受乃至喜好的消长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左传》的文学评点作品，虽然是以尊经为前提，但却是以发掘其章法、文法为旨归的，这种“舍本求末”的行为恰恰构成了对《左传》经传身份的最大消解。在这些评点著作中，经学几乎成了文学的附庸，公然为文学所用，经学虽然也还能维持其神圣的地位，但已如东周王廷空具王者的地位。人们只是延续传统的经学观念，在形式上保持着对它的尊重，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已没有了汉代学者的虔诚。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些越过《左传》的经史身份而直接讨论其文学性的著作，如冯李骅、陆浩的《左绣》、林纾的《左传撷华》等。这类作品虽然不多，但它们的出现，对我们考察《左传》文学接受的情况，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力图从历史的层面对《左传》的文学特征加以考察，重在对其历史的传统资源的梳理，对于《左传》自身文学特征的考察并不多，可以说本书只是在追本溯源，通过对《左传》历史资源的清理，为进一步研究其文学做准备。
三
本书使用了“接受”一词，但此处的“接受”有别于通常学界所指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姚斯和伊瑟尔、福尔曼等。他们打破了传统观点中以作者、作品为中心的批评格局，而特别强调读者的主观反应。他们认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接受程度，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及历史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33]在他们看来，文学接受，主要是指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关注、接受，强调的是读者对于既成作品的主体性干预。因此他们的接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影响研究，即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出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文学的“效果史”。[34]
本书对《左传》文学接受考察的视角则有所不同。我们强调的是《左传》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在其经学化后如何被遮蔽，而在经学影响减弱以后，在后世文学家对《左传》文学接受的需求下，《左传》内在的文学价值如何被阐扬，以及最后如何形成了诸如明清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这一根本立场与接受美学单纯强调读者是有别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重点关注《左传》经典性质的转变，即它从先秦之成书，到汉代被尊为经学经典，再逐渐演为史学经典，而最终成为文学经典的转变问题。从历史出发考察《左传》经典性质的转变，围绕《左传》经典性质的转变来讨论它的文学接受，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至于《左传》在经典性质转变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文学影响，却并非本书的目标所在，但历来研究者对此讨论很多，成果也极其丰富，书中也会略带涉及。因之，本书虽名之为“文学接受”，但并非从接受者主观层面去展开讨论，而进行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变史的研究，与接受美学并无多大关系。
“接受”只是沿用了“文学接受”一词，它在含义上其实更接近于“文学演变”。我们之所以不用“演变”，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左传》在漫长的角色演变过程中，其各种身份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是层累叠加的，而不是一种前后的取代和更替。换句话说，《左传》最终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实现，不是在否定其经学或史学身份的前提下完成的，虽然这两者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左传》文学经典地位实现的重要标志是明清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评点是评论者依据自身的文学修养对作品进行的主观色彩很强的评论，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接受美学。但是本书对于《左传》文学评点的考察也不同于接受美学，因为后者是个体式的，而本书则是整体性的，关注的是整个明清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我们只是将它作为《左传》文学接受实现的一种重要呈现形式，至于它们各自文学接受的具体方式则非本书讨论的主体。
中国古代的“文学”含义很丰富，历代学人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汉代的“文学”更多的是关乎学术，魏晋的“文学”虽近文艺，但仍与政治关系密切，而唐宋的古文运动与经学传统还有着诸多的瓜葛，甚至明清诸人的文学观念也与我们现代迥然有别。本书所讨论的“文学”则带有较多的现代面目，即是“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昭明文选序》），是一种有别于经学和史学的更关注和强调叙述艺术和文采表现的艺术形式。本书所谓的“《左传》文学接受”，即是指历代人们对《左传》上述艺术特征的逐渐关注、认可和接受。因此本书对《左传》文学接受的讨论，带有较多现代人对过往经典的文学追溯和文学想象的色彩。虽然《左传》并非是作者以文学的姿态来完成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进行文学层面的关照。诚如钱锺书先生在讥评清代冯班、章学诚等人以《焦氏易林》实为占卜而否定其为诗歌时所说：“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不存，然虎豹之鞹、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鑑析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35]钱先生所论极是。《左传》的文学特征也正是在其经学、史学等政治功能逐渐被剥离之后才慢慢显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