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顺化的火车上，我刚举起相机，迎面一个黑瘦的老妇走过来问我：“你是中国人吗？”她说的是汉语。她说，隔着几排座看到我的样子，就猜我应该是中国人，因为越南人不会拍这么普通的车厢。她兴奋地说：“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遇到中国人了，都没机会说中国话了。”但若不是她开口，我第一眼可吃不准她是哪里人——她的衣着打扮看上去好像和车厢里的某个越南老妇没多大差别；她问我“去寮国怎么走”，以及她那随身带的标着诸如“西贡”“永珍”之类地名的地图，使我一度误以为她是台湾人，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在胡志明市跟华侨学的——她甚至不知道“寮国”在大陆叫“老挝”。
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按她的说法，她之前顺从而压抑地工作了一辈子，直到一年前退休。她感觉留给自己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也正因如此，她内心的那种渴望以一种自己都未曾料想到的力量喷薄而出。这次出行，她原本只是想独自去西藏走走，结果在拉萨的旅社里加入了一群前往尼泊尔的年轻徒步者的队伍。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遇到我之前，她已在半年内周游了九个国家——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这一路上，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是独自旅行，因为多数年轻人不愿带她一起玩。她离开边境时并未告诉家人，因为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半年多。到柬埔寨时她第一次给家里打了国际长途，以为她早已失踪而报过警的老伴和儿子都疯狂地劝她回家，但她仍想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的很想念我，”她淡淡地说，“我的手机是全球通，他们本可以打我手机。”
为了能走得更远一点，她一路都极其节省。去西藏时她随身只带了两万元人民币，那时也没想到会在外待那么久，好在路经的各国消费水平大多不高。“我想，当地人每天只赚很少钱也能生活，为什么我不能？”所以她横下一条心，把一路的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基本的层面——无论是饮食、装束，还是住宿。好在这半年里南亚、东南亚气温都较高，所以她经常睡在车站候车室里也没事。她略得意地说：“你相信吗，我那么多次睡在车站，从来都没遇到过小偷。”除了钱包、护照、手机和相机，她确实也没什么重要的物什。她说，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但她对越南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到了越南就有点像中国了，警察会来管，火车站凌晨还会锁上，不让你睡里面，很坏，我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出发时带的钱不多，她本来确实也有点山穷水尽了，但令她惊喜的是在金边的街头发现了中国银联卡的取款机，这使她决定继续进入越南和老挝。
很难想象她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她不会英语，“一句都不会”，但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其实通过打手势什么的，基本都能明白意思，砍价的话把数字写下来就好”。她到了印度才知道有Lonely Planet这样的旅行指南，某些国家和城市，她在出国前甚至从未听说过它们的存在——到越南后她也不知道会安、顺化很值得一去。我问她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旅游目的地，她答：“我就是看地图，照着地图上那些大的圈去……”
虽然这一路犹如流浪，但对于一个忙碌了半辈子的人来说，这是她头一次感受完全的自由。对她来说，旅行已经不仅仅是一次休假或放松，它事实上变成了生活，是某种她想要的人生。这使她从压抑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自己年轻时没机会做或不敢做的事——她说自己在广东的一所不出名的医院里工作了30年，从未休过假。她一路唠唠叨叨讲了很多她那枯燥的工作，以及只能默默忍受的大家庭生活，如今，她终于有机会逃离了。临别时我对她说：“你会上瘾的。”她笑了笑，答：“已经是了。”她已经定下了一个走遍五大洲的计划，虽然那些地方没南亚和东南亚那么好走，但看上去已经很少有什么能阻挡她了。
如今在中国，像这样自虐的旅行方式并不少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旅客的特殊身份：她几乎是那些自虐背包客的父母一辈的人物，而且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典型的”背包客——既没有那些让人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的旅行装备，也缺少相应的旅行攻略。当然也有一些老年背包客更专业一些，例如59岁的北京人赵瑞萍，她2009年只带了两万三千元人民币，历时75天独自骑游欧洲11个国家。虽然这类案例并不多，但他们都共同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的兴起：越来越多国内的老人，在晚年突然发现了自我，并意识到这是自己实现自我和梦想的最后机会。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牵挂，有时反倒比年轻人能更有勇气去决绝地将旅行进行下去。
对于一个传统上强调“尊老敬老”、不能“为老不尊”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现象。直到不久前，中国社会的老人形象都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产物：是值得尊敬的经验丰富的智慧化身，是活着的祖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传统秩序中个人自由较少的一群人——事实上，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中国的老年人也有个人自由的需求。人们对老年人的要求通常是更好地扮演他们自己的社会角色：做一个像样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但在新的时代，有些老年人不情愿地成为个人主义者，因为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年轻一代已不大愿意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使老年人被迫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在起初还会让他们颇感不习惯。
即便是阎云翔这样的社会学家，在讨论中国社会的个人化倾向时，更多注意和强调的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的盛行。我不知道有谁关注过老年人对个人主义的接受，这乍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悖论，似乎老年人不应去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当然，他们确实可能也是中国社会中第一代这样的老人：他们越来越多地不是扮演老祖宗的角色，而是开始鼓起勇气追求自己最后的自由时光。有时，这也需要年轻一代的不断鼓励，因为年轻人往往告诉他们：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得开心。如今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突然发现自己多出许多闲适时间的老年人，都对生活重新爆发出极大热情——你可以在多数城市的公园里看到参加歌舞队、太极拳等各种娱乐活动的老年人，用我朋友的话说：“老年人热情爆发时真的很可怕。”旅游，作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很受欢迎，诸如“夕阳红专列”之类的老年旅游团并不鲜见。
荣格曾说过，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不是前半生的任务。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生活是继童年之后人的第二段自由时光——但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基本前提。这在以往的中国社会，即便不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也罕见到无法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在如今这个以年轻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了，老人才第一次具有追求自我的自由空间。他们恐怕仍是最被忽视的个人主义群体，但正是这一边缘的不寻常现象，比主流的文化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某些变迁。
201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