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来，这本《鲁迅内外》是我的第二本专门谈论鲁迅的小书。第一本叫做《鲁迅：晚年情怀》，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我想先谈谈这第一本小书。
《鲁迅：晚年情怀》完稿于1997年4月。那时候，上海有关方面策划出版《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每一本的书名都有一定的格式。我应约写鲁迅。现在每想到这本书，我都有悔意袭上心头。当然不是对整本书都悔，悔的是第四章《脊梁与篾片》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鲁迅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胡适被污名化，在谈到鲁迅与胡适的思想分歧时，是绝对地扬鲁抑胡，胡适甚至被骂作国民党的“帮凶”、蒋介石的“走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从小喝的是狼奶。对于胡适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评价，就是喝下的狼奶之一部分。在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吐出许多狼奶了，但还远远没有吐干净。是仍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狼奶，让我在书中鹦鹉学舌地对胡适全盘否定、粗暴批判。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
也是在1997年，我在《天涯》杂志第二期发表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以东征西引的方式，对自己其实并不了然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一番批判。文章引来了徐友渔先生的驳斥。后来，人们在谈到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时，往往提到这篇文章，我被一些人视作是引发了争论的新左派人物。此事长期令我心中不怿。现在也借这机会，略作说明。应该说，同样是先前喝下的狼奶，驱使我写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对自由主义并未做任何了解、研究，却已经认定自由主义是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的坏东西，于是对批判、否定自由主义的言论分外感兴趣。将所见到的批判、否定自由主义的只言片语归拢，再作一点发挥，就有了那篇《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这样的文章，理应受到尖锐批判。所以，我后来一直感谢徐友渔先生的迎头痛击。
徐友渔先生的驳斥，对于消除那篇文章的恶劣影响起了良好作用，同时也促使我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徐先生因对“文革”的批判反思而令我敬重。他的驳斥，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九十年代兴起的“胡适热”，也让我觉得应该好好读读胡适。1998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哲生编选的《胡适文集》，共12册。我立即买了一套。对胡适的较为系统的阅读，改变了我对胡适的看法，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当然，对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同时改变。读胡适，也读一些谈论研究胡适的书。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胡明先生的《胡适传论》，都令我受益匪浅。那几年，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书，陆续在国内出版。199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明毅、冯兴元翻译的《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邓正来翻译的哈耶克的代表性著作《自由秩序原理》；200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克利、胡晋华等人翻译的《致命的自负》；2001年9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正来选编并翻译的《哈耶克论文集》；2003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邓正来翻译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的这些书，我都买了。不过并没有都读。但上下两册的《自由秩序原理》是认真地读了的。对于排出我体内的狼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长期弄不明白的问题，纠正了我许多对人性、对社会的错误观念，当然，也让我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我感谢哈耶克，也感谢译介者邓正来先生。我没有资格在学理的意义上评说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的扉页后面，是哈耶克的一幅老年照片。脑袋很大，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白了，小胡子也白多黑少，笑得嘴有点歪。我喜欢这个笑着的小老头。
二
谈到体内狼奶的排除，我还要感谢旅美华人学者林达。1997年5月，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近距离看美国之一”；1998年4月，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近距离看美国之二”；1999年3月，林达的《我也有一个梦想》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近距离看美国之三”。这三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阐释着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对于我这样学识浅薄的人，这三本书真是极好的启蒙读物。我要说，读林达的书，亦如有清泉缓缓流入体内，将那些腐臭的狼奶冲走。后来，林达又在国内出版了多种著作。三联书店出版了《扫起落叶好过冬》、《像自由一样美丽》和《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林达的《在边缘看世界》。这些我都买了。但没有来得及细读。读了那三本“近距离看美国”的书后，我见到林达的书，连翻都不翻一下就买。我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林达的谢意、敬意，同时也是想着，这些书，适当的时候，应成为子弟的读物。我接触这些书，是太晚太晚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更早地懂得这些书中的道理。
我刚才用了“启蒙”这个词来说明胡适、哈耶克、林达等人的书对我的精神影响。现在想就这个词再说几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启蒙”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质疑“启蒙”成为一种时髦。“谁有资格启蒙？”“谁启谁的蒙？”——他们理直气壮地在诘问。更有甚者，大谈“启蒙”的恶果，大谈“启蒙”本身的危险性。时至今日，“启蒙”当然有种种含义。而我所理解的“启蒙”，就是“先觉觉后觉”，就是去掉蒙蔽、让人明白，就是照亮精神上的黑暗。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怎么会过时呢？怎么没有必要呢？怎么就会有巨大的危险呢？太多的狼奶，让几代人精神上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狼奶并没有被我们这一代喝尽。在中国，启蒙的事业仍然任重道远。
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胡乱地读了胡适、哈耶克、林达，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论述、讲解自由主义理念的书。这样的阅读，让我多少懂得了一点自由主义，同时情感和理智上，都接受了自由主义。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是绝对的真理。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的真理，这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有人将自由主义视作绝对的真理时，当他把自由主义作为衡鉴人物的唯一尺度时，他其实已经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在对鲁迅的批判中，表现的就正是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姿态。
前面说，是从小喝下的狼奶让我在《鲁迅：晚年情怀》中对胡适作了极为简单粗暴的批判、否定，是从小喝下的狼奶让我在1997年的时候发表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现在我想说，现实中的某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他们的话语表现也的确让我疑虑、反感。任何理论，任何主义，任何价值观念，如果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都会变得很荒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文化界有所谓自由主义者群体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个群体，也是鱼龙混杂的。有的人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现实感；既具有深厚的学养，又具有清明的理性。当这样的人解说自由主义时，当这样的人以自由主义的理念评判历史、观察现实时，往往或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或言近旨远、谈言微中。而也有人，虽然把自由主义的小旗时刻插在后脖颈，但却头脑简单、常识不足、思维混乱，理解能力不足以分辨事物与事物的微妙区别，学术修养清浅得可爱，也清浅得可怜。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也以自己的方式糟蹋自由主义。当他们开始糟蹋自由主义时，当他们开始把自由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时，我还没有读胡适、哈耶克、林达等人的书，以为被他们糟蹋的自由主义，就是真的自由主义，以为自由主义就是那样简单、庸俗、粗鄙。李泽厚先生发明了“蒙启”这个概念，他说“五四”是启蒙，“文革”是“蒙启”。所谓“蒙启”，就是“启蒙”的反面，就是以“启蒙”之名让人精神上的蒙蔽更甚。那些糟蹋自由主义的人，那些把自由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的人，本意也是要人们认同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在“启蒙”，但至少对于我，他们事与愿违。对于我，他们干的是“蒙启”的勾当。他们没有让我亲近自由主义，相反，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更甚，对自由主义的反感更甚。狼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目出现，也可以以自由主义的名目出现。读那些把自由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的文章、著作，我等于又一次吞咽狼奶。旧狼奶上又添新狼奶。——我之所以在1997年发表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与这也有些关系。
三
自由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在对鲁迅的否定中表现得很明显。
鲁迅是否是自由主义者，这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其实，当我们谈论鲁迅是否算自由主义者时，应该首先说明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自由主义这个概念，至少可在三个层面使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伦理层面。完全可以说，鲁迅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也完全可以说，鲁迅是一个伦理自由主义者。但是，我认为，鲁迅的确不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
鲁迅不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这就成了一个罪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完全是一种政治思潮。当一些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也是在政治理念的意义上说的。自己信奉了政治自由主义，于是便把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尺度。鲁迅不是政治自由主义者，所以就毫无价值，所以就罪孽深重，所以就遗毒无穷。当他们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对鲁迅大批而特批，决意要将鲁迅批倒批臭从而彻底根除“鲁祸”时，他们就把自由主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们就让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自由不是唯一的善——这是哈耶克特意强调过的。林达的书中，也反复强调，自由不是唯一的好东西，自由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对人生来说同样值得珍视的好东西；而且，自由这个好东西，还往往与其他的好东西相冲突。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了自由，就意味着对其他某些好东西的放弃。自由不是唯一的善。政治更不是全部的人生和社会层面。将是否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作为评价任何人的唯一尺度，都是不合理的。如果是一个正在从政、执政的政治家，评价他时当然可以把政治理念作为首要的尺度。但鲁迅不是政治家。鲁迅是一个文学家。评价一个文学家而把政治理念作为唯一的尺度，正如评价一个政治家而把文学成就作为唯一尺度一样荒谬。
将鲁迅与胡适相比较、抑鲁而扬胡，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段。胡适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就绝对值得肯定；鲁迅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就一无是处。他们的思维就是如此的简单、粗糙。其实，就是胡适，又何尝是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穷尽得了的。仅仅在政治的层面上肯定胡适，胡适九泉有知，一定会斥之为谬托知己。胡适曾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鲁迅在批评国民党时从未点出蒋介石之名，在一些人看来，这就足以证明真正的硬骨头是胡适而不是鲁迅。不仅大陆的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说，台湾的那个文化流氓李敖，也在香港的电视上贩卖这种观点。胡适与鲁迅，在政治理念上差异巨大。胡适与蒋介石的“党国”的关系更是大不同于鲁迅与蒋介石的“党国”的关系。因此，胡适能够指名道姓地批评蒋介石而鲁迅不能，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以此判断胡、鲁之骨头软硬，十分不着边际。大陆的那些人这样做，还可以用无知来解释。一向以博学自傲、以博学骄人的李敖也这样说，就不知居心何在了。收入这本《鲁迅内外》中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不成问题的问题》等文章，就是针对那种以简单、庸俗、粗鄙的“自由主义”尺度评判鲁迅者而写。
《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一个副标题“鲁迅与胡适比较中的问题之一”。文章发表后，鲁迅研究界的前辈王得后先生用毛笔写来了长信，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并希望我写出之二、之三……我当时与王得后先生并不相识，他的鼓励令我很感动，也打算继续就鲁、胡比较问题写几篇文章。但迄今未写出“之二”，这让我愧对王得后先生。这里只想说，这些人对胡适与鲁迅的比较，在动机和方法上，都与郭沫若“文革”期间对李白与杜甫的比较如出一辙。郭沫若挖空心思地扬李白、不择手段地抑杜甫，无非是迎合毛泽东的好恶。今天的这些人呕心吐胆地扬胡适、处心积虑地抑鲁迅，除了表明了自身的鄙陋，也意在迎合一种时髦而浅薄的精神潮流。
鲁迅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其他“主义者”。鲁迅不信奉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念，但也不信奉别的政治理念。在《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中，我强调，鲁迅是一个政治怀疑主义者，即对“政治”本身有着深刻的怀疑。不承认这一点，鲁迅的许多方面就难以解释。但一些好心的鲁迅研究者，应付那种简单、庸俗、粗鄙的“自由主义者”的方式，是把鲁迅也说成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强调鲁迅“其实”在政治立场、政治信念上与胡适初无二致。而我以为，鲁迅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毫无兴趣，收入集中的《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一文，就是要说明这一点。《鲁迅的脑袋与自由主义的帽子》一文，也意在强调，政治自由主义的帽子，不适合鲁迅的脑袋。
四
收入这本《鲁迅内外》中的文章，写得最早的一篇是《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是将残雪、余华的小说与鲁迅小说进行比较，文章写于1991年9月，由林建法先生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其时我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这篇文章很长时间被我自己遗忘，没有收入自己的评论集。后来别人编选的几种选本都选取了这篇文章，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建国六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选时（中国文库文论卷），居然选入了这篇东西，这让我觉得不妨也收入这本《鲁迅内外》中。收入这本《鲁迅内外》中的文章，写得最晚的是《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写于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二十几年间，除了那本小书《鲁迅：晚年情怀》，谈论鲁迅的文章基本上都在这里。这实在不能算多。
是当时一些人认为残雪、余华的小说就是鲁迅期盼的“真的恶声”，才使我写了《残雪、余华：真的恶声？》一文，强调鲁迅所希望出现的东西，未必就是残雪、余华写出的东西。可见我的所谓“鲁迅研究”，一开始就带有论辩的性质，写关于鲁迅的文章往往是为了反驳某种对鲁迅的见解，当然，在反驳的过程中，要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说，《残雪、余华：真的恶声？》主要谈的还不是对鲁迅的理解，那写于1993年11月的《鲁迅研究中的价值标准问题》，便直接谈论的是应该如何评价鲁迅了。这篇文章针对的是王晓明先生的《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和《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这两篇长文而作。那时的王晓明先生，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两篇长文，对鲁迅持续终生的启蒙情怀表示了深深的遗憾。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的价值，就表现为小说创作的价值，具体说来，就表现为《呐喊》、《彷徨》的价值，至于鲁迅的杂文，没有“独特”的价值，而《故事新编》则根本不能算作小说。但是，即便是《呐喊》、《彷徨》，价值也不高。王晓明先生反复强调，鲁迅本来是具有小说创作的“独特”才华的；鲁迅本来是能够写出更好的小说的；鲁迅本来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杰出的小说家的。为什么没有写出更好的小说呢？为什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杰出的小说家呢？答曰：因为鲁迅始终具有“狭隘的启蒙意识”，因为鲁迅的“启蒙意识”始终分外“狭隘”而“强烈”。狭隘而强烈的启蒙意识使得鲁迅写了大量没有“独特价值”的杂文，在那时的王晓明先生看来，这完全是生命的浪费。狭隘而强烈的启蒙意识使得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总受理性的控制，不能“忘情”地倾诉内心的“绝望”，不能不顾一切地表达自己的“苦痛”，因而严重影响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在那时的王晓明先生看来，《狂人日记》、《阿Q正传》因为启蒙意识狭隘而强烈，价值不大。王晓明先生认为，在鲁迅小说中，最有价值的是《孤独者》，但《孤独者》也毕竟未能尽免启蒙之俗，因而也不能说是完美的艺术品。在王晓明先生的层层推理下，鲁迅几无价值，至少，鲁迅是否还有价值成了一个问题。读了这两篇长文，我当时有许多话要说，实在憋不住，就写了这篇文章，记得是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重读这篇文章，我发现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因此收入集中。
九十年代的某些以骂鲁迅为乐事的“自由主义者”，八十年代时曾是鲁迅的崇拜者、歌颂者。八十年代贬低鲁迅杂文的人，进入新世纪有的又成了鲁迅杂文的推崇者。前些年，京沪两地一群被称作“新左派”的人，声称要重新学习鲁迅杂文，尤其是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当他们要反抗“全球化”时，当他们要抵制“市场经济”时，当他们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黄金时代”时，他们重新发现了鲁迅杂文的价值。他们以为，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能为他们在今天的反帝，尤其是反美提供支持。正像简单、庸俗、粗鄙的“自由主义者”引胡适为同调是谬托知己一样，“新左派”引鲁迅为知己，也是进错了房间。收入集中的《“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就是针对“新左派”绑架鲁迅而作。文章未能充分展开，未能把道理说得很明白。这问题有些复杂，要说清楚不容易，我的能力很有限，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客观上不容说清的原因。许多话我有能力说但却不能说。——与“新左派”争论，总面临这样的尴尬。
五
鲁迅的被改写、遭歪曲，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我经常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有志于研究鲁迅，首先要明白，现有的关于鲁迅的资料，许多是有问题的，是靠不住的，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的。收入集中的《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增订本〈鲁迅年谱〉亟待再次修订》等文章，是针对鲁迅的被改写、遭歪曲而作。
最近几十年来，玄学化是鲁迅研究中一种突出的现象。我以为，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中，已有玄学化的苗头。当然，玄学化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还不算严重。但此后便愈演愈烈。运用现代西方哲学阐释鲁迅，是玄学化的根本原因。与玄学化伴生的，是过度阐释。玄学化的研究与过度阐释，让鲁迅的精神世界复杂无比、驳杂无比、庞杂无比。玄学化的研究与过度阐释，让鲁迅的内心世界简直成了无底深渊。这深渊的水，在翻滚着，在沸腾着，在咆哮着；深渊里有各种妖魔鬼怪在跑、在跳、在舞、在唱；深渊里，“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面罗刹、手执枪矟”，在打，在斗，在拼，在杀。鲁迅曾经被简单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鲁迅的复杂性。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过犹不及。把鲁迅无限复杂化，正如把鲁迅简单化一样，都是成问题的。我一直想写篇文章，对鲁迅研究中的玄学化和过度阐释提出一点异议，惭愧的是也一直没写。
如果说玄学化是一个极端，那么，这些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简单、庸俗、粗鄙的“实证研究”。一些人热衷于做这样的“考证”：鲁迅的某种思想，来源于五年前读过的某本书中的某一段话；鲁迅的某篇杂文，来源于十年前读过的某篇文章；鲁迅的某篇小说，来源于十五年前读过的某本书……他们当然也要建立起一条逻辑链。他们专挑对自己有用的资料建立自己的逻辑链，而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资料，一切使得自己的逻辑链无法连接的证据，都视而不见。这是将鲁迅简单化的新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实证研究，源自日本。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多致力于实证。做得好的，固然很有价值，但其末流，就是捕风捉影、入海算沙、白日见鬼。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的中国人，往往也要研究鲁迅。他们在日本生存，难免仿效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但他们往往学不到日本学者好的一面，倒是学到了那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这样一种对鲁迅的简单、庸俗、粗鄙的“实证研究”，也为一些国内的研究者所仿效。收入集中的《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是针对这种现象而作。
收入集中的《胡搅蛮缠的比较》一文，是与现供职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商榷的。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10月，其时我37岁，虽不能说年轻，但无疑比今天更为幼稚。那时，江苏省作家协会决定创办一个文学批评刊物，名叫《评论》，即今天的《扬子江评论》的前身。刊物由黄毓璜、费振钟两位先生主持。两位先生命我在创刊号上写篇文章。其时刚读了王德威先生在大陆出版的论文集《想像中国的方法》，对其中的那篇将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的《从“头”谈起》十分不满，于是便写了这篇商榷的文章。文章题目最初叫《从“尾”谈起——驳王德威〈从“头”谈起〉》。《评论》是内部刊物，又刚创办，文章发表后没有什么影响。2004年的时候，有朋友读到这篇文章，建议在张燕玲女士主持的《南方文坛》上再发表一次。我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再发表，也并不算犯规。于是，将文章改了一个题目，寄张燕玲，当然说明了数年前曾在《评论》发表的情况。2005年第2期的《南方文坛》刊出了这篇言辞尖刻的《胡搅蛮缠的比较》。2005年我在日本。回来后听说，那年秋天，在南京开一个规模较大的会，邀请了王德威先生。王德威先生在大会发言时，手持那期《南方文坛》说，“我的本家王彬彬教授”对他的研究方法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王德威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见到了这样的表述。再后来，我与王德威先生相识，几次见面都谈得很投机，从他那里受益颇多，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在王德威对一些人与事的谈论中，我感到了他异常的善良。我曾开玩笑地说：“王德威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学者。”与王德威先生相识后，几次想就那篇文章用语的刻薄向他道歉，但一直没有说出口。现在借这机会，向王德威先生，也向当初的读者，表示歉意。
《鲁迅内外》中仍然收入了这篇《胡搅蛮缠的比较》。我想，那些刻薄的用语即便照样保留，王德威先生也不会在意。但我还是把那些过于尖刻的用语删掉了。面对王德威这种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实在应该有话好好说。
六
书中收入了《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用一些人的话说，这是一篇引发了“地震”的文章。在编选这本《鲁迅内外》时，是否收入这篇东西，我曾有过犹豫。后来觉得还是应该将此文收入。这篇文章于2010年3月发表后，真是热闹非凡。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各种人物的表现、表演，让我有太多的感慨。有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我以前对此深信不疑。但在“汪晖事件”中，我知道这句话其实是一种书生之见。“事实”未必胜于雄辩的。还有一句话，好像是列宁说的：“几何的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怀疑。”列宁到底是“革命导师”，“汪晖事件”中，我对这句话更加信服。这个过程太复杂，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这里只说几件事。
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一家报纸立即采访了钱理群等京城的几位鲁迅研究专家。这几位专家都与汪晖有交情，甚至交情极深。他们一致认为，我的指控不能成立，汪晖不能算“抄袭”，充其量只是“不够规范”。钱理群先生更强调，在八十年代，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言外之意，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在许多人眼里，钱理群就意味着“公正”。就连我，在钱理群先生说出这番话之前，也将他视作“公正”的化身。代表着“公正”的钱理群先生的发言，立即产生巨大影响。此后的一段时间，全国的媒体都在嘲骂我，网上的言论更是不堪入耳。人们都认为，王某人无理取闹、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因而无耻之尤；王某人为“出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成了万箭齐来的箭垛。我仿佛听到全国人民都在唱：“大刀向王彬彬的头上砍去！杀！”有几个朋友在深夜里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压力大吧？”我知道，他们怕我承受不住。
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的压力越来越小。导致事情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严家炎先生的公开发言。2010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就“汪晖事件”对严家炎的访谈。文章的标题是《讨论汪晖被指“抄袭”，对纯洁学风有好处》，这是严家炎先生对记者说的一句话。严家炎先生虽然对我的文章有所保留，但也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在被问及八十年代是否大家都可以“抄”时，严家炎先生回答说：“尽管可能当时学术规范有点欠缺，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允许在论文中搬用别人的东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对于研究生来说，都应该知道要加注释，如果窃取他人成果是不允许的。当然，那时的规范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反抗绝望》是汪晖先生的博士论文，严家炎先生是当初的答辩委员之一。严家炎先生又可算钱理群先生的老师。尽管严家炎先生对我的文章并不全盘认可，尽管严家炎先生话说得很委婉，但他的发言，对于抵消钱理群先生发言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开始在想：王某人或许并非无理取闹；王某人或许并非无中生有；王某人或许并非无事生非……
严家炎先生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言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支持我。但客观上对我是巨大的支持。说起来，此前在关于金庸的评价上，我多次冒犯过严家炎先生，不但在文章中对严家炎先生的赞颂金庸有尖刻的批评，更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当面顶撞过严家炎先生。我作为一个后生晚辈的“非礼”、“不敬”，并没有影响严家炎先生的客观公正，这让我由衷地感激，也让我对严家炎先生的人格风范由衷地敬佩。
使得事情转化的，当然不只是严家炎先生的发言。客观上对我是有力支持的文章越来越多。网友更以自己的方式客观上给予我支持。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汪袭网”。这些，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发表后，靳大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命令我好好读读“汪晖成熟时期的著作”，我于是读了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写了《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发表于《南方周末》。后来，汪晖先生委托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了律师函，要求我立即停止“诽谤行为”并作出书面道歉。我于是写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发表于《羊城晚报》。这两篇文章虽然与鲁迅没有直接关系，但与《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形成一个整体，所以作为附录收入书中。那篇《是真佛只说家常》，虽也与鲁迅无关，但也与《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有点关系，因此也以附录的名义收入。
一年多前，钱理群先生一篇三万多字的文章，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在文化界、学术界流传。钱理群先生在文章中说到了“汪晖事件”，仍然强调在八十年代这是可以原谅的现象。钱先生对我有几句指责，说我“公开造谣”，诬陷他是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的“责任编辑”。“造谣”的名声很难听，在此略作说明。当钱理群先生发表为汪晖开脱的谈话后，我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时，有人寄来了三联书店2008年版《反抗绝望》的“后记”复印件。在“后记”中，汪晖先生回忆了钱理群先生对他的帮助，说是钱理群先生向出版社推荐了他的博士论文；说交出版社前，钱理群先生对书稿做了认真的阅读；说钱理群先生在书稿上做了不少修改；说钱理群先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说钱理群先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第一编辑”。这期间，我在接受一家小报的电话采访时，把汪晖说的这些话对记者说了一遍。但记者把“第一编辑”记成了“责任编辑”。所谓“公开造谣”，就是这么回事。在此，也对钱理群先生表示歉意。
应该说，抄袭现象在九十年代后，才越来越普遍，才越来越“正常”，才越来越被原谅。在八十年代，虽然技术性的规范不太严格，但抄袭现象却是很罕见的。在这里，我愿意以与钱理群先生相反的方式为汪晖做一点辩护：汪晖《反抗绝望》中的那些问题，在八十年代虽然很罕见，但九十年代以后，就不是什么离奇的事了；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大家不一定以八十年代的标准要求汪晖，而应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汪晖书中的问题。
七
收入书中的文章，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这次重读，只有个别字句的增删。
前面说过，二十多年间，关于鲁迅的文章，我写得实在不能算多。我的所谓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博士毕业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我就一直是副业。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主要时间精力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在九十年代，大量的时间花在写与文学没有多少关系的杂文、随笔上。最近十来年，主要时间精力则用于读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书和写这方面的文章。虽然这类文章不算“学术成果”，但却乐此不疲。
最后，仍然回到鲁迅与胡适的话题上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等于问“要李白还是要杜甫”、“要萝卜还是要白菜”、“要土豆还是要红薯”、“要鞋子还是要袜子”。这是一个伪问题，而且“伪”得很低级。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的子弟后代来说，鲁迅和胡适，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都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如果鲁迅与胡适是完全相同的，那或许真有一个要谁不要谁的问题。正因为鲁迅和胡适是不同的，所以是都不能舍弃的。这道理太简单，没必要细说。
我还会写点谈论鲁迅的文章，也会写点谈论胡适的文章。因为对于我，二者都是重要的。
2013年1月23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