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里，小说及其作者一向是处于被歧视的境地，不论什么作品，都不能登大雅之堂，一般被目之为“闲书”，即使如《水浒》、《红楼梦》等这样可以跻身世界优秀著作之林的小说，也曾被诬为“诲盗”、“诲淫”之作。它们的作者，不但在官史之中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就是笔记野史中，也难得看到他们的多少踪迹，所以连今天已被公认的“四大奇书”的作者为谁，也成为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关他们的生平事迹的材料，就更显得凤毛麟角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特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小说（广义的）的产生虽然很早，但其兴盛和成熟，却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发展相联系的，具体来说，直到宋元话本的出现，小说的影响才逐渐扩大，而优秀、璀璨的鸿篇巨制乃在明清以后才产生。因此，在此之前，小说的影响和作用远远不能和正统的诗文抗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小说如此，受制约于它的小说理论批评，就更不能例外。
尽管如此，在宋代之前，曾给予小说以足够重视并影响于后代的并非绝无其人。如两汉之际的桓谭，在其《新论》中就曾指出：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他在批评了小说形式短小的同时，却指出小说对“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在当时来说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可惜该书已散佚，无由见其全貌，上面几句话也是保留在李善的《文选》注中，因此桓谭小说理论的影响不大。
其最足称道并且又给予后世以巨大影响的当为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记录有小说十五家、作品一千三百八十篇，是史书上第一篇颇具规模的小说目录。他并且指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他还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在以上的言论中，班固虽然对小说进行了一些批评，但窃以为不应如一些论者那样把它看得太严重，因为从小说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它确实是出于民间（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它的地位和作用，比之同时的儒、墨、法、道等其他九家来，也只算是“小道”。而且班固在《艺文志》中对其他九家也都有不同的批评和指出其不足与流弊，因此对小说同样加以批评，甚至带有轻视之处，那也是很自然的事。而在这同时，应该说班固对小说看法的积极意义才是主要的，影响更是好的。首先，他把小说定为十家之一，与其他诸子并列，这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是大大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也为小说后来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次，与其他九家相比，把当时的小说视为“小道”，并未过分贬抑它；但班固同时又搬出“孔子曰”来，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按：这段话出自《论语·子张》，实为孔子学生子夏所说），这就为这种“小道”的合理存在，找到了有力的根据。其实，这段“孔子曰”所说的“小道”，其所指绝对不可能是“小说”，因为“小说”一词最早乃出现于战国时代的《庄子·外物》篇中，其义也非后世的小说的含义。班固要这样说，只不过有意要把孔子拉出来作大旗罢了。相反，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过：“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如果要贬抑小说，这倒是非常对板的锐利武器，而班固却没引用它，可见他是对小说作了偏袒的。第三，班固还为小说的未来作了预言：“然亦弗灭也。”可以说这是为小说的存在和前程呼喊，认为它颇有生命力，是有发展前途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其正确性。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班固是确立中国古代小说地位的一个奠基者，在他的时代为小说及其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后，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人与志怪小说，可以说开始有了小说文学的雏形。而至唐代，则进入了有意为小说的时代，小说在其发展途中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同时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则谈不上有多少积极的建树，而且在对小说的根本看法上，往往采取蔑视和排斥的态度。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采撰》中，就曾表示“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这自然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具体到南朝小说《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则径斥之为“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仅以“刍荛鄙说”一言以蔽之。他是完全吸取并发挥了班固对小说持批评态度的一面，而毫不顾及班固的其他意见，这也可以代表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对小说的看法和态度。因此韩愈写了一篇类似小说体的《毛颖传》，就遭到了时人“大笑以为怪”（见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讥笑，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宋代，中国的小说出现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产生了被称为“话本”的白话小说，古典小说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小说的地位也处于一个颇为复杂的境地。
一方面，传统的对小说采取漠视甚至鄙夷的态度仍然沿袭下来。有几个难得记载了下来的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则是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载：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另一则载于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
世谓子瞻诗，多用小说中事，而介甫诗则无有也。予谓介甫诗时为之，用比子瞻差少耳。……（略去举例）
从前一则可看出，著名诗人杨万里连干宝其人也没听过，足见其对《搜神记》绝无知晓；后一则可见世人（包括作者在内）对小说的藐视，连诗中“用小说中事”也在非议之列。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又一则记载，也反映了同样的观念：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也。
尹师鲁对《岳阳楼记》的议论自然是一种调侃语，但却透露出了对传奇小说的真正瞧不起。
然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小说却不顾人们怎样看待它，而以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进入了千家万户，甚至受到帝王将相的青睐。据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记：
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
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也记：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
可见北宋和南宋的这几个皇帝不仅都是小说迷，而且是小说创作的积极推动者。不仅皇帝如此，达官贵人亦不例外，且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所记“钱思公”即官兼将相的钱惟演的情况：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与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看来这位手不释卷的钱惟演，俨然把小说的地位放在小词之上了。其实他看书的方式未必分得这么清楚，很难说坐着就不看小说的。而当时其他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必是爱读小说的，否则，王安石、苏轼的诗里就不能那样“多用小说中事”，张邦基更不能把王安石诗中的这些“用事”一一列举出来，自然尹师鲁也不能一眼就分辨得出《岳阳楼记》中哪些是“传奇体”了。再看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的《繁胜录》等生动记叙的当时“说话”的盛况以及“说话”的繁杂门类，则更可见小说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状况。天都外臣说的“是后盛行，遍于朝野”，是一点不假的。
宋代小说地位和作用的明显提高，还可从另两点看出来。一是大规模的小说结集的出现，为以前历朝所罕见。如《太平广记》共五百卷，于太平兴国二年由李昉等奉宋太宗之命所编纂，唐以前的小说基本上都收集在内，保存了许多已遗失的作品，功不可没。李昉在《太平广记·表》里谈到编此书的目的乃是“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作皇帝治国参考之用，它表明此时小说的意义已大大突破了班固所说的乃“小道”，“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的局面。另一部由南宋洪迈编撰的笔记小说集《夷坚志》，它分甲、支甲、三甲、四甲四乙四部书，共四百二十卷，其卷帙的浩繁，用力之艰辛，为私家辑撰之少见，深得世贤与后人的赞誉，对后世志怪小说以及宋元的“说话”、戏曲有很大的影响，和《太平广记》一起成为“说话”人及戏曲取材的重要资料宝库。此外的其他目录著述，对小说也表现了相当的重视，如欧阳修等的《新唐书》、郑樵的《通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有小说的著录。这种现象以前是不多见的。欧阳修还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序言中径把小说称为“出于史官之流也”。这显然与从班固开始、沿用已久的视小说为“刍荛狂夫之议”的看法大异其趣。这种变化有力地说明了小说的地位和人们对它的看法都大大改变了。
宋代的小说理论的批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当时虽然并没有出现什么鸿篇巨制，也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论说，但就其已接触到的种种问题和观点来说，却可以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竖起一块令人瞩目的里程碑。
首先，宋代第一次有人破天荒地把小说提到了与正统诗歌相并列的地位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身价。它具体表现在对唐人小说的评价上。对于唐人小说，尽管如前所说，当时的士大夫还是相当熟悉的，但在他们的意识里，却大抵多是持藐视眼光的。叶梦得《石林诗话》有一则说：“‘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此两联虽见唐人小说中，其实佳句也。”“虽见唐人小说中”云云，就明显表现了这种倾向。但同时代人洪迈，却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容斋随笔》中有说：
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律诗可称一代之奇。
洪迈把唐人小说与处于诗歌黄金时代的唐诗相提并论，这是否誉之过高，自然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它却说明，宋代也有人独具只眼，把小说的地位作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继班固之后对小说所做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最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洪迈的这种看法，对后人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如明代署名桃源居士（论者疑即冯梦龙）的《唐人小说序》就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可以说是接受和发挥了洪迈的意见。
南宋人曾慥曾编纂过小说总集《类说》，他在该书的《序》里写道：
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余乔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筋（按：疑为“筯”）之处，水陆具陈矣。览者其详择焉。
曾慥在这里谈到的是小说的社会功能问题。在此之前，班固虽提出过“小道可观”，但“可观”者何，语焉不详。桓谭的《新论》提出了可以“治身理家”，其作用也只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此后则没有人正式谈到过这个问题。宋初李昉在《太平广记·表》里提出的“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也是着眼于统治者的借鉴作用而言。而曾慥的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之说，则是就小说本身的功用而言，他所概括的四个方面，虽然在内容上仍有明显的封建意味，但应该说，其所涵盖的小说功能本身是相当广泛而全面的，后来的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都未能超越这个水平。它甚至在今天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乃是小说的重要任务，也是小说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它还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小说史上真正有意识塑造而且出现了成功的艺术形象乃在唐代传奇，但唐人远远未能在理论上予以注意，真正开始注意人物形象问题的还是宋人。北宋宗室赵令畤所著《侯鲭录》中有一篇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的鼓子词，该词共十三章，其散文部分乃截取唐代元稹《莺莺传》的原文或改编其意而成。其中便有对小说的艺术形象问题所发表的议论：
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仆于是益知乐天之言为当也。何者？夫崔之才华婉美，词采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
《莺莺传》的成功以及它的巨大影响，是和崔莺莺这个艺术形象分不开的。正是赵令畤首先指出她有一种“不可得而见”的“态”，即人物形象的神态，虽然画家未必能摹写其形状，可是看了元稹的文章，却产生了“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的艺术效果。这里的出发点固然在于对元稹之“文”的称赏，但同时也道出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重要性。
把眼光投注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人物，便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言简意赅，往往短短数语，就有不少涉及小说的人物形象问题。例如对“庾公目中郎”一则批曰：“此神气又似矜傲。”对“王子敬语谢公”一则，批曰：“语本不足道，而神情自近，愈见其真。”对“蔡叔子云”一则，批曰：“外貌。”对“何晏七岁”一则批曰：“字形语势皆绘。”对“谢车骑道谢公”一则，批曰：“意态略似，但不成语。”对“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一则，批曰：“有女子风致，愈觉‘撒盐’之俗。”对“谢万北征”一则，批曰：“甚得騃态。”对“谢公尝与谢万共出”一则，批曰：“‘故作尔’三字极得情态。”……这些例子，或从用字，或从外貌，或从神态，或从风致等不同点着笔，而其共同点则都是说人物形象的问题。这一点在刘辰翁的笔下可说是非常重视的。
要塑造好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绝对离不开编排故事情节。这也是小说不同于诗、文等文学体裁的一个重要特征。宋以前的小说理论批评，基本上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而宋代却有了明显的突破。前引洪迈《容斋随笔》所说的“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能产生使人“凄婉欲绝”的艺术效果，是和必然具有故事情节的“情事”分不开的。《容斋随笔》卷十五又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这“鬼物假托”中，自然也离不开故事情节的安排。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批语，也注意到了小说的情节以至细节描写问题，如对“张凭举孝廉”一则批曰：“此纤悉曲折可尚。”就是指出此则写出了故事情节的曲折以及极纤微的细节描写，这是符合此则故事的实际的。再看另一则故事及其批语：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刘辰翁对此有批曰：“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所谓“有俯仰”，是指有如“卧语”、“既而屈起坐”等细节的描绘，并认为因为有了这些，故“大胜史笔”。也就是说，刘辰翁既很重视小说中的这类细节描绘，同时还指出了这正是小说与史书不同、甚至超过史书之处。刘辰翁的这种看法也是发前人所未有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有几个一直争议的问题，它们同时给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很突出的一个是小说内容的虚与实的问题。小说本来就离不开虚构，在今天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但在小说的理论批评史上，许多论者总是把小说和历史紧紧联在一起（其原因是另一个需要专门论述的问题）。如南朝时郭宪的《汉武洞冥记自序》就认为小说乃写“旧史之所不载者”；唐代刘知幾《史通·杂述》则认为小说应该“能与正史参行”等等。从这种观点出发，于是便有了小说的内容必须真实的命题，并把它作为评价小说的一个根本原则。从《晋书·干宝传》批评干宝《搜神记》是“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开始，强调小说创作的“真实”的观点就一直贯穿下来，它对小说创作的发展起到过明显不利的影响。而持相反意见，认为小说不必求真，也可以虚拟的意见随着出现，洪迈便是这种意见的突出代表。在《夷坚乙志序》中，洪迈说：
凡甲乙二志，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
在这里，洪迈指出从《齐谐》以来的志怪小说，都是“虚无幻茫，不可致诘”或兼有作者用意之作，即不可能是“真实”的。至于他自己编撰的《夷坚志》，他一方面说是“皆表表有据依者”，另一方面又以玩笑的口吻说：“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乌有先生”本身就不存在，因此，他的真实意思也是在说《夷坚志》其实和上面那些志怪小说的性质一样，是不可能“真实”的。这一点意见，到了他后来写的《夷坚支序》中就说得十分明白了：
稗官小说，言不必信，固也。……《夷坚》诸志，皆得之传闻，苟以其说至斯，受之而已矣。……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这里明确告知大家，“稗官小说，言不必信”，不要求“真实”。《夷坚志》的故事就都是得自传闻，有人送材料来，他就收受，编撰入书中，而不必问其真实与否；读者也只须了解它的意思，而不必过细去推敲它的辞语。这可说是旗帜鲜明地倡“虚”贬“实”了。“虚实”之争，几乎持续于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全过程，而洪迈可说是正确意见的一个创始者。
宋人还有对唐人小说及其作者作出更具体、深刻评价的，乃是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其卷二记：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
这里透露出小说发展到唐，与班固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小说不是来自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是文人有意识的创作；它的作者更非被称为“刍荛狂夫”的草野细民，而是有了功名的“举子”。而且写这种小说的人还需要有“文备众体”——具备史才、诗笔、议论的能力。它和洪迈的看法是相通的。这也说明为什么叶梦得尽管看不起小说，却不得不承认小说里的一些诗乃是“佳句”。赵彦卫的看法，既从各个具体的方面肯定了唐人小说的地位，同时也是对以后的小说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有“文备众体”的才能。代表中国古代小说成就最高峰的《红楼梦》，就具有“文备众体，艺融一炉”的特点，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吧。它也说明赵彦卫对作家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它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意义。宋元之际的小说理论及小说资料专家罗烨，在其《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中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又有诗曰：“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高度肯定了小说作者的才能和博学，和赵彦卫的意见是一致的。
宋代的小说理论批评，还有一项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为代表，开创了小说评点派的先河。刘辰翁的大量评点，包括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许多方面，往往三言两语，便道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受到了当时和后世人的赞许。李贽、金人瑞、张竹坡、脂砚斋等小说评点大家，可说都受过他的影响。如果说，评点派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获得了重大成就的话，刘辰翁就可说是这一派的老祖宗，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和重要的地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宋代，其社会地位和影响都产生了一个飞跃，为前代小说所望尘莫及。建立在这个厚实基础上的宋代小说理论批评，也取得了大的突破，它从许多方面接触到小说理论批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观念中对小说的种种偏见，更为明清两代小说理论的巨大成就作了良好的铺垫，对明清小说创作成就也有不可估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