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仁宗（赵祯）景祐三年（1036年），卒于宋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享年66岁。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多面的作家，也是北宋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是北宋最大家，词是豪迈一派的开派者。从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1057年）算起，他度过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为我们留下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为数众多的散文作品。
宋代的散文运动继承着唐代韩愈“载道”、“振衰”的传统，欧阳修是其中的领袖人物，苏轼是欧阳修的追随者。一方面他继承发扬了欧阳修的观点，赞成“为文必与道俱”，要“言必中当时之过”，“文章的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辞至于达，足矣”。坚决反对宋初以来的“求深”、“务奇”倾向。但苏轼的散文风格又不同于韩、欧。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当行于其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这种观点表现在他的散文风格的平易自然。他的议论好标新立异，明快犀利，富有吸引力；他的记叙文绘声绘色，摇曳多姿，充满诗意美。他不用难字，不堆砌词藻，文字晓畅、疏放，而又波起浪伏，挥洒自如，有如行云流水。这些就不是韩、欧之所长了。
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第，后任凤翔府签判五年，熙宁二年在京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己要求到外地任职。熙宁四年任杭州通判三年，又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专门摘录苏轼的诗句，控告他讽刺当时的政策，愚弄皇帝。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捕进了御史台监狱（即“乌台诗案”），十一月结案，十二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黄州住了四年多时间，直到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听政后（1086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他不赞成司马光等人排斥“新党”、废除“新法”的做法，又自求外任。熙宁四年任龙图阁学士的苏轼又出任杭州，先后知颍州、郓州、扬州。又以端明殿翰林侍读双重学士的身份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尽逐“元祐党人”。苏轼一年被一降再降，后来被贬到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渡海到昌化军安置；同时，凡是同苏轼关系密切的如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都被看成苏轼党人，通通受到贬谪。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苏轼以恩赦北归，定居常州，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了。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的时代。苏轼卷入了这种动荡不已的政治漩涡，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除了刚刚考取进士，初入仕途时期外，他经历了两次在京任职，两次自己要求外任，两次受祸被贬。
他的这种几起几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复杂矛盾的思想成分，对他的创作也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一般潮流，苏轼对此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但随着他在生活道路上的起落变化，他思想中的儒佛道三种思想经常相互渗透，不断地发生消长变化。
有时他站在儒家治世角度，认为佛老思想是一种销蚀剂，指责士大夫们以佛老为圣人的风气；有时却又认为佛理高于儒学。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本来是矛盾的，而苏轼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了起来。结合他的生活变化，具体表现为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谪时期，则以佛老思想为主。这也许和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思想是相通的吧！
苏轼的散文代表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行云流水般的活泼是他的散文的最显著特色。
苏轼散文中的政论和史论，同他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他初入仕途时，怀着“奋厉有当世志”的宏大抱负，力图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是一副舍身报国、积极进取、风节凛然的儒者面目。反映在诗文创作上，是写了不少反映现实，表现出他确有见识的优秀篇章。如《进策》二十五篇和《思治论》等就是一批充满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论文章。如《思治论》提出了应“深计远虑，割爱为民”，要求革除“三患”；《决壅蔽》深刻揭露了“贿赂风行，民情壅塞”的腐败现象。虽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但他那清雄豪健的论辩和汪洋恣肆的文风，都已经有了他的个人创作特色。
苏轼的两次任职期，都包括了在朝任职和自己要求外任的两个阶段。前一次是在熙宁时代与王安石变法的矛盾，后一次则是元祐时代同司马光、程颐等反对改革的“旧派”在是否彻底废除“新法”上的论争。在朝任职时，他的注意中心不能不是这些政治上的动荡和斗争，因此，在创作上，除了一些应制之作，总的数量就相对的要少些。即使当他为了躲开政治斗争漩涡而要求外任时，也并未改变其为民求活的初衷，如在密州组织百姓抗蝗救灾；在杭州兴修西湖堤坝（后人称之为“苏堤”是西湖胜景之一）等，都是他有名的政绩。由于生活面的扩大，不仅增加了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的了解，更加深了对人民生活苦难的实际感受。因此写作的数量比在朝任职时期要多得多，并且名篇佳作也不少。
包括在朝和外任两部分的整个任职时期，苏轼的散文着重在议论文（政论和史论）和记叙文（为了立碑勒石的亭台楼记）两类，大都带有应用文性质，但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苏轼不空谈学理，他在《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一批著名的史论中，说古论今，从史料中翻出新观点，深入剖析，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苏轼赞同和主张诗、文皆“有为而作”。他的记叙文往往借着纪事或纪游，反映出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寄寓着某种人生哲理，或体现个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如《喜雨亭记》由亭引出雨，由雨写到喜，表达了他关心农民耕作，与民同乐的心情。其它如《石钟山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等，都写得活泼有致，妙趣横生；他往往在文中凭借一些物事，抒发一通议论，把写景，抒情和议论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些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
元丰年间贬谪黄州，绍圣、元符年间贬谪惠州、琼州，这两个前后共达十多年的贬谪时期，是苏轼创作上的变化期，也是丰收期。
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是苏轼生活旅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开始了四年的黄州谪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困窘，对他的社会认识和人生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反映在创作上他的思想感情以及诗文风格都有明显的变化。
苏轼初到黄州似乎对贬逐生活还能淡然处之，但政治处境和生活困难使他产生的那种天涯沦落的悲苦孤寂情绪与日俱增，于是他排遣苦闷的办法就是倾心于道家的养生术。他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大都写得旷达超世。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交织着旷达和悲苦，消沉和豪迈的复杂情绪，但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完全沉溺在佛老的教义中了，而只是吸取其观察事物的办法，用以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这个时期的散文着重抒情性，将抒情与叙事、写景、说理高度地结合起来。出现了文学散文或文学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赋、随笔、书简等的成就最高。前后《赤壁赋》把诗情画意和政治失意的情怀融为一体，体现了他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近千年来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苏轼的书札、序跋、杂著等随笔和杂文，在他的散文中占重要地位。他在书札中，常常坦露真情，毫不拘谨，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襟怀和性格。苏轼博通诗文书画，在题记序跋中，表现了他对各类艺术的真知灼见。他在杂著中留下他的许多治学心得，如《日喻》《稼说》等文，他总是能够譬喻恰切，深入浅出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行文生动具体，并且富有哲理，不仅很能引人入胜，还能给人以启迪。他还有数量众多的书简，似乎都是毫不经意、随手拈来的。这种追求自由表达的倾向，在后来他贬居琼州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惠州、琼州的贬谪生活，使苏轼的佛老思想比第一次贬在黄州时有进一步发展，虽然他仍然是从自我解脱、排遣苦闷的角度去汲取佛老思想，是借某些佛理作为老境的消遣而已。
如果说黄州时期还常常表现出某种豁达的豪气，以及不时流露出的对受贬谪的不平怨气，那么贬居惠州、琼州时期，随着渐近老年，对佛老习染更深，因而表现为胸中已经没有什么疙瘩和牵挂了，一切顺其自然的精神境界。苏轼这个时期的创作和贬谪黄州时期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其进入晚年的特点。除了对人生的感慨外，他从佛老思想寻求精神支柱，虽处逆境而仍旧热爱生活，并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它的情趣和诗意。《浊醪有妙理赋》就已经很少有如像过去对刘伶、阮籍等酒中隐士的那份欣羡之情思了。由于生活和人生态度的变化，他在艺术上崇尚“平淡自然”，把过去曾经推重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转而推崇陶渊明压倒了一切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