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知子莫若父”，换言之，就该是“知父莫若子”了。然而，父亲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团，我可说自己更了解一个陌生人，却根本不了解他。三十年来，他从一位“暴君”走向没落，如今风烛残年，已看不出一丝半点当初的威猛。他的权威已完全丧失，偶尔我们在他面前表示不敬，他眼中仍会掠过一丝凶悍的光，但旋即就黯然了，犹如一只衰弱的老虎淡薄了对于猎物的兴趣。
父亲曾经在家中拥有极其磐固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可动摇，子女的任何异议都会为自己招来皮肉之苦。他若要我们跪下，我们就绝对不敢站着，更别说忤逆他的旨意而大声抗辩。巴掌伺候或棍棒伺候，这是他家庭教案里的两项主要内容。然而，时间在暗中扶弱抑强，父亲施虐的过程，也恰恰是子女成长的过程，我们相继长大，父亲日渐苍老，时间最终显出了它的公平。
父亲就如同一部历史，其中沉积了不少往昔的血泪，可是事后去读，却再也没有切肤之痛。我更喜欢用观剧者的目光去审视他的一生，因为儿子的角色是一个非客观的角色，任何情感的介入都会妨碍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更深刻的认识。我的解剖刀将不会轻轻滑过，我同时面对着自己的灵魂，它一直在等待那刺入深心的锋刃。
以吾父之名，祈求上天的法眼，明我真言无欺，恕我真言无罪。
正该如此。
父亲出生于官宦之家，过了十几年飞鹰走马的好日子。后来，战乱频仍，家境中落，他一向受庇于祖母翼下，这时也不得不出外谋职。他岂能吃得了苦，受得了约束？尽管身强力壮，腹中也多少有些诗书，乱世从戎，功名易得，但这并不是他心中的上选。他隐约感到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找不到应救之方，这才惊觉祖荫是何等的不可靠。
父亲先去做了一段时间的政府文员，大抵得益于伯父的多方关照，他捺着性子领了两年干薪，总算没惹出什么乱子。后来，他嫌手头不够松活，便异想天开，要做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这番冲动的直接后果是老本蚀空，债台高筑。若不是大伯援手，真不知他能拿出什么锦囊妙计度过难关。那时，母亲尚有一份价值不菲的嫁奁，父亲岂会视而不见？他不肯承认自己在经商方面的无知和无能，还想东山再起，就强行变卖家当，并且大言炎炎地说，这回一定要一本万利。他去南县做布匹生意，恰值抗战的兵荒时节，血本无归且不说，还险些在厂窖附近被日本兵抓去，沦为异乡之鬼。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失败的男人往往要找回自己的尊严，因而他会在身边制造出新的爱害者。父亲狂暴的性情借了助纣为虐的酒力，使母亲横遭霜雪之苦。但命运之神对父亲依然青眼相加，建国之初，他进了武汉中南粮业总公司，是个肥差。可是好景不长，他跟公司里一位习惯以功臣自居、喜欢颐指气使的南下干部发生了冲突，并且将对方掀倒在地，殴辱一番。他也清楚这个祸闯大了，就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一溜烟跑回长沙，神色之间毫无愧怍，简直就如同凯旋的英雄。
父亲的口头禅是：“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简直是豪气干云，胆大包天。
话说得豪迈之极，骨子里却是虚的。随后查成分，父亲就巧妙地耍了花枪，任由居委会的干部刨根问底，他并不直承家世，只说自己是贫民出身。存疑的干部到家中一看，真是萧然四壁，也就信了他瞒天过海的大谎。这下他不免得意洋洋，竟认为自己败空家业乃是一桩无量的功德。
2
一个荒谬的时代造就出荒谬的人与事。父亲仍然不肯谋职，觉得那是重新就范。他宁肯去修京广复线，干最苦最累的活，原因是，在一大帮穷哥们中，他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可以展示，甚至炫耀：“我见过大世面，在花花场所里打过滚，你们这些土包子算老几！”他一辈子都没有一个真情实意的知心朋友，就因为他放不下自己根性上的那份“高贵”。如果谁敢对此质疑，他绝对会拼老命。
3
我是典型的叛父者，尽管他的血脉是我生命的上游，但我走向了与之背离的另一极。我忍受不了他奉之为圭臬的混世哲学，我更忍受不了他的阿Q心态。
然而，我又并非一个完全彻底的叛父者。
我热爱自由，同样不肯就范于社会的普遍法则，父亲是间接逃离，而我直入其中，另求间隙。世俗的缧绁是不准我漏脱的，因此我经常要与之周旋，与之博斗，胜机微乎其微。我也有屈服，也有迁就，也有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父亲则不然，他是庄子所谓“曳尾于泥途中”的那种类型，根本不入彀。我恨父亲一生无所取长，碌碌无为，他若没有家庭，怎么活法都随他选择，那只是他个人的事情。有了儿女，最起码应该让他们得到温饱和教育的保障，这是为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逃离”和“闪避”实际上是懦夫的行为。我不能原谅他的正是这一点。
谁愿意以自己的父亲为反面教材呢？“三年不改父之道”，我倒是情愿如此，但也得看那是怎样的父之道吧。这不仅仅是一个“孝”字的问题，若毫无甄别，不免重蹈覆辙。
审视自己的父亲就是审视历史，我们理应有这样的勇气。
人生的成败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标准，比如以快乐的大小来衡量，这是否可靠？却不得而知。我想，父亲半生穷愁潦倒，这个标准也不适用于他。
他始终没有看到生活的意义，这是他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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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末，生活的列车再次脱离轨道。“上山下乡”的铁冷政策经由那些巧舌如簧的传播者加以火红包装，竟让父亲产生错觉和幻觉，以为这回是冷手执热饼。“到鱼米之乡种地比在城里打流要强。乡下的空气好，水米更养人。”其实，他在哪儿都是受穷，本无所谓，从城里换到乡间，他还可以钓钓鱼，悠哉游哉。父亲根本不与家人商量就自作主张，领了几百元安家费（当年可算得上一笔“巨款”），在外面的馆子里喝了个酩酊大醉。
上当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父亲嘟嘟哝哝骂了几句难听的话，算是认栽，然后打足十二分精神指挥家人去收拾那间仓库旁的破屋，他自嘲道：
“树挪死，人挪活。老子就不信没有出头之日！”
5
随之而来的冬天给我们上了第一课。先是杂粮入据盘中，闹了个饮食大革命；然后是寒流登堂入室，骨头缝里都感觉冷。父亲抽着劣质旱烟，喝着老烧酒，坏脾气自不免如炮仗，一点就爆；如弦上箭，一触即发。当地人特别欺生，谁知碰上父亲这个不怕鬼的钟馗，把队长修理得鼻青脸肿，反倒强行弄回一些稻谷和木柴。
“这帮家伙都是恶狗服粗棍！”
其后不久，父亲谋到了去大队林场做看林人的美差，他学会了嫁接果树的技术。我家的桃、李、梨、枣、桔、柚都是父亲的得意之作，屋后的竹林则成了我童年独处的地方。看林人有植树和守林的任务，父亲觉得这些活计都可以偷懒，倒是有一件活儿不可不干，那就是去林场附近的水库钓鱼。半年后，林场的树被人偷伐不少，上面让父亲做个交待，他却来了个拍屁股走人，根本不予理睬。
在近乎赤贫的环境中，没有酒喝，父亲的性格照样暴烈，他有满肚皮的郁懑之气要发泄，直接受害者便是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他经常打得家里鸡飞狗跳，尤其喜欢迁怒于无辜，转嫁痛苦。往往是二姐刚被发落，小姐又被驱逐，紧接着就是我仰天大哭出门去。若是母亲惹怒了他，同样会受到棰楚，少不了我们几个儿女抵死相救。那时，家中的猪一年也长不到一百斤，差不多要成精怪了，原因就是父亲喜欢责罚它，恨其不肯长膘，恨其不爱卫生，简直就是恨它缺乏人类的智商。关门打猪，也是“运动”的一种，马拉松跑多了，它自然无比精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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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这个社会是完全抵牾的，总之他不能忘怀昔日的荣光，尽管岁月流逝，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他那种追挽逝光的情怀早已根深蒂固。他在某个夏夜讲《水浒传》，说起那些英雄好汉们，竟不无自负地大发感慨：“我要是生在那个时代，梁山上就肯定有一百零九条好汉！”对于他的这句豪言壮语，当时我深信不疑。
然而，我现在一想，觉得不对，他哪能吃苦？又岂能服从宋江的约束？做个单独剪径的绿林“好汉”倒是有可能。
父亲真是世间最自私的人，只要自己有衣有食，哪里还去存恤家中妻儿。积忧积劳的母亲因而在五十岁上就咳血而亡。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有过丧偶之痛，他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婚姻正如一盘无法媾和的残棋，总算是母亲单方面掷子认负，提前出局了，她去了天堂，得到了安息。母亲一生遇人不淑，也是命运偏苦，竟至不能乐尽天年。如此想来，上天又岂是真有所谓的“好生之德”？
《诗经·蓼莪》篇中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兴叹，即表明了儿女对慈恩深深的感念之情。然而，天下不及格的父母比比皆是，他们仅凭一纸婚书就有了生儿育女的“资格”，这实在太过荒唐。古代的斯巴达人为了使自己的种族长盛不衰，竟采取一种残酷的优选政策，将瘦弱的婴儿置于死地，但他们并没有“优婚”的做法，如此治标不治本，仍难免种族盛极而衰。也许当时不加考虑的原因是成人的素质太难评估和衡定。后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不少健美的青年女子被组织上安排给某某首长做妻子，多数却并不幸福，可见此中大有学问。我有位朋友，父亲的性格同样暴戾，他从小受够了荼毒，曾咬牙切齿地说：“我若能像汉姆莱特那样也有杀父之仇要报就好了！”此语甚是意苦，我心中也有共鸣。
我记得父亲讲《三国演义》时，对曹操枉杀错杀吕伯奢一家这桩千古公案所发表的高论：“是真英雄才能心有定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话只有曹公说得出做得到。令我特别佩服。当时的情形下，吕伯奢一家的形迹确有可疑的地方，他只能当机立断，先保命要紧。世间循规蹈矩的人自然不能赞同曹公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若是与吕伯奢易时易地相处，也同样会成为曹公的刀下之鬼。”从这番话，我不难见出父亲与曹孟德虽然异代不同时，却是千古同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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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片苦寒之地捱过了整整十年，母亲墓木已拱，大姐嫁给了当地农民，孩子也已上学，可为痛心。回城之路并不好走，我们犹如被激流冲往下流的鱼虾，要重归上游是非常困难的。父亲年过花甲，已找不到工作，两个姐姐也只能将就着进了街办小厂。惟独我意外地获得了幸运女神的青睐和眷顾，读完高中就考上大学，好像横渡湘江，总算上了岸。
父亲的角色终于变得很不明朗，没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和支配权，他的威信因而急剧下降，这使他一时间很有些不知所措。他必须立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儿女都已经羽翼丰满，不再受制于他，而这恰恰不是他所能承受的打击。在内心痛苦的缓释下，父亲迅速苍老了。
许多年来，我不曾仔细考察父亲的内心世界，那里肯定寂寞如沙。他刚开始还去河边垂钓，后来不爱出门，就在家里捧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打小说，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多讲话。细想来，他的这种生活缺少意趣，他若要乐享天年，就该续弦才是。然而，他既无恒产又无退休金，这最后一个梦根本无法圆满。
七十二岁那年，父亲还会在除夕夜上演一出“醉打山门”的武戏，唬得一家人为之噤声。两年后，他就变得行动迟缓，昏黄的目光中不再有一丝一毫的狠劲。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内心开始的，他仍然死抱着着旧日的荣光不放，这是他最后也最有力的精神支撑，他的一生仿佛从未有过真正的开始，就草草收场了。
我无意评价父亲一生的功过，这不是儿子该做的事情。我只想从他的种种行迹中找出一些对自己影响至为深远的东西，并且对症下药。也许这样做徒劳无益，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接近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远离他，父亲骨子里的那份孤独感已完全遗传给我，这就是他留给我的今生今世“享用”不尽的“遗产”。
我深味着这份孤独，它绝对不是鸡肋，实在是食之有味，弃之可惜的。
因为它来自吾父的嫡传，就像名厨的保留菜目，其妙处只有悟得者才能会心。然而，个中还有另一番滋味，它使我的性情同样具有一种叛逆的趋向，这样的孤独带着很强的攻击性，像手舞一柄双刃剑，既容易伤及别人，也容易伤及自己。我于众多的动物中独独喜欢狼，这就是根性的反映。
我正渐渐走出父亲的阴影，走到社会的那片阳光地带，我的免疫力一旦加强，就可以真正抗御性格方面那些骤然而至的狂躁的因子。学会如何去爱才是正途，可是一路上铺满了荆棘。我不是第一个也将不是最后一个叛父的人，他的深味使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哦，那正是蔓陀萝花的馨香。
我拿起了剪刀，这根“脐带”就岌岌可危。不知父亲会怎样说，他很可能骂一声“不肖之子”，然后怒目而视。我却笑着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