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所谓“相忘”，既是忘怀于“他”，也是忘怀于“我”。唯其悠然自在，才能欣然忘机。因此，“相忘”便是酒过三巡、意已半醺的状态。
好的友情就该是这样的吧，但相忘之外，还有相惜。孔融一见祢衡，就一个劲地说：“相见恨晚！”满是惺惺相惜之意。当然，道术是一棵大树，友情只是上面寄栖的鸟巢。
我和元洛先生已相识九个春秋。最初，我执晚辈礼，见面点头一笑，交情泛泛平平。同在文联大院住着，两三年都不过如此。当时，先生治新诗学，著作很多，我初涉文场，对新诗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散文上来，因此虽有许多就教的机会，却都扯些闲谈。先生大约也以为我还稚拙，写散文纯粹是一时的兴之所至。
六十年代伊始，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父亲国学功底深厚，他有此渊源和传承，加以累年累月的不断精进，早已学富五车。还记得，我头一次踏入先生的书房，满眼都是书，四壁的各类典籍真可以汗牛充栋，便觉读书破万卷的学人生涯确实艰辛。先生谈锋甚健，记忆超群，言语中调遣古典诗句，就如枰间运子，游刃有余。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背诵郭小川和余光中等当代诗人的新诗，也略无难色，且没有只字之差。三国时，有一位名叫张松的奇士，他当着曹操的面将《孟德新书》倒背如流，简直令人汗出如浆，也令人拍案叫绝。先生大概有此奇能，只可惜这样的绝活仅仅只用以成就学文，已无预于军国大事了。平常，数十上百人的会议，若让先生主持，一席话必听得四座耳中流油。撇开诸多常规俗套，先生总要别出心裁，诗文则联翩而至，幽默则应命而来，往往能博得满堂彩，本无多少趣味的会议也就不那么令人睡意沉沉了。
五年前，省作协与文联分灶，从东区迁到北区，由大院迁入小院。先生住南楼，我住北楼，两人正好凭窗相望。此后，我们交往的机会渐渐多起来，经常在一起切磋文艺和球艺。先生曾多年致力于文学评论，早已意兴阑珊，正想另寻一种写法和活法，没费太多踌躇，他就“移情别恋”，属意于挥洒性灵的散文。这种体裁确实比文学评论更适合于他，散文若要写得出色出众，就有赖于智慧、阅历和学养的成全，这三者先生已然赅备。放眼今日之文坛，想以刀刀见血的真评论去改变风气，则不过是抽刀断水而已。那些趋奉时俗和逢迎人意的文字又何益何补于世道人心？
先生易帜（弃评论而向散文投诚）之后，我们常在一起把盏论文。我们都径直向古文学习，不肯苟同于时尚的佻达和浮靡。文章所贵者是骨力和气质，岂是表面的涂脂抹粉、扮靓装娇可以愚人耳目的？在四面商歌的时代，一些不甘寂寞的文人争先恐后地与文学割袍断义，皮囊之中不免额外多出几根媚骨和俗骨来，入海寻仙者有之，望洋兴叹者有之，投水自溺者有之。若笼统地说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他们就大可以自鸣得意，满脸贴金了。
先生见我年纪轻轻却按兵不动，有时也会调侃两句：“你凡事不甘人后，何以看着别人各奔‘钱程’，日进斗金，却无动于衷？你不该自守穷途的。”
我当然有几句辩解词：“就算是我为文学守节好了，傻是傻了一点，但并不可悲，也不可笑。何况您也是夜间的守庙人，有我作伴，这古佛青灯的日子，就可稍稍破闷。”
我们对文学此心不贰，在短缺信仰的年代里，我们守住了心中的那份本真。尽管较之挥金如土的大款，我们可谓彻底清贫，但在精神上，则自信足以笑傲江湖。
由于有古诗文方面的深厚修养，元洛先生的散文苦心孤诣，其淳正典雅的风格使许多读者击节称奇。这些华章大都收入了先生的新著——散文集《吹箫说剑》和《凤凰游》中。读其书，如历览其磊落胸臆，感觉是夏日含冰，冬日向火，冷暖皆宜。
元洛先生奖掖后学可谓不遗余力，既有识人的慧眼，又有呵护的诚意。世间有一类人，自己才疏学浅，却又嫉贤妒能，唯恐后来者居上，便时时处处加以压抑和刁难，对新进者求全责备，殊不知真正的凌云木是冻土和坚石封杀不了的，它们必定冲破种种阻碍，直薄青云，最终衬出那些扼守要津却堵塞贤路者的鄙陋。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热衷于名利的年轻后辈假借贤长者的肩梯攀求高处的旖旎风光，一旦羽翼丰满，达成所愿，就过河拆桥，视恩师如同陌路。先生曾为此感到寒心，但他并不因此而一改夙志，若遇衣褐怀玉的年轻人，先生总会像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一样欣喜。先生之爱才，尤胜于夏洛克之爱金子，这是无疑的。
一直以来，元洛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教益良多。平日把盏谈论诗文，或联袂出游山水，无不意气相合。于是，我便觉人生无须多有钱，大有名，广有田舍，只须有相知的师友朝夕相处，心中极感投契，就足慰平生，幸运之至了。
每当沉沉之夜，先生笔耕于灯下，我课读于案前，疲倦时，抬头举目，望见那一页明窗犹如绝胜的风景，立刻觉得此中另有心灵之间默默的交流，像电源一般接通了，满是温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