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疆——这块美丽、丰富、神奇的土地，曾经多次印下一个人的足迹，曾经多次回荡着一个人的声音，他的很多作品至今仍然深深地铭刻在各民族读者的心中，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艾芜。
1925年到1927年，艾芜第一次漂泊南行，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著《南行记》。1960年到1961年，艾芜第二次兴奋地旧地重游，写出了力作《南行记续篇》。1981年春天，艾芜以78岁高龄，又作了他的第三次愉快的南行，尔后出版了崭新的《南行记新篇》。艾芜一生经历曲折，著述甚丰，创作谨严，风格独特，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作家。
很多专著和研究文章都认为，艾芜是一位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的作家。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艾芜是一位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内核或实质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有独特风格和重要影响的作家。艾芜的小说尤其是以三次南行为背景的一系列作品，以其题材的新颖，人物及故事的奇特，色调的奇丽，风格的清新奇峭，构成了他的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为现代文学增添了异彩。关于此，我这里不打算具体分析艾芜的所有作品，仅就艾芜的谈话、文章来略为论述。1981午春，艾芜第三次南行时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和作了多次文学报告，我曾幸运地聆听过他的谈话，特别是联袂同行的高缨、冯永祺同志曾录下了他大量的言行，这些，都为我们揭开了艾芜创作的一个秘密。
不错，艾芜从1931年进入文坛时，他的创作就怀着“有助于人生”的愿望，要求文学“对现时代”“有贡献的意义”。（引自沙汀和艾芜致鲁迅的信，见鲁迅《二心集》中《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963年，艾芜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南行记》时写的“后记”中，他这样说：“我写《南行记》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的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
1980年8月，德宏州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后，成立的州文联经过研究，给艾芜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为创办的文艺刊物《孔雀》题字。9月14日，艾芜同志不仅欣然地题写了“孔雀”刊名，而且给州文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说：“州文联同志们：接读你们的来信，仿佛又到了你们所在的美丽的边疆，尽管离开你们已快二十年了，但仍觉得没有离开好久似的。你们将创办文艺刊物《孔雀》，定会为繁荣边地文艺，作出很好的贡献。……”1981年3月24日，当艾芜在高缨、冯永祺等同志陪同下，第三次南行到达芒市时，他为德宏州《团结报》题了辞：“守在祖国南天的大门，既要发扬各个民族的文艺，又要教育边疆广大的人民；批判外国的黄色下流的作品，振奋青年一代的爱国精神。”当天，艾芜同志专门为州文联举行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作了文学报告。艾芜的报告始终贯穿着他那种根植现实，直面人生，热爱生活，乐观奋发的革命文艺精神。他在谈到境外文化渗透的问题时说：“大家要创作出既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又有一定娱乐性的、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去抵制那些外来的不健康的东西。”他重点讲到：“文艺工作者要研究人和生活，或者说是人和社会。文学是描写人和社会的，要描写它，首先必须正确地认识它。也就是说，要认识人生，研究人生，评论人生，最后才能描写人生。因此，要先武装起来，读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去研究、评论、描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不能忽视。”他还说：“德宏风景美丽，各族人民淳朴、勤劳，生活丰富多彩，是个产生文艺作品的好地方。如何才能把生活变成作品呢？要读书，要精读别人的作品。……鲁迅先生早年曾说过，他的本钱就是读了两百多篇外国作品。……我自己，现在也还努力学习和阅读别人的作品的。……”艾芜还指出：“要把亲身经历的、听到的生活，变为文艺作品，还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许多名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都说要富于想象。歌德、高尔基也是这样回答人家的。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但又要合乎现实，比真的还真，别人感到真，自己也感到真。想象是根据人物的身世性格去想，要能把偶然变为必然，把生活中发现的偶然事件，变为必然，其过程就是要真实，人家才相信。写人物也不要太理想化，如《三国演义》中的孔明，鲁迅就认为写得过智而近妖。……”接着高缨同志在讲话中谈到艾芜在楚雄时讲过一句话：“文学家首先应当是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艾芜、高缨同志谈写作》、《孔雀》1981年1期）
艾芜同志在他第三次南行中，还深有感触地说：“群众在奋勇地前进，作家也要奋勇地前进。”“文艺工作者，在热爱生活中，首先要热爱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生活，要在四个现代化中，努力探索，找寻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精神，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不仅应了解正常情况下的人的灵魂，而且要了解各种不同情况下人的灵魂。当然，尤其要了解参加四化建设的人的灵魂。”“江淹在他写作的后期，写不出好文章，人家认为他‘江郎才尽’，好像是命中带来，实际是他热爱生活的兴趣减退了，努力探索的精力衰退了。庾信写的一些诗赋，杜甫称赞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因为他年纪虽老，还是很热爱江南人民，还是尽力了解江南情况。”（见冯永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艾芜在回答高缨等问题时也这样强调：“一定要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可是要有实践，主观与实践要结合起来，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描写的时候，要和现实生活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热爱人民。……” （见高缨《竹楼的恩情》中《一个难忘的夜晚》，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艾芜在为他的《南行记新篇》写的《南行杂感（代序）》中再次这样倾吐心里话：“作家的心胸，有如广阔的天地，要包括万事万物和各方面的人，并让时代的暴风雨，冲击来，冲击去，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欢呼。有哀鸣，有怒吼，有低唱。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狭小的笼中，和时代的生活隔绝。我们今天还是要呼喊：热爱生活，到生活中去！”
从以上引述的艾芜的文章和言谈中，我们已经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同时，当我们阅读《南行记》、《漂泊杂记》、《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等一系列生命的流程般的作品时，我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那热烈的抒情，浓郁的诗意，异乡的情调，神奇的环境，独特的人物，诡秘的氛围，充分表现出的浪漫主义的特色。尤其强烈地体察到作家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拥抱现实，直面人生，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表现普通人民大众，歌颂他们性格和心灵的美——这就是艾芜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显著特点。
而以往的有关艾芜的研究文章基本上忽略了这一特点。艾芜本人以往也不谈及这一特点。只是在艾芜第三次南行中，高缨同志心有灵犀地且饶有兴致地提出这点，艾芜也终于欣然接受并道出了这一点。那是1981年4月2日下午在昆明红星剧院三楼会议室，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省作协联合举行欢迎艾芜第三次南行的报告会，我曾亲自聆听了艾芜的讲话。接着高缨在讲话中谈到艾老的《南行记》有浪漫主义的风格，问到艾芜时，艾芜点头欣然接受。当时我感到这真是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秘密！后来从刊物上读到高缨的文章《一个难忘的夜晚》，我进一步豁然开朗。高缨问：
“艾老，每读您的作品，总感到有一种深沉的力；这力来自生活，好像您在把生活本身，淋漓尽致地展示给读者。同时，我又感到一种炽烈的热；这热，来自您的激情。可不可以说，您的作品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但也包含了浓重的浪漫主义。是这样吗？”
“是的。”艾老做了肯定的回答。
“浪漫主义来自现实生活，”艾老好象很乐于谈这个问题，一口气说了许多话，“生活中总有些美好的东西，崇高的东西，让人家产生强烈的爱，让人们去追求……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古已有之的。可以这么说，有材料上的浪漫主义，有写法上的浪漫主义。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属于材料上的浪漫主义，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有浪漫主义成份。怎么说写法上的浪漫主义呢？人物总有可爱的一面，使人热爱人生，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对人民的爱。在写法上，往往注意重大事件，注意选择美好的人物，同时在情节上往往要离奇一些，比如《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张飞，在长坂坡大吼一声，桥断水倒流……”“高尔基热情地肯定人生，他是主张浪漫主义的。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出人生的不合理，写出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这是为了改造人生。……”“对于契诃夫的‘走向浪漫主义’，高尔基是欢迎的态度。”（引自高缨《竹楼的恩情》第103-105页）
其实，艾芜早在悼念郭沫若逝世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了他受郭沫若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一秘密。“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老人，是吃‘五四’运动的奶长大的，而全心全意投入爱好新文艺的潮流，一生从事文艺创作，主要原因之一，则是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引起来的。……郭沫若同志的新诗，健康而又明朗，像民歌似的容易上口，尤其令人心醉。……那时候我不仅热爱他的诗，他的文章，还尽量找他的通讯集来读（如《三叶集》）。”（艾芜《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见《悼念郭老》，三联书店1979年版）
1979年9月，艾芜写了《云南在我的心地上播下了美好的种子》，他说：“尽管我在四川为刊物写过一两篇散文和旅途杂记，但正式发表文艺作品，却是在昆明。我记得在云南的文艺刊物《云波》半月刊上，登载过我的一首新诗《湖滨》，就是描写我在翠湖边上夜间所见所感的景色。……现将记得的句子，再录于下：低徊在湖滨。/天空的星晶莹，/水里的星凄清，/都睇着我眼波盈盈。/忽地一闪流星，/天空的星向我飞奔，/水里的星朝我涌进。/啊啊，我要拥着双星，/光灿地飞腾。”其实艾芜在21岁立志南行时，他曾写过一首豪情灼人的诗：
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
蜀水无奇处，吾去乘长风。
以上的艾芜青年时代的诗，早已鲜明地透露出他的性灵心迹和浪漫情怀。这位流浪者在南行的坎坷生活底层闯荡一番后，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流浪文豪”。
“浪漫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理想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虽然表现理想，但仍然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使进步的理想与生活发展趋向一致，与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一致。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想与现实生活，应是统一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应是统一的。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这便是其实质和特征。那末，艾芜的创作到底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还是以浪漫主义为主？或是两者相结合？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流浪文豪艾芜的作品、他的创作道路、创作风格，正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我们总得承认这样一个常识——中外文学史上，不少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往往都是不同程度的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坚持积极的现实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艾芜的一贯追求和实践。诚如高尔基所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论文学》第163页）
综观艾芜的创作和言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艾芜创作的一个秘密。
由此我还认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个多年来鲜为人谈及的问题，应该为它正名并特别值得珍视和提倡，尤其在今天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198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