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东方文化从根本上就与西方文化不一样，如果偏要让自己全盘西化，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玩命地学习西方，却永远也追不上，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他”。如果一只猫跟着狗学习追兔子，持之以恒，不辞辛苦，最后结果只能是猫被累死，因为猫本身不是长跑型的，而是短跑型的。
朱建军
中德一期精神分析组学员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意象对话和回归疗法创始人
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
中国社工协会心理健康工作委意象对话学部主任
中国社会心理协会环境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文化与心理咨询学组委员
著有《意象对话心理治疗》《回家越走越快乐：回归疗法入门》等30余部
心理治疗学习之初
小时候的我性格比较内向，有人说周星驰是孤独症，我感觉自己也很像孤独症。因为那时候，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到街上去，而是喜欢待在家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那个年代的书特别少，更没有特别有意思的书，我非常珍惜任何能够看到的书，特别是一些很难买到的书。我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就可以买到、读到很多种类的书，但他们并没有我小时候那种迫切想看书的心情。
小时候因为好书太缺，反而增强了我的求知欲和读书欲，因为书少，所以特别想读。不过可惜的是，我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真正的传统文化，因为没有人讲解，也没有机会碰到名师。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有才华，他们受到更系统的教育，这让我很羡慕。虽然我没有特别系统地读过书，对文化的学习也很随意，但所学的东西还是很有用。比如说，在看到一些不懂的知识时，我会乱猜，会误解，但无论怎样，它们都在心中留下了种子，在以后的生活中碰到一些事情时，我会突然联想到以前在书中见到过的知识。
我的本科专业跟心理学完全没有关系，毕业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复斟酌后选择读心理学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在中国刚刚兴起，于是我成为第一批心理学从业者。在那个时代，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做心理咨询，技术水平普遍较差，也没有专门做心理咨询的机构。所有人都是在尝试，于是我开始自学。只要在书中读到关于心理咨询的方法，我都尽可能地去研究、尝试和应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除了接收本校学生的咨询外，也接收外界的来访者。当时没有督导老师，我便自己摸索着做咨询，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反复思考。这种咨询方法不好用，我就去尝试另一种。当时的我什么都学习，什么都尝试。
尽管学习如此艰难，但这是一个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对于当时的咨询师来说很难获得，所以我很珍惜。在这个特殊的学习探索过程中，我慢慢有了一些体会。跟我同一时间开始做心理咨询或比我入行晚的人，可能他们做过的案例比我要多，但我却发现，他们的进步并没有我快。
王语嫣只有在金庸的小说里才能那么牛，现实中的人不可能不经过练习就能学好那么多理论知识。心理咨询与治疗也是一样，如果只读书，不做个案，咨询技术就不可能有进步。反过来说，如果只做咨询而不反思，最后也只能成为一个匠人。把一套心理咨询方法用得很熟练，对某些心理问题会有效，但如果就用这一套方法混一辈子，这样做会很可惜。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不能学而不思，也不能思而不学。我当时努力学习，学习后思考，思考后再学，一边读书、一边练习，练习中发现了问题就思考，然后回来再读书。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咨询效果在逐渐提高，同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文化对人的影响。
文化对心理治疗的影响
心理咨询是一个跟文化密切联系的学科。这句话看起来容易，但却是我在咨询过程中切实的感受。不同的疗法实际上跟这种疗法的所在文化有关，疗法创始人的文化氛围跟疗法的应用有着很强的关系。心理学有一个主流幻想，就是希望有一种普世于全人类的心理学，但这种幻想只能存在于基本的心理活动中，一旦涉及情绪情感、动机、思维、语言、人格、社会行为这些层面，就不可能有全人类普世的内容，因为各个民族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各民族自身的特点。
心理治疗涉及人类特别复杂的心理，包括思维、情感、人格转变等，如果我们试图忽视不同文化的特点，这肯定行不通。现代的中国人有很多阿Q精神，而美国人有很多阿甘精神，他们有勇敢尝试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但从民族整体来说，他们不太喜欢思考深刻的哲学。美国哲学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一特点特别符合我对美国的印象——在看美国警匪电影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片子里遇到危险的人都不动脑子思考，但他们跑得很快，力气很大，有很强的体魄。
美国人非常喜欢实用的东西，最早在美国本土诞生的治疗方法是行为主义，即有什么刺激就有什么反应，像开车一样，踩刹车就停，踩油门就走。他们很少关心行为里有什么内在机制。这种方法应用在来访者身上就是特别简单的系统脱敏、强化等行为技术。
这些技术不太适用于中国人，因为中国来访者都很喜欢动脑子。如果我告诉来访者恐怖没关系，只需要到大街上做脱敏治疗就会好，也许这种方法有一定疗效，但这些来访者一定会产生一种想法：我自己也可以去大街上，为什么要你带我去呢？我完全可以自己回家做。当然，他们自己不会回家做，所以这种疗法的效果还是不怎么样。
美国出现的第二个治疗方法是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方法，治疗理念跟行为主义不同，操作简单，但想要做好却不容易。人本主义疗法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就是给予来访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和共情。这种方法当然也有用，但用在中国人身上会比较麻烦。
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使人本主义疗法的使用更加麻烦。在以前，来访者来做咨询，治疗师可能什么都不用说，只是表达鼓励和支持，来访者就会觉得很舒服。渐渐地，我们会发现对来访者只是表达鼓励和支持还不够，时间长了，他们会找不到方向，然后也会不耐烦。
1986年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关于神经语言程序学（NLP）的书，这个方法很好用，效果也不错，同时我也经常用催眠和精神分析疗法。NLP治疗在美国很火，特别是其中的教练技术，这种操作简单的技术符合美国人的心态——只要使用就有效果，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但这个技术在中国却不是最适合的疗法。
我特别喜欢精神分析疗法，它很深邃，但在以前，来访者不可能每周都来做咨询，尽管收费不高，但长期的治疗也会让很多人负担不起。森田疗法在日本非常好用，强调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即在焦虑中忍受痛苦。我发现中国人没日本人那么能忍——很多日本人受过忍者训练，所以森田疗法在中国的效果就不够好。
于是，我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才适合中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讲究理性主义，美国人讲究实用主义，而中国人讲究悟性，那么，悟性可以借助什么来启发呢？那就是意象。中国人善于进行形象思考，我们的文字就是一种象形文字，我们的诗歌里充满了象征。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特点应用到心理咨询中。我试着把各方面学习的东西整合起来，发展出一套最好的应用意象来做心理咨询的技术。
我在精神分析中学会了释梦技术；在催眠中学会了如何引导人进入催眠状态和浅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很容易看到意象；我又设法改进NLP技术，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我受到了儒释道文化的启发，意识到密宗的观想其实是一种意象，道教的存想也是一种意象。意象在每个派别里都有自己的解释，解释都带有宗教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些实际上都是意象心理治疗。
比如，民间的巫术也是某种从意象出发的治疗，也可以被看成某种暗示。一个孩子癔症发作，经常跟父母打闹，父母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请来一个巫师。巫师说他被黄鼠狼缠住了，然后用火烤或针扎等方式把黄鼠狼赶跑，孩子就没事了。实际上，黄鼠狼就是某种意象，这个孩子可能是跟父母之间有某种冲突，但无法反抗父母，于是就把这种反抗压抑在心中，而黄鼠狼的特点是爱闹和调皮捣蛋，这就是他心中的心理意象。我们完全不需要相信或使用传统巫师那一套迷信的东西，而是可以把这种症状作为心理象征来看。
我把理论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新的疗法。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这种疗法，随后的10年间，随着我的坚持应用和普及，这个疗法慢慢成熟。1999年，我自己开始带意象治疗小组；2001年，我在北京林业大学做意象对话治疗的培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意象对话。如果意象对话治疗是个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已经18岁了，可以上大学了。现在很多人都学过意象对话，而且使用过意象对话治疗的人也已数以千计。
随着做的心理治疗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用意象对话疗法，他们使用这个疗法也会有效果，但使用效果不如中国人好。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我尝试并实践了新的疗法——回归疗法，这也是非常有文化特色的治疗方法。
我觉得回归疗法的创始人是陶渊明，他把回归疗法应用于生活实践，当然还包括苏东坡和王阳明等，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心理疗法这种说法。回归疗法有特别鲜明的文化特色，基本理念是无我观，整个治疗过程就是教我们怎样回归初心，回归到赤子之心的层面。回归疗法所强调的个体品质完全是儒、释、道所提倡的个体品质。
所以说，回归疗法的特点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无缝契合，这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能将很多东西融合到一起，融合率不可思议。比如，佛教来源于印度，最初传来国内的时候，它跟我们本土文化的差距看起来很大，但后来我们居然把它融入自己的环境里了，还可以跟中国文化无缝对接。这种文化观念跟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特别大的区别。西方文明是越分越细，完全背离了融合，比如基督教有很多分支，这些分支很难融合在一起。中国文化是一种融合；西方文化是一种分离。即便我们东方文化有分离，最后追求的还是一种融合——我们不拒绝分离，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殊途同归的点在哪里，而不是站在分岔的岔路上。
所以，我在回归疗法中发现这些东西可以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这些方法实际上非常东方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所失的“马”是小时候没好好学习英语。中学的时候脑子犯轴，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学习一门语言没有用；与其花时间去学一门语言，不如花时间来写本书，书写好了，自然就有人翻译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的想法真傻。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们都选择出国留学，但我没有，我选择研究中国人。虽然没能出过深造，但我能够更专心地去研究、体会和实践中国心理学，而且我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心理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跟自己的个人成长息息相关。虽然西方有些流派也强调这个理念，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更加重视。对我而言，这并不只是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
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差异：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东西方所追求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东方儒、释、道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实际上都是重视生活哲学、人生哲学和心性哲学的研究，而不是努力在自然哲学上有所成就。由此可见，中国人更注重对心的探索。
从宗教方面来看，西方人认为人不可能成为神，所以只需要信奉上帝，把自己交给上帝就好。但东方人却正好相反，无论是佛教还是道家，修行的终极目标都是天人合一，甚至超越天地。目标不同，做法也就不一样，心理治疗也是如此。在我做咨询和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对这个的体会越来越深。
我最初推出意象对话疗法的时候，遭到了很多质疑，但当时年轻气盛，所以对这些质疑感到愤愤不平。等我开始推出回归疗法的时候，质疑少了，我自己也不再那么年轻气盛了。当时我有一个私心，这不是个人私心，而是文化私心，就是希望能够诞生一个中国本土的心理治疗技术，并且能够一直传承下去。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那时的我学习还不够，成长也不够，但我对当初的决定却丝毫不后悔。毫不谦虚地说，意象对话影响力的宽度和广度还是很大的。这么看，我所付出的努力和因被质疑所承受的压力都没有白费，我还是很欣慰的。
我为什么要创立本土化治疗方法
有人质疑说，这个疗法有效果吗？我回答说，等咨询多了就看到效果了；还有人质疑说，这是不是只有你这样的怪人才能用的疗法？事实证明，我的很多学生都可以把这个疗法应用得很好。
当这些质疑被驳回后，我的同行们又提出一个疑问，即我们有必要创造这个疗法吗？国外的治疗方法很多，我们学习后使用就可以了，何必要自己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疗法呢？难道从国外引进的疗法不能治好心理疾病吗？做中国本土化疗法有什么意义呢？
我相信国外的那些疗法引进国内并慢慢本土化一些，肯定会有效果。但是，我努力研究出来的本土化治疗方法，也有其价值所在。
第一，国外心理疗法固然可以在中国使用，但并不是最贴切的疗法。就像我们中国人也能穿欧版的西装，但却不那么贴身一样。
第二，如果我们把中文废弃掉，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只用英文，我们也可以正常地吃饭、工作、交往，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失去的不止是用作交流的语言，而是一种文化。没有中国语言，就没有中国载体，文化就灭亡了。心理咨询也是这样，中国本土疗法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心理疗法全部都是引进的，那么我们的文化就少了一个载体。虽然也能保证存活，但一定活得不够好。换句话来说，如果世界上没有其他动物，人也能活，但肯定活得不好。
第三，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了，精神多样性也就不见了，这对世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当然，有些文化最后要走向灭亡，就像有些物种要灭绝，但绝不该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非常有价值。从根上来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特别是在心理学发展潜力上。如果我们不用心理咨询的媒介传递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后人来说，这是我们的失职。
第四，试图使中国全盘西化，只是一些人的幻想而已。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生母，从刚开始诞生就不一样。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本身就不同，种子不一样长出来的苗就不一样。你希望自己的苹果树变成隔壁家的柿子树，只有嫁接能够实现，但嫁接出来的只是枝丫而已，如果你想连根刨掉，那树就会死掉。
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优秀，甚至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别人家的孩子。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童年经验会对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家庭历史不同，个人成长会深受家族历史的影响；每个人的行为也不同，就像鱼学习爬树，只会一次又一次失败，屡战屡败，最后唯一的结果就是没有自信。
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东方文化从根本上本就与西方文化不一样，没必要照搬他们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他”。如果一只猫跟着狗学习追兔子，持之以恒，不辞辛苦，最后结果只能是猫被累死。因为猫本身不是长跑型的，而是短跑型的。
我们整个民族和民族精英人物的脑中都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导致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做了错误的事情。我们跟在人家后面学习，就不可能不挫败，挫败后就不可能不自卑，自卑了就不可能不对自己失去信心。当大家不断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时候，想弘扬民族文化的人就只能做一件事——反向形成的防御，即觉得中国人最伟大，我们绝对不能崇洋媚外……于是不管好坏，他们把传统文化里的东西全部翻出来，比如从外表上打扮成古人的样子，做一些古代人会做的事情，但从实际来说，这还是没有抓到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民族主义不能变成真正的文化传承。
真正的文化传承其实就是从根本上认可本土文化，认可文化的潜质，深入地从身到心去认可，无论是从认识还是行动上，都应该成为文化的载体。这种认可并不是让我们排斥外来文化。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外来文化当作营养，就像吃饭一样，把东西吃进自己的身体里然后长出自己的肉。我们应该在保留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学习、思考和实践，一点点发展自己的文化。这跟人的成长是一个道理，我们要先看到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现在的心理问题，然后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向别人学习，参考别人的意见，但不能丢掉自己的主心骨。这才是对文化的传承。
想要传承本土文化，我们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要解决文化中的问题。文化中的问题包括文化中的创伤、走错的路、误判所带来的问题等，我们要追溯问题根源，然后一点点化解。把我们的文化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发展其精髓，我们自己就会有一些底气，有了底气就不需要再盲目地追随别人了。
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没有信心，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而且是很早就已经存在的误区。我们在清朝末期与西方人开始接触，当时的中国文化处在低谷期，毕竟满清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恐惧。所以，五四时期有些人犯了错误，就把文化中的缺点当成文化本身的缺点。
元朝时期，蒙古也曾占领过中国大地，汉人不服气就把元朝搞垮了。满清为了统治中国大兴文字狱，学者们都不敢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太去思考文化，这导致清末的时候，传统文化处于低谷状态。很多中国人身上都有这个问题，鲁迅称之为奴性，但这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毛病，而是满清统治下亡国奴身上的问题。在中国古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非常强调尊严，他们没有奴性，就算牺牲生命，也不能牺牲尊严。
可见，当下文化的很多缺点不是中国文化的缺点，而是满清统治者摧残后的缺点，只是当时很多文人搞不清楚，把这些缺点当成了中国文化，于是喊着要打倒孔家店，并认为这样中国就能够富强了。但其实他们恰恰搞反了，正是孔家店没有真正起到作用，才导致中国当时处在不好的状态，这是个文化误区。只有看清这些误区，我们才能弘扬中国文化中的精神。
前阵子有一些所谓民族主义者居然说要恢复裹脚，这并不是一种真精神，而是一种病态精神。真正的民族文化是儒、释、道（当然我也很欣赏墨家）。我也遇到过一些别的质疑，比如有人说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鞋子哪一个不是来自西方？有一个东西不来源于西方，那就是我的身体和我的一颗中国心，这是比衣服更重要百倍的东西，是我们民族传下来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完全西化成外国人，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是有一些缺点，想办法改变这部分就可以了。这就像你自己的孩子有缺点，你不能希望他变成隔壁家孩子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发现缺点，发扬优点，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我在心理咨询中想做和坚持做的事情。
其次，正确理解心理咨询。如果我们只用国外的心理咨询技术，其实就在无形中被别的文化思想精神殖民了。很多中国学者的脑袋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大脑了，虽然他们并非有意这样做，但这跟他们没有文化自觉性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要去观察不同文化的特点，去思考文化的根。
没有文化自觉的人会把外国的东西都当成理所当然。这种人在学习完外国的治疗方法和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后会觉得这就是对的，心理学就应该是这样。回过头来，他们也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中国人，然后发现中国人的本质不对，于是试图去做所谓对的事情。我有一个同行，他用精神分析的观点研究儒家，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有病，需要把这病根治好。但如果真的治好了，它就不再是儒家了，而是治好病了的外国文化。
西方默认心理咨询的时长一般都是每次50分钟，每周至少1次一对一咨询，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懂得心理治疗和咨询。但是，这样做真的就是正确的吗？虽然我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尝试，但是我想，中国古代人也会有心理问题，儒家学派是找一个长辈来调节，道家是找一个高人来调节，佛家是找一个高僧来调节，他们不是采用每周一次的模式，但也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西方人喜欢这种模式呢？究其原因，还是文化的不同。因为他们习惯一周一次去教堂找牧师做忏悔。
我最早接触精神分析时，发现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跟基督教的忏悔很像，只不过一个是跟弗洛伊德说话，一个是跟耶稣说话。这真的是不可改变的科学吗？未必。当然，我并不是建议大家以文化为幌子草率地做出改变，而是要有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要做的，是善于思考，要有文化自觉性。
心理咨询师的心态问题
我们要明白，尽管我们可以跟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打交道，但我们是中华文化的传人，应该有自觉性，不要盲目地去崇拜、模仿、追随外来文化，也不要在欧美文化面前有自卑感。我们不必非要让他们认可自己——他们认可当然也好——我们要做的是跟他们多交流，从中受到启发，在全人类各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发展出更好的文化，但是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好。
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任何事情必须要外国人认可才行。其实，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被埋没的、好的文化挖出来研究明白，就能用新的形式适应当今社会。这样做就可以避免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治疗来访者的过程中，虽然来访者的症状好了，但头脑却变成了文化的殖民地。
我有一个愿望，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更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更好地发展心理咨询，让中国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财富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些，即便你不求被世界认可，世界也一定来追着认可你。越是民族的文化，就越是世界的。最早我们都希望了解东方，想了解儒、释、道等传统中国文化，他们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我很替他们难过，因为他们想到中国来学习，中国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传授给他们。他们想来中国了解道家文化，却发现中国人自己都不懂得道家，只是在语言上说着道家，但做法却不是道家的做派。系统式家庭治疗中也有道家精神，把道家的相辅相成和物极必反的理念，融入到治疗中。
很多人想去西方学习正念疗法，但正念是佛家的东西，真正懂得正念的应该是中国人。我自己有很多入室弟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努力地学习中国文化，我感到很欣慰，但这样的人毕竟太少。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我能够做多少就尽量做多少，只能说我尽力了，只愿多活几年，多做点儿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