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是生物学派的医生，非常擅长通过症状判断病理机制，但学习精神分析后，我的观点渐渐改变。现在我关注的不仅是来访者的症状，更多的是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来访者就可以从精神分析治疗中获益，变得自信，回归社会，从此变成正常人。
李晓驷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副主席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安徽医科大学医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中国联盟中心会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我对精神分析的抗拒和质疑
1983年，我从安徽医学院（现在的安徽医科大学）毕业。那时不能自主择业，都是学校包分配，我被分配到合肥市精神病医院（现在的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工作。刚开始我对精神科并不感兴趣。那时，精神病医院每周都会放电影给病人看，我到精神科工作后看的第一场电影是《爱德华大夫》，这是精神分析的教学片，看完后我不禁思考：精神分析真的有那么浪漫和神奇吗？
现实中的精神病医院与电影《爱德华大夫》中的场景差距很大，那时医院的病房非常旧，采用全封闭式管理模式，医院中绝大部分是穿着病服的重性精神病人。我看的第一本教科书是北大医院沈渔邨教授主编的《精神病学》，里面有关于精神分析的介绍、基本概念及常用术语，对意识、潜意识、前意识、本我、自我、超我及防御机制都做了介绍。我从这本书开始觉得精神病学很有意思，其中有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那就是——即便是在美国这样曾经盛行精神分析的国家，精神分析走向没落也是必然趋势。
作为精神科的新兵，看到权威专家在教科书中说的这句话，我不禁思考，精神分析是不是被淘汰了？可想而知，这句话对年轻的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后来，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精神分析入门》，著名精神病学专家曾文星教授为这本书作序。这是我精神分析入门的第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精神分析的治疗方式是每周3～5次，每次1小时，一对一治疗。我在这本书中做了这样的批注：“仅凭这一点，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在中国发展！”因为我们国家刚解放时，全中国只有40多个精神科医生，1950年仅有50多个精神科医生。如果重度精神病的发病率是1%，按照当时的人口计算，就是1600万精神病人。即便到了2015年，全国也仅有2万多精神科医生。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如此少的精神科医生需要承担如此多精神病人的治疗，哪有时间来对病人做长达几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仅凭这一点，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在中国应用。因此，我放弃了精神分析。
1988～1989年，我在德国进修，进修的重点是生物精神医学。进修期间，我参观过很多德国精神科医院，但对精神分析仍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在进修的医院看到一个自我疗法（ego therapy）的介绍，当时我对ego这个词并不了解，翻词典并向精神科同道询问后，也还是不懂。后来忽然想起来，这个ego是不是弗洛伊德说的超我、本我、自我中的自我？于是我大吃一惊，不是说精神分析没落了吗？为什么在医院里还有精神分析治疗呢？难道精神分析治疗在德国还在开展吗？
1989年9月23日是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逝世50周年纪念日，我收到了来自维也纳邀请我参加纪念活动的信函，这个纪念活动就在弗洛伊德的故居，也就是现在的弗洛伊德博物馆举办。参加会议的全是来自西德、奥地利及瑞士三个德语国家的专家，我是唯一一个非德语国家的学者。我在弗洛伊德故居用德文作了一个报告，但不是关于精神分析的，而是关于中国精神疾病防治结构的报告。当时大会给我的发言时间是20分钟，但会议报告结束后，讨论时间长达30分钟，我的德国同道们对我的报告所表现出的兴趣令我吃惊。同时我也感触到，德国对中国了解得太少。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唯一意识到的就是精神分析在西方国家依然存在，依然有大批专家、学者及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人群，但彼时彼刻，我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回味在会议中获得的资料，而是匆忙收拾行李回国。
回国后，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依然是做药物治疗，并把在德国酒精依赖病房所学到的认知行为治疗作为辅助治疗，然而，这却让我对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为何坚定地走心理治疗之路
1988年，德国专家来到中国，在云南昆明举办了由赵旭东老师负责的第一期中德班，课程有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及认知行为治疗，很多医生因此认识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于是有了1990年在青岛举办的第二期中德班。在第二期，我学的是认知行为治疗，因为它有很多适应症且行之有效。德国人用英语教学毕竟不方便，于是就有了我作为翻译的身份参加199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三期中德班的机会。当时我跟负责人提出了在认知行为治疗组或家庭治疗组做翻译的要求，但事与愿违，这几个组都早已找到了翻译，于是我只能听从安排，不得不到精神分析组做翻译。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精神分析。那次连续8天的课程，不仅有理论学习还有大量的案例督导。理论课程给我的收获并不大，但案例督导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我的面前呈现，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移情、超我、本我、防御机制的工作，也让我看清楚了形成病态的原因和机制。
其中有一个案例让我感到震惊：一个中年人，非常能干，乐于助人，人际关系相当好，看起来非常健康、外向、积极乐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次偶发事件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变成了精神障碍患者，之后表现为严重退行，像个婴儿。这个案例让我产生了巨大震动：为什么如此健康的人，在遭遇别人看来不算打击的事件后就出现了精神障碍呢？我们这些看起来正常的人，会不会也有心理问题呢？
感受案例的同时，案例督导的过程也让我们非常受挫，我们精神科医生习惯用生物医学模式看待问题，所以我们在课上的发言常常被哈克老师否决。精神分析术语很难翻译准确，我也不理解这些术语，所以翻译的过程让我很受伤。比如，哈克老师问我们：“What's your feeling?”我们当时的翻译是：“你的感觉是什么？”
中国语言中的感觉并不只是感官感觉，而是通过思维做出的判断。因此，针对哈克老师的问题“你的感觉是什么”时，便有学员回答道：我的感觉是，这个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第一，这个人怀疑别人议论他、害他；第二，感情不适切；第三，意志减退，大学毕业还不去上班；第四，没有自制力，否认自己有病，因此考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当我把这样的回答直接翻译过去，德国老师显然不满意，于是又问：“What's your feeling?”但学员的回答依然不是情感反应和感受，而是思维和判断。这次的翻译让我非常受挫，甚至曾经一度怀疑我的德语水平是不是太差。经过好几次这样的冲撞后，我突然理解了老师为什么要问“What's your feeling?”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你的感受是什么？”这里的感受指的是情感层面，而不是意识层面，更不是思维层面。正是这次小小的突破，借助移情和之后的反移情，让我们对病人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
1994年第三期中德班培训以后，我对精神分析有了全新的认识。精神分析所说的移情、反移情、超我、本我、自我及压抑、反向形成、否认、被动攻击、向攻击者认同、退行等这些常见的防御机制，通过被督导的案例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意识到原来精神分析不是僵化的书面概念，而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杭州培训之后，我回到家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非常清晰，所以我做了详细的记录。现在回过头来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分析这个梦，我突然发现，它就是当时我所处的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梦是有意义的，通过梦可以理解一个人正面临的冲突和潜意识愿望。梦也是科学的，从这一点来看，精神分析确实有其实用价值。直到现在，我依然对解梦感兴趣。
这次培训之后，我第一次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个病人是惊恐发作及幽闭恐怖症的共病患者，典型表现是进入电梯就恐惧和紧张。我用焦点式精神分析疗法治疗这个病人三个月，三个月后病人的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这次成功让我受到巨大鼓舞，也正是这次亲身体验，坚定了我走向精神分析之路。
此后，我开始关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相关教科书。1997年中德班举办第一期连续培训项目，我以学员和翻译的身份参加，提出的要求是只参加精神分析组的学习和翻译，不去其他组。昆明第一期精神分析组有很多目前活跃在心理治疗学界的专家，包括丛中、施琪嘉、杨蕴萍、肖泽萍、张海音、苏晓波、贾晓明、熊卫、曾奇峰、吴和鸣、张天布、赵梅等。除了精神分析组，还有家庭治疗组、认知行为治疗组的很多专家，目前也都活跃在中国心理卫生界。
除了理论培训和案例督导，中德班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个人体验。每个学员都要做个人体验，20年前真正精通外语的人不多，像我这样能说德语的人就占了便宜，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参加个人体验。通过个人体验，我发现了自己的很多内心冲突，这些冲突都跟我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1997～1999年第一期精神分析培训结束后，接下来又是三年精神分析高级班的培训，我的身份是学员、翻译和第二届学员的老师，三者兼于一身，这样的过程让我对精神分析有了更多了解。
我想说一下我的启蒙老师——安吉·哈克，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案例纷繁复杂，但经过她的解释后，我们能很快把问题搞清楚。她能从细微的变化中发现问题，这种风格对我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我现在经常授课的内容之一，就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初始访谈，如何在1～4次的短短过程中迅速发现来访者的问题并形成精神动力学诊断。我现在具备的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哈克老师。哈克老师在汉堡心身疾病医院工作，不像我们私人执业的精神分析治疗师有大量时间，她的临床工作特点要求她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因此她的风格就是短、平、快，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抓住问题的实质。她的风格对我们这个班的学员和我本人影响非常大。
在中德班初级班和高级班连续六年的培训中，我学到很多理论和技能，同时也治疗了大量病人，从这些病人身上获得很多临床实践经验。这些实践让我意识到，精神分析不只是科学，也是一门技术，不仅对病人非常有利，对我们治疗师自己也非常有用，这种双重的作用使我在临床中逐渐偏重于精神分析的治疗。
我以前是生物学派的医生，非常擅长通过症状判断病理机制，但学习精神分析后，我的观点渐渐改变。现在我关注的不仅是来访者的症状，更多的是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问题。正因为观念的改变，很多以前不被我们理解的症状，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理解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心理问题。在我的从业经历中，每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比例越来越少，这种变化是精神分析带给我的。精神分析的学习改变了我诊断的思维模式，而这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是我的来访者，他们现在可以从生物、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得到康复。
当我们用生物医学模式治疗病人时，会跟病人产生隔离的关系，病人出院后不愿意跟我们打交道。但当我们用精神分析跟病人一起工作时，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很多病人不再那么可怕和让人生畏，他们值得我们同情和关心。来访者从精神分析治疗中获益，变得自信，回归社会，从此变成正常人。
连续参加6年的中德班精神分析治疗师培训之后，我又参加了3年的中挪精神分析督导师培训，这是中国首届精神分析督导师培训，设置跟之前一样，一年两期，一期八天。通过督导师培训，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如果说我跟哈克老师学习的是精神分析技术，那么我跟中挪班的挪威负责人斯维尔·瓦文（Sverre Varvin）老师学习的就是精神分析的态度。技术和态度两者缺一不可，它们的结合让我在精神分析领域如鱼得水。
当我完成督导培训回到临床工作中，将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和心理咨询师时，我发现我的价值变得更大，工作更有意义。督导可以让更多治疗师成长，每位治疗师都有自己的病人，所以我们知识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像变压器一样，一级一级扩大，这让我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以上是我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也是我对精神分析如此执着甚至痴迷的原因，同时我还有个心愿，就是通过精神分析专委会，把精神分析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组织活动，让精神分析治疗更加规范；通过自身影响，让精神科医生接受精神分析观点，开展精神分析治疗。通过精神分析，我改变了对精神分裂症的看法，并减少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如果其他精神科医生学习精神分析，也会减少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是非常有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的精神分析的技术和态度
我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宏观来说，一个精神科医生要负责大量病人，所以形成了我短、平、快的临床工作风格，眼光犀利并且一针见血，可以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但这种风格经常使病人望而生畏，被我们吓退，来访者中断比例较高，经常3次、5次、10次就中断。非常幸运的是，瓦文教授的治疗态度让我看到一个优秀的精神分析治疗师所具备的品质，不仅仅需要临床技术，更要有主观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接纳、包容、耐心、不急于解释，细致地工作，让病人和来访者产生充分的安全感。瓦文教授跟病人一起工作时，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稳坐如山，这种模式对我影响极大，正是这种治疗模式，让我在面对棘手病人时仍然坐得住，在不急于向病人解释的同时，创造一个安全的治疗环境让病人说出心里话，然后在我们帮助之下解决问题，这是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学到的地方。
我跟瓦文教授学到的另一点，就是如何帮助治疗师和咨询师完成他们的案例，以及如何鼓励他们从事艰难的精神分析工作。在此之前，因为我的观察比较犀利，很快能在咨询师报告的案例中发现问题，并且很快给他们指出问题。这样做有优点，但缺点是经常把（被督导的）咨询师吓到。瓦文教授的工作模式不是这样，他会耐心地帮助咨询师，让他们自己感受自己，即便有问题和困难，他们也有勇气在督导的面前讲出来，把自己内心的困惑和问题暴露出来。通过自己内心问题的情感暴露、自己的反移情和理解病人的病理性移情，他们就能跟来访者更好地互动。
我们把这一套方案用在治疗师（咨询师）的督导上面，使治疗师（咨询师）更有勇气和耐心从事他们的临床治疗工作。很多治疗师接受我的这种风格，就像我跟瓦文老师报告案例那样，不用担心案例会不会出错、老师会不会批评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傻、会不会发现我内心深处某些还没解决的问题等。当我们的治疗师能够开放自己反移情的时候，对我们的治疗工作十分有益，而治疗师和督导的态度，对治疗师能否大胆安全地说出内心感受至关重要。
在集体督导中，其他治疗师也能从报告案例的咨询师身上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感受到自己可以安全地开放自己的反移情，这样不仅有助于治疗他人，也有助于自己的心理成长。咨询师接受督导后，自信心明显增强，他们的这种变化，让我很有成就感，也让我自豪和欣慰。督导让我感受到工作的意义，也成为我在精神分析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
尽管我可以用生物性的模式进行教学、工作和讲座，但我发现，用精神分析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作讲座时，更受精神科医生的欢迎，这一点使我坚信，精神科医生通过培训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治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