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开创了少林拳法？
少林寺闻名古今，斐声中外。少林寺的得名，大半由于少林武术的功劳，而在少林武术中，开碑裂石、力贯千斤的少林拳法更是让人叹服不已并心驰神往。但少林寺塔林。是，中国少林拳法的鼻祖是谁？关于这一点素来有许多说法。一说法是南北朝后期泛海来中国传教的天竺僧人达摩；另一说法是公元502年，比天竺僧人早7年来中国传教的南印度香至国三王子菩提达摩。前者有“创拳”祖师的传说，后者有“传拳”祖师的传说。那到底中国少林拳法“创拳”或“传拳”的鼻祖是谁？这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疑问。
说中国少林拳法鼻祖是南北朝后期泛海来中国传教的天竺国僧人达摩，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一定理论根据的。据民间传说，在南北朝后期，有一个叫达摩的天竺僧人从海路来中国传教，先在南方，后辗转到北方。美国《世界日报》1984年11月11日的《残留在印度的古少林寺拳法》一文中有一段很长的论述：“少林拳源自中国河南省登封县少室山北麓的少林寺……少林寺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68年），孝文帝为了礼敬跋陀（佛陀）禅师而建立，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禅宗发源地。达摩于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比民间传说早198年）渡海到广州。梁武帝即派人迎至建业（南京）。可惜二人话不投机，达摩遂渡江到北魏，于少林寺面壁9年，使少林寺成为少林拳的发祥地，达摩则被尊为禅宗东土始祖。达摩在少林寺传法，许多修行僧人体力不支，纷纷另求他去。达摩发觉这样不是办法，因此精心研究‘洗髓经’和‘易筋经’以传授门徒，成为少林拳的由来，于是有‘达摩创拳’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少林拳法鼻祖是南印度香至国的三王子菩提达摩。他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比天竺国僧人达摩早来中国7年）从海路到中国广州，后来又到了嵩山，开创了拳法。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南印度香至国菩提达摩才是中国少林拳法的鼻祖。
有一些明智的学者怀疑“天竺僧人达摩”与“南印度香至国菩提达摩”是否是一人？但如是一人，为何来中国时间又差异甚大？相同之处，二人都是泛海中国辗转到少林寺。但中国少林寺拳法是达摩所创，还是菩提达摩所传？他们谁是少林拳法的“鼻祖”？这些问题尚在考证之中。
三宵娘娘显圣之谜
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秦汉时就有方士隐居。汉末，道教在山上修建宫殿。南北朝时，山上开始兴建佛教寺院。明清时，佛教活动达到鼎盛，山上香峨眉山风景。图中清晰可见的佛像就是著名的乐山大佛。烟缭绕，但游人一般不到舍身崖的三霄洞游玩，因为这里被称为恐怖的“死亡之洞”。
舍身崖分4个崖台，每个都如斧劈刀削。在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上，有个曾使72人瞬间惨死的洞穴——三霄洞。惨案的发生令人不寒而栗。很长时间里，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洞”。
惨案发生时，三宵洞还是佛教的繁盛之地，洞外庙宇雄壮，环境清幽。1927年秋，演空和尚出任此洞住持，一帮善男信女捐款铸造了一口大铜钟送到这里。众人到洞内已是下午3点，为朝贺三宵娘娘，唱起了《三宵计摆黄河阵》。演空和尚制止说：“佛地要静，吵闹了娘娘是要降罪的。”然而大家情绪高涨，哪里肯听？他们在各处点燃了蜡烛，边唱边跳。突然间，一声巨响，一股水桶粗的黄色火焰像火龙似的从洞底喷薄而出，当场使72人窒息身亡。当地县长听说后，火速派人来调查原因，但没有结论，只好下令封闭该洞。
几十年过去了，三宵洞路断人稀，变得令人生畏。现在的三宵洞杂草丛生，枯藤遍野，只有“三宵洞”三个大字还依稀可辨。从洞口往里走约300米处，还有两具尸骨。洞口两边各有一尊菩萨，高约4米，已面目模糊。那口铜钟已被人从洞口推到崖下约10米，至今还在那里。
“三宵洞惨案”的发生，引起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四川一个大学教授曾到此实地探查，推断认为：是鼓声、喧闹声，震动了洞内的瘴气所致。但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因为瘴气本身是不会爆炸的。总之，众说纷纭，原因究竟是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玄奘是西行取经的第一人吗？
西游记以唐僧、孙悟空等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玄奘像。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观点肯定了这种说法。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孤征17年，亲行5万公里，历经100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中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观点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和终极世界的代名词。佛教是从古中国的西域传入中土的。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唐·玄奘奉诏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四百三十一）。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维习惯，中国人不易接受。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白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络绎不绝，人数相对众多。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60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中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并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者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准又是呢？
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有些人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中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今河南禹县）。朱十行少年时出家，嘉平（公元249～253）年间，开始依羯摩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读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感到，根据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20多年，他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朱士行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经文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罗叉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多无记载。那么这种说法到底能不能征服学术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不得而知。
鉴真和尚并没有失明？
公元7～9世纪，中国唐代时期正处于封建制的繁荣昌盛阶段，而日本则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完备的典章制度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知识，对新兴的日本具有强大的魅力。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日本唐招提寺内鉴真大师像，像上大师双目闭合。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因此，大唐帝国的榜样，激励着好学的日本人，不畏艰险，乘波西来，先后有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来到中国。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现了阿倍仲麻吕西来，鉴真东渡的佳话。鉴真是扬州的著名高僧，担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学，深谙戒法，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聘请，东渡日本，去设立戒坛，宣扬律学，以肃整教纲。此后，在12年的岁月中，鉴真等人胸怀大志，历经艰辛，屡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败，直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鉴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传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鉴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精华散布到日本，为传播中日人民的友谊种子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为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因此，研究鉴真东渡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中日两国，有很多鉴真研究者与中日关系史专家认为，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九年（750年）由广州到韶州时，由于“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冶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后，双目失明的鉴真仍然以顽强的精神，再次东渡日本，完成了传法的宏愿大志。
但是，鉴真和尚果真双目失明了吗？著名史学家陈垣在纪念鉴真圆寂1200年时，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当时未公开发表）。他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因为，鉴真失明一事，《宋高鉴真从唐朝带去日本的金龟舍利塔，现藏于唐招提寺内。僧传·鉴真传》等书均未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作为孤证，论据尚不充足。并且，《唐大和上东征传》对鉴真在日本10年的传法与生活的记载中，均未提到他因双目失明而感到不便的事情。另外，鉴真从韶州来到江宁时，他的弟子灵佑是不可能当着“双目失明”的老师说出“肓龟开目”这等有损鉴真形象的不敬之语的。所以，鉴真失明一事令人怀疑。
在日本方面，成书于八九世纪之际的史书《续日本纪》对鉴真的事迹记载也有可疑之处，该书卷二十四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五月戊申条说，在天宝七年渡海失败后，由于随行的日本僧人荣睿亡故，鉴真因此而“悲泣失明”，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对鉴真失明一事也表示怀疑。他认为《续日本纪》所记载的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鼻辨药“一无错失”，或许可信，但仅凭记忆力来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倒可使人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的双目失明了。日本学者田中块堂和安藤更生认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安藤更生解释说，“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是鉴真请了阿拉伯医生施行针拨法治疗，由于手术后的感染，病情恶化，即所谓“眼遂失明”，但还能分辨出字迹。田中块堂认为，鉴真到日本时尚未完全失明。
这些根据为数不多的现有史籍，对鉴真的眼睛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解释，也让我们疑惑，鉴真和尚的眼睛在第五次渡海后失明了吗？如果失明，是为何而失明的，是“途中双目发炎，视力减退”疗治不当而失明呢？还是“因长年跋涉，身染重病，以致双目失明？”或是“因中暑毒，致使双目失明？”鉴真什么时候失明的？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要解开这个谜，还必须继续发掘中日双方的有关史料。据陈智超介绍，日本正仓院中现在保存着一张《鉴真书状》，据说是鉴真的借书条。借书条上的书法为唐人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字迹端正整齐，并有涂改重写的地方，而且位置竟完全与原字相合，这似乎不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和尚所能做到的？如果这张借书条确系鉴真的真迹，那么这倒可作为鉴真眼睛未瞎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