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大都以农业为“本业”，以“雕文刻镂”一类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他们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虽不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但认为不能听任民间工商业过度发展，必须加以抑制，才能保证农业所需的劳动力。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控制“商贾技巧之人”的数量，以保证大多数人致力于农业生产。韩非还指责工商业者为五种社会蠹虫之一，进一步将“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从而形成“农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
秦统一中国后，将“上农除末”定为国策。汉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亟待恢复，为防止大商贾操纵物价，重农抑商成为当前急务。汉高祖、文帝、景帝都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恢复国家经济。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为了应付战争，推出了一系列崇本抑末的政策。在抑末方面的政策是：盐、铁、酒专卖；施行均输法；设平准制；算缗告缗；禁止商人拥有田地；限制奴婢数目等。在崇本方面的政策是：大力推广铁农具及牛耕；兴修水利等。
但汉代有一些思想家如司马迁虽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仍肯定农、工、商都是致富的源泉，无轻重之分。桑弘羊则指出治理国家应“开本末之途”，富国也要靠发展官营工商业，而不是单靠农业。东汉王符提出新的本末划分标准：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而不是将工商一概称为“末”。但总的来说，在汉代“重本抑末”论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此后，传统本末思想虽仍占统治地位，但发展民间工商业的新观点却在不断扩大其影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相适应，反对抑末、轻末的观点也同传统经济教条形成了日益尖锐的对立。
明清之际，黄宗羲抨击世儒“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提出工商“皆本”的新命题。清初王源则从国家不能“有农而无商”的认识出发，强调“本宜重，末亦不可轻”，把矛头直接指向根深蒂固的轻商思想。
008贵粟论是怎样一种经济思想
贵粟论是主张提高粮食地位或农产品价格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思想。我国古代有许多人主张贵粟。战国时商鞅在秦国采取了提高粟价、奖励农耕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对后世影响最大、最具有典型性的贵粟论者是西汉时期的思想家晁错和他的《论贵粟疏》。
晁错反对商人对农民的剥削，并认为这是商人对农人之“兼并”并使农人流亡的根本原因。对农民，晁错又抱着极大的同情。这种对前资本主义商业贱买贵卖进行欺诈的深刻揭露和生动描绘，是他以前的思想家论述不多的。晁错提出的“贵粟”主张更多地着眼于农民的疾苦，而不仅仅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方略。
对于如何实行贵粟，晁错提出可以用捐献粟米的办法取得官爵或抵除罪役。这种具体办法把自古存在的重农思想推到了新的高峰。晁错认为实行贵粟政策能取富人的余粟以供上用，能减少贫农的捐赋，即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项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对促进“文景之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晁错的贵粟论所表现出来的重农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几千年后人们还引用他的话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009轻重论是什么样的货币价格理论
轻重论是我国古代着作《管子》中以商品流通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货币价格理论。《管子·轻重篇》主要讲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关系。后人凡是讲到轻重理论或轻重之学，都是指《管子》的轻重理论。
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内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诸侯国之间有盐、铁、粮食等重要商品的贸易，货币亦由大而重的刀币、布（铲）币等铸币，逐渐改变为便于流通的圆钱，黄金则主要在诸侯国间流通。那时各国讲求富国强兵，设法用经济政策加强国家财力。《轻重》各篇所述，就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反映。
《轻重》各篇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货币和价格政策的规定，控制全国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盐、铁等的流通，以达到加强国家财力和打击富商大贾的目的。这就是所说“以轻重御天下之道”。
由于轻重理论是从货币具有作为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出发，进而论述货币可以用来作为控制各种物资的政策手段，所以货币的贵贱，即货币价值的高低，成为这一理论的中心问题。轻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中国封建社会言货币理论、货币价格政策以及粮食储备、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都不断引用这种理论，并用以制定各种实施方案。
010司马迁如何看待崇富论
崇富论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财富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人大贾专门作了一个“货殖”列传。货殖就是商人的意思，通过这些传记，司马迁很直率地发表了对贫富的见解，并从人性角度出发。揭示“求富”乃是人类活动的本质。
在司马迁的笔下，无论是将士、游侠，还是美女、公子、渔猎、赌徒、方士，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无一不是为了“求富”。他总结道：“凡编户之民，贫富相差十倍则卑下之，相差百倍则畏惮之，相差千倍则役使之，相差万倍则奴仆之，这是自然之理”，“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且担心贫穷，何况小民百姓乎。”
司马迁的坦诚直率，令后代文人往往很难为情，但其中的内涵却颇值得回味。
011古代都有哪些“人口论”
韩非子是我国最早注意到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在《五蠹》中指出：人口增加，人均财富值就相对减少，人们就会开始起纷争，纵使加重赏罚也无法遏制。为此，韩非子认为，“民争”的原因，就是人口增长。
韩非子的观点很有预见性，但在当时不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天灾人祸，人口鲜有迅猛增长，诸侯各国甚至可说是地旷人稀。
我国的人口一直都不是很多，直到清代中后期，人口猛增至四亿，这才逐渐成为国家的负担。
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中首次对人口与财富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与分析。他以一人生二子计算，认为不出四代，就发展为二十多人，增加二十多倍，田地房屋的增加则最多不过三五倍。所以，田地房屋之数常不足，而户与口却常常过剩。
洪亮吉的分析很是细致，清晰地揭示出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与生活资料较慢的增长间的矛盾。而且可贵的是，洪亮吉还指出了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自然灾害来调剂；一是“君相调剂之法”，即国家通过政策调控。洪亮吉的人口论有其不足与局限性，但在当时已经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了。
012“先富后教”是什么意思
《论语·子路》中载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赶车。他们一路上看到看到卫国的老百姓很多，孔子满心高兴，便赞叹了一声：“人真是多啊！”冉有就问：“既然人已经足够多了，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回答道：“人口众多，还要让百姓富足。”冉有又问：“富庶之后，又怎么办？”孔子回答说：“还要教化他们。”
这便是孔子着名的“先富后教”论。后来诸家，多有继续发挥孔子的主张。诸葛亮家一致认为，不管是以礼乐教化民众也好，以“修治齐平”为目的也罢，都要以吃饭穿衣为首位任务，以“民以食为天”为首要前提。
013谁最早提出了“商战”
“商战”指发展商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强国力，以进入强国之林。它是近代维新派积极倡导的强国战略，但最早以“商战”进行表述的却是民族资本家郑观应。
郑观应（1842年～1921年），近代着名实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郑观应没有功名，1858年到上海学商，并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
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郑观应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84年中法战争时，曾往南洋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次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写有《商战》篇，其中首次提出以商战对商战的观点。郑观应认为，“各国兼并，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于振兴商务”。
在《商战》中，郑观应迫切地主张发展商业，对商业蕴含的巨大力量感受十分强烈，他主张中国积极参与各项商业竞争，像货币战、食物战、矿产战、外贸战等等。简而言之，就是用中国的优良产的市场。
014“耕者有其田”是怎样实施的
这是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改组后提出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思想最早由清初思想家王源提出，他希望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但当时是不现实的。孙中山到晚年才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以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参加革命。
孙中山设想了两条途径：一是授田，对于无地或少地的佃农，“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二是贷田，对于边远地区如新疆等地旷人稀的区域，国家要组织内地人口迁居。他站在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立场上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正确口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惜的是没有实施。
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才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满足了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要求和渴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015“子母相权”，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
子母相权是我国最早的货币理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始见于《国语·周语》，由春秋末年人单旗提出。子母指两种不同重量的铜铸币，重者为“母”，轻者为“子”。
“子母相权”论揭示了货币的有关职能，包括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单旗看来，货币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客观需要，货币不是可以随意发行的。铸币分量轻重要视流通情况而定，要与商品的流通相一致。如果商品涨价，人们感到原来流通货币购买力低，就要铸造分量大的铸币，同原来的轻币按一定的比价同时流通，这叫做“母权子而行”。反过来叫做“子权母而行”。
这样，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人们就会感到方便。这种轻（子）重（母）两种货币并存流通，视市场需要随时增加其中一种的发行量，并以它为基础确定对另一种铸币的兑换率，便是“子母相权”论的具体内容。
“子母相权”论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影响很大，是秦汉以后整个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具有代表性的货币理论。后来的不同币材或金属货币与纸币同时流通，都是以“子母相权”论为理论依据的，直到十九世纪才被资产阶级的货币学说所取代。
016“虚实相权”是怎样的一种货币理论
虚实相权中国历史上主张纸币与金属货币相互兑换并同时流通的理论。
唐以后提出“虚实”概念。所谓“虚”，是指不足值的金属货币或纸币，“实”则指足值的金属货币。
南宋时杨万里主张能互相兑换的纸币与金属货币并行流通，元朝承金、宋之后，将纸币流通发展为基本上排除铜钱的纯粹纸币制度。由于钞本日耗，纸币贬值，致使商旅不通。史揖上书，建议实行银钞相权法。就是实行以银为本的可兑换的纸币制度，这些纸币主要是按照商业及商品流通的需要投放的，因而具有信用兑换券性质。
公元1261年，元政府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即“中统钞”。最初的中统钞是以银为本的信用兑换券性质，甚至是十足准备的银本位制度。这是世界上较早出现的保证纸币购买力的理论。
清代的王茂荫运用虚实概念对纸币流通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以实运虚”原则。以此为基础，他创议实行以银本位为基础的银两、纸币并用的“虚实兼行”制度。把虚实相权理论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虚实相权”论，在货币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017《盐铁论》是怎样的一部经济着作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着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着作。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曾任庐江太守丞。
《盐铁论》共十卷，六十篇，标有题目，前四十一篇写会议辩论，第四十二至和五十九篇写会后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叙。
公元前81年二月，朝廷召集全国各地六十多位贤良文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
当时，双方以盐铁问题为中心，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三十年后，桓宽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写成《盐铁论》一书。尽管桓宽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着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着作。
018《天下郡国利病书》，专门论述地理经济的着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专门论述中国地理经济的着作，明末清初顾炎武编撰。因为此书是专门考究各地利弊得失的“利病之书”，故名。全书一百二十卷，写于1639～1662年间，先后共历二十余年。
顾炎武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因而此书取舍有一定的针对性。书中按明代政区分类汇集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实情考察所得，分类辑录有关民生利害部分成书。首为舆地山川总论，次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对地理形势、矿山资源、农田水利、粮额、屯田、户口、田赋、徭役、设官、边防、关隘等，都有详细论述，偏重于经济和军事形势概论，记录了西域、交趾和海外诸国的情况，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经济地理史稿。
但因此书属未成之作，故其内容编排次序不统一，辑录的论点也多是同异并列。虽然如此，此书的地位还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