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入学半年后，班里又来了一个名叫让·德洛夫斯的新同学。他个头高过我，年纪比我大，长得很壮实，热爱运动，人也长得帅气。他在家说法语，从他的德语里也可以听出一点点法语口音来。他来自日内瓦，但也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与其他同学相比，他的世界主义者出身使他显得格外特别。他比较了解世道常情，但从不在人前卖弄；与鲍姆相反，他从没觉得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有多重要，也从不拿学校里的老师当回事儿，总是以很特别的方式对他们冷嘲热讽，这让我感觉他在很多方面比老师知道得还要多。他非常有礼貌，但绝非刻意做出来的。我也绝不可能事先猜出，他将对某事发表哪些看法。粗俗和幼稚与他无缘，他总能很好地把握自己，让别人感到他的优势，但又不会因此令人觉得受到压制。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发展似乎都比较均衡。我觉得他是完美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就是他到底会拿什么事情当真。所以，除了我对他的好感外，这个秘密也一直困扰着我。对此我苦思冥想，猜测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关，但一直都没办法理出头绪来。
我觉得德洛夫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令我对他如此感兴趣。他要是知道了，又要拿这事儿开玩笑了。同他交谈过几次之后，我就决定做他的朋友了，但因为他总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所以，我们成为朋友还需要有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德洛夫斯家族是德国最大的私有银行之一的所有者，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父亲肯定非常富有。如果换作我处在这个位置上，必然会导致我对此产生猜疑和反感，因为我总能感受到来自远方的自己家族的包围与威胁，而事实却让我感到惊奇，他父亲并没有继承家族传统成为银行家，而是成了一名诗人。事情就这么简单：他父亲不是在写小说方面小有成就的作家，而是一名很少能够有人理解的现代抒情诗人。我猜他大概是用法语写作的。我从没读过他的作品，但他出过书，我也从未试图找一本来阅读，恰恰相反，今天看来，我当时对此是有意回避的，因为我觉得那是些深沉、难以理解的东西，以我当时的年纪去读，很可能会不知所云，而这种尝试也会变得没有意义。阿尔贝特·德洛夫斯对现代绘画也很感兴趣，他写艺术批评，收集画作，结交了许多个性鲜明的画坛新秀，还娶了一位女画家做太太，她就是我同学的母亲。
起初，我根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就此，让也只是一带而过，听上去好像并不是什么特别有面子的事——要是人们能从他那些高雅语句中推测出什么的话——而更像是一种困难。直到我应邀来到他家，看到房子里挂满了画，全是强烈的印象主义肖像画，其中还有让儿时的画像时，我才知道这些都出自他母亲之手。面对这些充满活力、技巧娴熟的画作，尽管我在这方面的修养有限，但还是脱口而出：“她才是真正的画家呀！你居然没跟我提过！”让对我的话略感诧异：“难道你怀疑过吗？我可是跟你提起过的呀！”当然，这要看大家是如何理解“提起”一词的，他从没强调过此事，只是附带着随口一提。我总是将艺术家的创作与巨大的热情联系起来，而他的话令人以为他想转移话题，以为他是在用特有的礼貌方式请别人原谅他母亲的绘画。我本来期待的，是类似米娜小姐在雅尔塔公寓中创作的小花一类的绘画，现在的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让的母亲是不是有名的画家。我看了那些画，它们的存在，它们的丰富多彩，它们的生机勃勃，以及那栋被这些画所充斥的超大公寓，这一切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又去他家，才正式与这位女画家认识。我觉得她心神不宁、精神涣散，似乎并不幸福快乐，虽然她经常笑不离口。我感受得到她内心深处的温柔，这一点将她与自己的儿子联系在一起。母亲在身旁时，让没有平日里那么沉着，他显得有些担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询问母亲的身体状况。母亲做了回答，但答案令他不满意，他继续追问，他想知道全部真相，语气中没了优越感，也察觉不到一丝嘲讽和同情——后者本是我对他期待的最后一样东西。要是我能经常看到他同母亲在一起，我对他将完全是另一种看法。
然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母亲，倒是天天都能见到他，所以，从他身上，我得到了自己那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认为艺术以及献身艺术的人的生活是完整的、无可置疑的。一位父亲，脱离了自己家族的生意，成了一名诗人，绘画是他的偏爱，也正因为如此，娶了一个画家太太。一个儿子，说一口极好的法语，却在一所德国学校里读书，而且会偶尔自创一首法语诗——父亲这么做更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他对数学更感兴趣。此外，还有一位叔父，父亲的一个弟弟，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医生兼神经学家，以及他的女儿玛丽亚，她令我惊为天人，我只见过她一次，真希望能再见到她。
这里真是什么都不缺：医学这门科学是最令我尊敬的——我总是一再冒出将来要学医的想法；还有那深色头发、任性的堂妹的美貌，那时，让已略微表现出了解女人的样子，他完全同意堂妹很有魅力，虽然他总是倾向于用更严格的标准去评价她。
同让一起谈论女孩子，是件非常惬意的事；事实上都是他在说，我在听。不久以后，我从他的谈话里获得了足够多的经验，慢慢地可以自己道出一些故事来。这些事都是虚构的，我仍像在苏黎世时一样没有经验；但我向让学习，学他的样子。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我馈赠给他的纯粹是故事，而且我喜欢只讲很少的故事，甚至最喜欢只讲一个充满曲折变化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令让不断地追问，尤其是故事中的一个女孩子——为了表示对他堂妹的尊重，我将其取名为玛丽亚——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除了赋予其美貌之外，我还让她的个性充满矛盾：某人以为今天获得了她的好感，可第二天，这个人对她来说就完全无所谓了。但事情至此还不算完，两天后，这人会因为自己的坚持不懈而得到她嘉奖的吻，从此，生活中就有了长久的受委屈、被拒绝和最温柔的解释。对女人的天性，我们做了很多揣测。他坦言，自己虽然经历过各种事，但像这个玛丽亚那样难以捉摸的女孩还从未遇到过。他表示想认识这个玛丽亚，对此我没有断然拒绝。我借口玛丽亚脾气变化无常，成功地劝阻了他，他对此也没有起疑心。
正是这些几乎没有休止的谈话——它们具有自己的价值，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唤起了我对那些本来漠不关心的事物的兴趣。对此我一无所知。相爱的人之间除了接吻还会发生哪些事情，我是说不出来的。在膳宿公寓里，拉姆小姐与我们仅一墙之隔，每天晚上，她的男朋友都会来看她。尽管母亲考虑周到，事先用钢琴抵住相通的那扇门，但就算不注意去听，还是什么都听得到的。也许是这种关系本身让我对隔壁传来的响声感到惊奇，但我并没有花心思去想。一开始是奥登堡先生的请求，拉姆小姐给他的答复是粗暴的一声“不”。请求继而升级为乞求，没完没了的央求、哀求，但都被那冷酷的“不”所打断，听起来好像拉姆小姐是真的生气了。“出去！出去！”她命令道，奥登堡先生则心碎地哭了。有时候，她真的会把伤心哭着的他扔出去。我不知道他下楼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哭，如果在楼道上碰到公寓里的其他人，他是否还有胆量走出去，因为别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他会被允许留下来，这时哭声就变成了啜泣，但十点钟一到，他就必须离开，因为公寓里有相关的男性来访规定，不允许他再待下去。
如果哭声太大，影响了我们阅读，母亲就会直摇头，但我们从不就此进行交谈。我知道，这种邻居关系让母亲感到很不舒服，但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听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似乎对这种关系并没有十分不满。我把听到的都藏在了肚子里，在我的想象中，从没有将这些与让的征服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我可能没想到，这些事情对我想象出来的玛丽亚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让的如实讲述和我虚构的故事从不会涉及粗俗的东西。大家只是以从前常见的那种方式说说而已。一切都带上了骑士色彩，关键是勾起对方的羡慕，而并非想从情感上抓住对方。如果可以巧妙地勾起对方的羡慕，让对方对此记住并不忘却，那么，讲述的人就赢了。是否征服了听者，关键是看讲述者有没有给对方留下印象，以及对方有没有认真对待讲述者的话。如果将虚构出来的那些美事说出来，而且不被打断，如果不再仅凭自身的讲述技巧而得到讲述它们的机会，并且受到听者的期待与迎合，那么就证明对方是拿你当真的，你也就是真正的男人了。关键是能经受得住考验，这比冒险更刺激。让经受住了考验，他能说出一大堆这类的考验。虽然我讲给他听的那些东西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我仍相信他所讲的每一个字，就像他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样。我当时并没有因为我所讲的都是杜撰出来的而去怀疑他说的话。这种讲述只存在于我们之间，也许他美化了一些细节；而在我杜撰出来的全部故事里，他对一些细节尤为感兴趣。我们之间的讲述会相互调整，它们之间是和谐的，其影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同样深远的。
我与汉斯·鲍姆谈话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们二人算不上朋友，让觉得鲍姆太无趣。让鄙视优等生，在他眼里，被鲍姆视为很重要的义务显得非常可笑，因为它们死气、呆板，总是一成不变。他们之间刻意保持着距离，这对我来说是种幸运，因为，倘若他们聚在一起，把我对爱情发表的见解进行一番比较的话，我的名声很快就会臭掉。
我对鲍姆说的话，都是我心里真正想的，而对德洛夫斯说的那些都是闹着玩的。也许我想学德洛夫斯，虽然我只有在交谈中才能与他进行较量，在其他的时候则避免与他一争高下。有一次，我与鲍姆进行了一场异常严肃的交谈，我对爱情发表的最终见解令他吃惊。“世间根本就没有爱情，”我解释说，“爱情是诗人们捏造出来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从书上读到了它，并且相信了它，因为人们还年轻。大家认为成年人对自己隐瞒了它，所以在自己亲身经历之前，才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相信它。没有人能够自己想象出它来。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爱情。”他迟迟没有做出反应，我感到，他根本就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因为他对一切都看得很认真，再加上他又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所以，他没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否则，他就得吐露藏在内心深处的亲身经历，而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这种极端的防卫其实是对读过的一本书的反应，从在苏黎世时起，这书就一直放在母亲那里，而现在，我违背她的意愿读了这本书：斯特林堡的《一个傻瓜的忏悔》。母亲特别钟爱这本书，因为我留意到，她总是把这本书放在身边，而将斯特林堡的其他作品全堆放在一起。有一次，我非常傲慢地称奥登堡先生为“卖领带的”，并且暗想，拉姆小姐为什么能够一晚接一晚地忍受他的到来（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故意的，我手里拿着那本《一个傻瓜的忏悔》在桌上把玩着，一会儿将它打开，随意翻看，一会儿又将它合上，翻转过来，然后再打开）。母亲以为我受隔壁每晚上演的重复场景的影响，所以打算从现在开始阅读这本书，因此求我：“不要读它！你会破坏自身的某些东西，而且再也无法弥补。等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再读吧，那时它对你就构不成危害了。”
很多年来，我都盲目地相信她，她无须任何理由就能阻止我阅读这本书。但现在，自从洪尔巴赫先生来访后，她的权威受到了撼动。我亲自和他打过交道，他和母亲口中描述的根本就是两样。现在，我要亲自看看这本斯特林堡的书里到底讲了什么。我没有向母亲做出任何承诺，但她相信我不会做出违背她意愿的事。后来，我伺机拿到了《一个傻瓜的忏悔》，背着她，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通读了一遍，速度之快，就好像我以前读狄更斯一样，但却再也没有兴趣读第二遍了。
我无法理解这种忏悔，在我眼中，它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现在想来，可能就是冷峻、试图对超出眼前所发生的事一言不发、压缩和局限于特定情境，让我对它产生了排斥。在这本书里，我找不到活力，发现的活力，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发现，而不是具体细节上的。而真正的活力——仇恨，我则没有识破。我没意识到，这与我自己最早的阅历——忌妒——有关。该书开头部分的不自由扰乱了我的心情，它牵扯到另一个人的太太：这带给我一种充满荆棘的感觉。我不喜欢拐弯抹角地与人相处。带着十七岁的骄傲，我看世界总是直来直去的，鄙视那些遮遮掩掩的东西。对立就是一切，只有这种面对面才有意义。从旁窥视和旁敲侧击被我看作没有意义。也许这本书太容易读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好像自己从未读过它似的。但其中的一处描写，令我就像被木棒击中一样，这也是书中唯一的一处，其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记到现在，尽管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幕，我才没有拿起它来读第二遍。
书中的主人公，那个忏悔者，也就是斯特林堡自己，首次接待自己朋友的妻子来访，她是一名近卫军军官的太太。他脱去她的衣服，将她放倒在地。透过薄纱，他看见她的乳头闪闪发光。这种亲密行为的描写，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个房间里，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房间，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房间。也许，这就是我强烈反对它的理由之一：这是不可能的。作者想用被他称为爱情的东西说服我，但我不会让自己就这么被他俘获。我认定他是一个撒谎者。我不仅不想知道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令我感到恶心，因为，这件事是背着朋友发生的，那个女人是朋友的妻子，而这个朋友信任这两个人——而且，我还觉得这事很荒唐，可算是一出非常拙劣的杜撰，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近乎无耻。为什么要把一个女人放倒在地呢？为什么他要脱掉她的衣服？为什么她愿意被脱掉衣服呢？她就那么躺在地上，而他就那么看着她。这一情景对我来说既新鲜又无法理解，但也让我对作者很恼火，他居然敢堂而皇之地这么写，就好像真发生过这事儿似的。
我内心展开了一场反对它的运动，就算所有人都意志薄弱，都被说服，都相信会发生这种事，但我不相信，我永远都不会相信。隔壁房间里，奥登堡先生的哀求与此毫不相关。拉姆小姐在自己的房间里昂首挺胸地走着。有一次，我在我们房间的阳台上看星星的时候，透过望远镜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我认为，望远镜对准那个明亮的窗口是个偶然。她裸体站在那儿，高昂着头，苗条且被闪烁着的红光包围，我被这一场景惊呆了，一再地望过去。她走了几步，身体一直保持笔直，好像穿着衣服一样。在阳台上，我听不到哀泣声，但当我尴尬地走回房间时，声音立刻扑面而来，十分清晰。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在阳台上的时候，它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当拉姆小姐在她房里来回走动的时候，奥登堡先生一直在哀泣，但她并未把这些放在心上，她的举动就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好像自己独处一般，连我也没有看见他，似乎他真的不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