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都会到阳台上看星星，寻找自己认识的星座，一旦找到了，便会心满意足。并非所有的星座都像头顶上位于最高点的天琴座那样，因为有一颗耀眼的蓝色织女星而变得清晰可见，也并非所有的星座都像正在升起的猎户座一样，因为有一颗巨大的红星而变得醒目。我能感受到自己寻找的那份遥远，但在白日里，我是没有这种空间距离感的，只有夜晚看星星的时候，这种感觉才会萌生。有时，为了让这种感觉到来，我会随意说出一个庞大的光年数字，正是这些光年把我同那些星星分离开来。
那时候，很多事情让我心烦，我对生活的困苦有着罪过感，因为这困顿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而我们却不受其侵害。倘若我能有一次成功说服母亲，说我们享受这种被我称为“幸福的生活”是不公平的，那么，我的负罪感可能会减少一些。但每当我说起这些，母亲都会突然变得冷漠，有意闭口不谈，而在此之前她还在就某个文学史或音乐史上的话题激动地发表看法。不过，让她重新开口倒也不难。只要我肯放弃那个她不乐意听到的话题，她就会恢复常态。但我一心想逼她发表自己的观点，于是，我告诉她当天看到的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并直接问她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她沉默，脸上露出轻微的蔑视或厌恶的表情，只有当这些事情非常糟糕时，她才会开口道：“经济危机不是我造成的。”或者：“这是战争的后果。”我觉得，她不认识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与她毫不相干，尤其是牵涉到贫困的时候，她更是漠不关心，而在战争期间，当其他人因伤致残，甚至丧命的时候，她是真真切切产生过同情感的。也许，她的同情心已经在战争中耗尽了。有时候，我会觉得她身上的某个东西用尽了一般，因为她过度地使用了它。但这种猜测还是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因为，越来越令我感到困扰的，是怀疑她在阿罗萨时就已经陷入那些她所崇拜的人的影响之下，因为那些人“立足于生活”，因为那些人“愿意做她的丈夫”。当她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些以前从未用过的表达，而我对此表示抗拒并抨击她时（“为什么只有这些人才是立足于生活？他们不过是疗养院里的病人。如果他们对你说起这些事，那么他们就是些有病的游手好闲者。”），她勃然大怒，指责我对病人冷酷无情。她似乎收回了对世人应有的同情心，只将它们狭隘地局限在那家疗养院里的人身上。
但在那个小世界里，男人要远远多过女人，因为那些男人都在竭力争取她这个年轻女性，当他们为了引起她的注意而展开竞争时，也许正因为自身有病，他们才会极力表现出男人的本性，并大肆宣扬，好让母亲相信他们，并且接受这些习性和特点，而在不久之前的战争期间，她可能还蔑视甚至厌恶这些男人本性。她之所以在这些男人当中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她很乐意倾听他们的心事，是因为她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人，是因为她随时都愿意聆听别人的忏悔，但从不会利用这些隐私去搞阴谋诡计。多年来，她习惯了只有一个孩子作为聊天伙伴，而现在，她一下有了这么多人可以聊天，所以她特别在乎他们。
她是不可能同他人建立轻浮浅薄的关系的。这就是她最大的优点——认真。除了她的三个儿子，外面那个较大的世界曾是她的全部，但在疗养院期间，正是她的认真令她为了这个小世界而远离了外面的世界，但她又不能偏爱这个小世界，因为这里都是些病人。也许，她又重新变回本来的自己——富人家里最受娇惯的女儿。在她生命的重要时期里，她感到不幸，同时也产生了负罪感，她异常努力地发展儿子们的才智，来摆脱自己那说不清而又近乎不可理解的负罪感。当她集中所有力量，疯狂仇恨战争的时候，她的人生最终在战争中达到高潮——也许，在我意识到之前，这个重要时期已经过去了，而那来往于阿罗萨和苏黎世之间的通信就是一个捉迷藏游戏，我们看似抓住以前的东西不放，其实，它们早已不存在了。
住在夏洛特膳宿公寓，并非就让我能够将这所有的事情清楚、冷静地说出来，尽管在洪尔巴赫先生来访之后，我已开始明白并能正确理解一些事情。发生的一切更多是以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进攻。通过这种形式，我试图把自己认为是世界上“真实”的东西向她拉近。对这种进攻来说，楼下饭桌上的谈话经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学会隐藏自己的动机，有时候甚至伪装得很无辜：我向她请教在楼下没能理解的事情，同她讨论那些令她厌恶的人的行为。在对年轻的暴发户贝姆贝格夫妇的看法上，我们两人是完全一致的。她一生都没有改变对新贵们的蔑视。如果我对自己说，这种蔑视是由她对“良好家庭”的看法决定的，那么，在与她意见一致的片刻里，我就不会感到那么愉快了。
最好的情况是，我试着问母亲问题。一种绝非天真的狡诈促使我问她一些事情，她凭经验就能回答。这让我有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然后，我可以逐渐接近正题。不过，我经常会失去耐心，未加思索地发问，因为有些事情实在太让我感兴趣了。所以，当她完全无法回答，而只好以最狭隘的方式诬蔑梵高为“疯子画家”，以掩盖自己的无知时，就出现了她在梵高问题上的失败。这让我失去控制，对她展开猛烈攻击。我们开始争吵，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出彩的事。就她而言，因为她很明显是错误的一方，就我而言，因为我毫不留情地指责她随意对不知道的事情发表言论——而在我们以前有关作家的交谈中，她曾经激烈地批判过此类做法。在这样的争吵过后，我会极度失望，不得不离开房间，骑车出去——这是在法兰克福岁月里的一种安慰方式。如果她沉默，如果我们并没有争吵，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另一种更为必要的安慰就是天上的星星了。
她竭力否认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她以故意的、带有选择性及随时都可视而不见的方式进行抗拒的事情，当时的我是那么迫切地想清楚知道，令我无法将它们埋在心头，我必须跟她谈这些事情，而这种谈话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谴责。她害怕我放学回家，因为，我肯定会谈起一些新的东西，要么是我亲眼所见，要么是我听说的。由于我在说第一句话时就已经感觉到了她的不理不睬，所以说出来的话反而更加激烈，而且用她难以接受的口气谴责她。起初，我绝对不是指责她是那些在我看来是不公平或者不人道的事情的制造者。但因为她不愿听到这些事——因为她养成了自己的一种方式，对我说的事只是半信半疑——所以，我的讲述才会演变成一种谴责。由于需讲述的东西带上了个人因素，所以我强迫她去听、去回答我的问题。她试着以“我知道，我知道”，或者“我能想象”来回答。但我不肯就此罢休，而是把自己经历或听说的事情加以强化，将这一切砸向她，就好像受某种力量的驱使，将控告引向她那里。“听着！”我会说，起初是不耐烦，接着就变得气愤，“听着！你必须对我解释此事！怎么可能发生了这些事，却没有人发现？”
一位妇女在大街上突然晕厥，倒了下去。扶住她的人都说“是饿的”；她面色苍白得可怕，十分憔悴，其他人却径直从旁边走过，毫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你在那里停下来了吗？”母亲刻薄地问，对这种事情她不得不说点什么。还真让她说中了，我回了家，同她和弟弟们一起围坐在桌边，我们习惯在这里喝下午茶。茶就摆在我面前，我的盘子里放着一块黄油面包，我还没开始吃，但我像往常一样坐到桌边，一坐下，就开始讲述自己的见闻。
我在这天看到的事情不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大街上有人晕倒在我眼前，而且是因为饥饿和虚弱而倒下。我深为震动，一言不发地走进房里，一言不发地坐到桌边自己的位子上。瞥见那块黄油面包，尤其是看到放在桌子中央的那罐蜂蜜，我的舌头松动了，开始说话了。她很快就看出这情形中的可笑之处，一如她的一贯作风，对此做出的反应过于激烈。真希望她能稍微等一下，等我把黄油面包拿起来开始吃，或者等我把蜂蜜涂到面包上，我当时的可笑行为让她发出的嘲讽差点击垮了我。她又一次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也许她认为，既然我坐了下来，那么就会像往常一样开始用下午茶。她太信赖执行程序，而且想以此作为武器，尽可能迅速地击败我，因为对她而言，由于想象饥饿和昏厥而破坏了下午茶是非常讨厌的，仅此而已，就是令人讨厌，同时，也因为她没有同情心，所以，她低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严肃程度。我踢了桌子一脚，茶从杯子里溅到了桌布上，我说：“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然后冲出门去。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跨上自行车，失望地在我们街区的道路上漫无目的地骑着，而且能骑多快骑多快，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因为，我还能想干什么呢。但心里却充满了对下午茶的仇恨，我眼前一直浮现那个蜂蜜罐子，我恶毒地诅咒它。“我真该把它扔到窗外去！扔到大街上去！不要扔到院子里！”只有当它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摔得粉碎时，它才有意义，然后，所有的人就都知道，当其他人挨饿的时候，有些人却可以吃到蜂蜜。但我却什么也没做。我让那个蜂蜜罐子好端端地摆在桌子上，也没弄翻杯子，只是溅出来少许的茶水到桌布上，这就是我干的全部事情。这件事让我很痛心，但我却没做出什么实质的举动，我身上的暴力因素太少——一只温顺的羔羊，没人听得到它悲惨的叫声，母亲为下午茶受干扰而生的气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再没发生其他的事。我还是回到了公寓。她惩罚我的方式是同情地问我，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人们是可以从昏厥中恢复过来的，这又不是什么无可挽回的事情，可能因为我碰巧看到那个妇女倒下去，所以受到惊吓了。而看到有人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很担心她又要提到森林疗养院和那些死在那里的人，她总是习惯说，那些人就在她眼前死去。不过，这一次她没有提起，而是说我应该习惯这些事情，因为我有时候提到自己想当医生。倘若一个医生在病人死的时候自己先晕倒，那他算什么医生呀？也许，我看到这次晕厥也是一件好事，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慢慢习惯这些事情了。
如此一来，令我愤慨的这次晕厥事件成了我泛泛的职业愿望：做医生的愿望。面对我的粗暴行为，她没有斥责，而是对我今后的生活给予了指点，如果我不变得更坚强、更克制，那么在今后的生活中就会失败。
这件事情过后，那个污点就跟随着我：我不适合做医生。我心肠太软，是不会胜任这一职业的。她指出我未来的变化，让我印象颇深，尽管我从不承认这一点。我思考了很多，下不定决心。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