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道：“有一个字而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
“恕”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一个内心怀有仁德的人，即使不能成全别人，起码遇事不能给他人下套子，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能推到别人头上，把麻烦和痛苦转嫁到别人头上；而应该在替自己打算的时候，也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坚持，就可以算得上心底有仁义了，能让自己在任何人面前都问心无愧，活得光明正大，活得舒心自然。
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对于为政者，孔子反对“居上不宽”，要求对下级“赦小过”。上级要根据制度规定的职责范围使用下属，不要逾越，为政者使用民力时，应像祭祀天地祖宗那样慎重、虔诚，不要轻率妄为，这些都是对为政者行恕道的基本要求。对一般人而言，要求“躬身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多自责，少责人，以及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等等，都是“恕”的体现。
据《贞观政要》记载：在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与臣属魏征谈皇帝的行事原则问题。李世民说：“扩建修饰宫殿屋宇，游玩观赏池台，这是皇帝所希望的，但不为百姓所希望。帝王所希望的是骄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劳累疲惫。其实，劳累疲惫恐怕是人见人弃的事；孔于曾经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来劳累疲惫的事，确实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处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都能设身处地，才真正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如果百姓不希望那样做而硬要做下去，一定不能够顺应民情。”魏征说：“陛下素来怜恤百姓，常常节制自己去顺应民情，臣听说：‘拿自己的欲望去顺应民情的就会昌盛，劳累百姓来娱乐自己的就会灭亡。’隋炀帝贪心无厌，专门喜好奢侈，每当有关官署供奉营造稍不称心，就用严厉的刑罚处罚。上面喜好做什么，下面必定做得更厉害。上下争相奢侈放纵没有限度，终于导致灭亡。这不仅是史籍有着记载，也是陛下亲眼看见的。陛下如果认为欲望满足了，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满足了，而是应该节制欲望了。如果认为欲望还不能满足，那么再超过这样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说：“你讲得很好！不是你，我岂能听到这些话？”
有一年，公卿大臣上奏说：“按照《礼记》，夏季最末一个月，可以居住高台上筑成的楼阁。现在夏热未退，秋季的连绵大雨才开始，皇宫里低矮潮湿，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下属们巴结皇上，不可谓不用心良苦，要为李世民修建一座避暑的行宫，还引经据典，搬出《礼记》来，李世民见到奏章后说：“我患有气喘病，哪里适宜住低下潮湿的地方？修一座行宫避暑，按理说也不为过，但是如果同意了你们的请求，浪费实在多。从前汉文帝准备建筑露台，为爱惜相当于10户人家财产的费用，就不再兴建。我德行赶不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超过他，难道说得上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的德行吗？”尽管公卿再三坚决奏请，李世民始终没有答应。
李世民是通过节制自己的物欲来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的。其实遵循恕道并不仅是此一项，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对别人合理的欲念予以理解，对别人的过失施以宽容等等都是“恕”，或者说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美德的延伸和扩展。
清朝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有一天接到母亲自安徽桐城老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家里正准备扩建院宅，却因地皮问题而与毗邻而居的叶家产生了矛盾。因为叶家也想建房造屋，因此两家相持不下，水火不容，信中隐约有要求张英用名位官威来压服叶家的意思。
张英看完信后，沉思再三，急就了一首诗来劝他母亲。诗是这样写的：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母亲和家人见信后，深明义理，马上主动地把将要砌建的院墙让后三尺。叶家的人知道情况后，愧疚之余，也立即把正想修建的院墙退后三尺。因此，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街巷。此事一时之间传为佳话，至今在桐城尚有被人所乐道的“六尺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标准，其实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而且一切人一生都用得着的，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都可以也应该以“恕”字规范自己，要求自己。相信这样一来，不仅能与人为善，而且人也会与“我”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