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宪问》
孔子说：“政治清明，要言语正直，行为正直；政治黑暗，要行为正直，言语谦逊。”
孔子在这里主张的两套言行标准，其实并非一种滑头行为，而是一种相机行事的智谋。
对于我们在社会中立身行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比如处于一个单位之中，倘若上司鼠肚鸡肠，妒贤嫉能，很显然，“危言危行”就会惹得他不快，弄不好要被“穿小鞋”；倘若情况完全与此不同，则可以放开手脚，尽显才华。这种指导方法可以让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既保持原则，又不受伤害；而在有利的环境中，能够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天下太平，国法严明，社会稳定，环境宽松，就要力争在行为和言语上都做一个正人君子；只要依法办事，说话坦率直接一点，不仅不会被“穿小鞋”，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在动乱的社会中，国无章法，人无依靠，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固然在行动上必须公道行事，可是在言语上则一定要注意少发牢骚，千万避免得罪别人，甚至有时为了不得罪人而宁可装聋作哑，也不要把矛盾挑明而引祸降身，从历史的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这条行事原则的“得”和违反这一原则的“失”。
西汉初年，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协助吕后，用计谋诱杀了韩信。汉高祖刘邦此时正率军队在外平叛，闻此讯后，立即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外加许多优厚的恩赐奖赏。
文武百官都为此而向萧何贺喜，惟有一位叫召平的老臣却前来报忧吊丧。他对萧何说：“目前诸王都心怀二志，所以皇帝要亲自率兵在外平叛，无暇后顾。而相国您却镇守京都，不用冒负伤战死的危险，皇帝难免对您有疑心。所以，皇帝给您加封晋爵，用意只在于试探您。
若您因此而居功自傲，日后就难免有不测之祸。所以我恳求您坚决推辞这些封赐，再拿出全部家财来资助劳师远征的军队，惟有如此，才可消除皇上对您的疑虑。”萧何听后，恍然大悟，马上依计而行，消息传到前方的刘邦那里，刘邦十分高兴，对萧何不再疑心了。
同年秋天，淮南王黥布又起兵反汉，刘邦不得不再次率兵亲征。出发后，他数次派遣使者回京，询问萧何在后方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萧何想，准是刘邦又在提防自己了，所以他就想旧戏重演，他的一位宾客知道此事后，马上劝阻他：“您如果再像上次所做的那样的话，就将面临杀头灭族之祸了。
作为相国，您已是功盖群臣，权利爵位已是登峰造极，这七年来呕心沥血的苦心经营，您已更加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拥护。
现在皇上之所以数次派使者来询问您的情况，就是害怕您以自己的声望，给他来一个‘后院放火’，所以，您现在最好是用贱价来强买民间的田宅，并向民众放债，以此来招致民众的怨恨，这样皇帝就会对您感到放心了。”
萧何醒悟过来，又是依计而行。
不久，他低价收买田产，高价放债，装出一副贪婪鬼、守财奴的嘴脸，对政事却再也不多过问，硬是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刘邦在前线知道了萧何与民众失和，悬着的心果然放了下来。萧何也就因此而避开了即将加身的大祸。
萧何做到了“危行言孙”，免去了灾祸。可是历史上有一位人物，民族英雄岳飞，世人多说他冤死在奸臣秦桧手上，这是不假的，但岳飞的死与南宋高宗皇帝也不无关系。
岳飞奋力抗金为什么会“得罪”高宗呢？若是从岳飞身上找原因，则可以说与他没有做到孔子所说的“危行言孙”也不无关系。
岳飞要北伐抗金，完全对，可是他所处的正是“邦无道”的时代，有不容“言不孙”的地方，结果蒙冤死了。
为什么说他“言不孙”呢？“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岳飞要北伐的口号。要迎回来的“二圣”是什么人？他们是已在台上执政的南宋高宗赵构的父亲和哥哥。
岳飞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定要打到“黄龙府”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但宋高宗听了很不高兴。
在赵构看来，倘若抗金胜利，迎回其兄，那么他现在好端端坐着的皇位也就坐不下去了。
与其这样，还不如表面上做做抗金的样子以平众怨，而实际上借助金人的力量，构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荀且偷安，这样皇位能够坐得稳稳当当的，可是岳飞成天喊着“直捣黄龙，迎回二圣”不就是要他把皇位让出来吗。
宋高宗心里窝火，却又不好明说。秦桧察言观色，心领神会，揣摩到了个中奥妙，于是借整死岳飞以大拍高宗的马屁。高宗为了自己的皇帝宝座，自然是不惜让岳飞当个屈死鬼的。
有一句谚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这里面该是凝集了历代多少辛酸世故！毫无疑问，敏锐地洞察一切的能力是必须具备而且理应受到称赞的，然而在动乱的年代，险恶的人世间，尤其是“邦无道”之时，如果不能做到“危行言孙”，很可能招致杀身的横祸。岳飞的被冤死就是一个不可忘记的训诫。当然，我们不主张为明哲保身而当说不说，但注意一点讲话的策略，恐怕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