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垦达尔汉，原姓土默特。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的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血统之亲，努尔哈赤就是叶赫那拉氏所生，也是叶赫那拉氏家的姑爷，他的儿子皇太极也是叶赫那拉氏所生，在大清朝时有一个说法，叫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
努尔哈赤的皇后，也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就是大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孝慈是叶赫部长杨吉努之女，在明万历十六年（1587），她14岁时是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军盟的条件嫁给努尔哈赤的，她与努尔哈赤生活了15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她29岁便病逝，于清崇德元年（1636）被皇太极追溢为太祖高皇后。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15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的辉煌时期。
在历史上，慈禧曾经三次垂帘听政，执掌清朝皇权48年，是一位影响巨大却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据史载，慈禧是非常聪明能干的。
在她14岁的那一年，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时担任清户部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但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也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对于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给抓了起来。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而年少的慈禧却表现得非常镇她劝自己的父亲惠征，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而后，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惠征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受到了当时她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特别是她的父母的偏爱。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棋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新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那拉氏宣布撤帘归政，但仍把持朝政。次年，载淳病死，那拉氏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那拉氏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那拉氏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国，一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景点，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那拉氏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那拉氏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便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那拉氏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那拉氏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那拉氏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那拉氏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谨、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谨、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那拉氏、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人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那拉氏起用恭亲王奕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那拉氏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那拉氏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那拉氏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那拉氏、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那拉氏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那拉氏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事上谕”，实行变法。9月，那拉氏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 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那拉氏“惕于外人之威，几所要求，曲意徇之。”
不可否认，慈禧对权力的争夺和维护是她内政外交的出发点。一方面，她为了维持权力而“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她为了维持中央权力的制衡关系而支持恭亲王的洋务运动。她因为恼怒列强长期压制，尤其是干预她另立新君而利用义和团不惜和列强开战，又因为战不过而曲意讨好，丧权辱国。但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须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晚年慈禧突然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要激进的改革，标志着她最终被迫向时代承认错误，但历史不再给她机会。
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追求权力的强烈愿望、权力斗争中她所处的地位和外国的压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她的核心目标，地位和压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到她谋求和维持权力的手段。由此我们看到慈禧的对外观念处于仇外和媚外的剧烈摇摆之间。
慈禧太后的性格决定了她的政治手腕和风格，也影响了她的对外观念。
不研究人物的性格就不能真实地把握政治人物的行为。慈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她权倾三朝，慈禧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官闱，亦一异也。”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个女人。在她衰老的肩膀上，却担着一副关系全国安危的重担。
她个人的命运是晚清王朝的缩影。在人治的帝王统治时代，政治对统治者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和扩大权力。
也许慈禧太后并不昏聩，相反她极清楚宫中那些臣子的种种毛病，如虚荣、自大、虚伪等等。太后也并不是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窄的老妇人，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很难得到禁城外面去的，所以总是用一些老朽、固执、守旧等词语来描绘她。实际上，西太后有渊博的知识，她的知识决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
然而慈禧特别喜欢弄权，虽然享用的一切都远在别人之上，可她并不满足，手中倘无实在的政权把握着，所有的荣华富贵便等于零；因此她不顾各方的非议，冒着风险，拼命地紧握着政权。慈禧往往为着一件棘手的事，终日寝食不安。当然，如果仅仅把慈禧的权欲理解为个人的私欲，那么这是一种无法证伪的解释。包括她的失败的政坛盟友兼敌手奕，也曾偏颇的断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
但是，如果慈禧不是为了大清宗社，又是为了什么？
毫无疑问，作为十九世纪在世界政治中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却是一团迷雾。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据说并不富裕。一位美国人认为，慈禧“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深知穷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体验过饿漫之苦。由于她的早年生活经历，她同情成千上万个女孩为摆脱被漠视的命运、为挣脱陈旧的风俗而做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声不响中悄悄进行的。她晚年曾经表示过让女孩也读书识字的想法，谁能说这与她童年时的抗争和穷困的生活阅历没有关系？”
由于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欢弄权，由于弄权，她也必须真实地了解政坛的实际斗争，这些都促成了她办力斗争的角度出发务实地处理内政外交的风格。在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刚刚被封为太后的26岁的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接管了朝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赞襄政务王大臣”的专权，就一定比慈禧和开明能干的奕之间联合把持国政的局面更好么？慈禧太后在许多方面比大臣们更清醒。
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田贝上校说：“可以肯定地说，慈禧在满洲人中是第一个认识到了中外关系的重要性。”
辜鸿铭盛赞慈禧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当时对慈禧的评价与后世之明显差异。他写道：“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1861年她和东宫太后一起听政的时候，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辜鸿铭或许言过其实了，但他的立场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份官僚仕子对慈禧太后的认识。
辛酉政变前慈禧对外持坚决的强硬态度。此后则因权力斗争而转向温和，她在权力中心的制衡地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
慈禧早年干预政事，“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爱尔金占居大沽，政府派钦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则视为极要，当即下谕，令其以白带自尽，此尚为朝廷恩意。”可见其态度非常蛮横强硬。所谓“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
当英法联军入京之时，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其谕大略是说夷酋反复无信，狡诈已极，不但要索赔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可见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强硬手段著称的，可惜满清朝野已无人能敌外侮。
辛西政变后，清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而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须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
慈禧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都改变了原先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
对于外交事务，清廷原只知有“夷务”而无“外交”，后来用“洋务”取代“夷务”，毕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识之士对外观念的开放。
慈禧在同治中兴时期，对西方的态度由战而和，主张“怀柔远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外国公使觐见礼节上。
外国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驻北京后，在以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问题等，和中国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侍御吴可读上一密折，奏请慈禧太后作出决断，以息廷争，免外臣之叩拜，以显朝廷之宏量。
不管慈禧本人应该归人哪一个晚清派系，至少她在洋务派和顽固势力之间，尽力地维持着平衡。她的这种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同治中兴”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为了维持对恭亲王的牵制，慈禧太后在治国思想上更倾向于曾国藩、郭嵩焘和王闿运等人的主张。这些汉族官僚实际上曾经得到慈禧的前政敌肃顺赏识的。比如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举荐人就是肃顺。后两人都曾是肃顺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继续重用他们而不看前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理学治国，主张在从政的时候维持一种个人情操和修养。这和主张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恭亲王是不同的。同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必然要维持国家和文化的延续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边毕竟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满汉统治阶级在慈禧太后的调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实现了成功的联合。晚清朝廷上下也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应对内忧外患。
发生于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还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夹杂着列强的干涉。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近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恨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
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博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人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进立博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
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组织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人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臣，他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正。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保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
大常寺卿袁昶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江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觑，声震殿瓦。太后目慑之。
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
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代收钱粮；
代掌兵权；
清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
慈禧看到这份照会后，彻底的愤怒了。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
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
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攻击。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羞辱。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只持续了5天。6月对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
据记：“庄工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几次停火。
据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大间从中作梗。”
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
太后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她是向来恨外国人的，因为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
她的语言是：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可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关于文明，她说：“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
关于传教，她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关于孝道，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最终，她认为“外国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她们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
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回：“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的改革，虽然为时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
有人这样描述慈禧：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妇人于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这位女政治家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让她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大失风范了。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
一是评价慈禧太后在有几千年父权统治传统的中国，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男权思维的影响，本能地对女人统治怀有或多或少的敌意。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
二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僭主政治和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而即使奕訴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从某一方面来说，清朝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昏君和慈禧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