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他对词曲的研究有独到的造诣，对古文字、古器物，甚至殷商制度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的考据，都有卓越的成就。他还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堪称一代国学巨擘。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又是个卓尔不群的“怪人”：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众多西装革履的教授中，他却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衫，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厚厚的圆眼镜后藤是一对充满忧郁的眼睛，活脱脱一个前清遗老；而到了讲堂上，他那双眸子里闪出熠熠光彩，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变成了深受学子们欢迎的学识渊博的导师。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位著名的学者，在他五十岁那年，正值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竟不明不白地投入颐和园的昆明湖中，自尽身亡。他的死，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
梁启超先生把王国维比作“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和为楚国“忧愁忧思”投江而死的屈原。并有二事可证：其一是他的遗书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句。可视其为“殉清”誓言；其二是伪皇帝溥仪还赐谥“忠悫”予他，并为他举行了葬礼。王国维是为了“殉清”、“完节”而死。
许多人赞同此说，认为王国维是中国的传统的文人，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1923年，他被清朝重臣罗振玉引荐，当了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担提任“文学侍从”。还被加恩赏五品衔，破例允准他可在紫禁城内骑马。这个知遇之恩使他感铭肺腑。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废帝溥仪赶出北京时，他当时就想跳进神武门御河里“以身殉国”，可见他在思想深处早有“殉清”的打算。再加上他自杀的那年春天，北伐军进逼北方，势如破竹。听说湖南豪绅叶德辉被国民革命军杀了，又听说革命军要杀拖辫子的人。有人猜测说，王国维是怕自己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与其被杀，不如自杀，兴许还博得个“忠清”的美名。以保晚节。
然而，又有许多人认为此说不可靠。当溥仪逃到天津时，他并未随驾前往，也没有像郑孝胥等人那样效命于复辟阴谋，卖身给日本政客，而是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这实际上已经是“失节”了。另外，王国维认真研究过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对历史上的节士、遗老并不顶礼膜拜，说明他与清室的关系并不密切，不可能忠到“殉清”的地步，也不会愚到“完节”的程度。后来又听说溥仪“赐谥”是受罗振玉伪造的“王国维遣折”所骗而行，人们对“殉清”说就都持怀疑态度了。
其实，王国维死时，清亡已十年，末代皇帝溥仪也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亦从教做学问多年，殉的哪门子“清”？至于说他怕被北伐军所杀，不符合他的为人，更不足置信。
有些人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逼债有关。当时有两件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一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叙的一件事，说是清帝内务府大臣绍英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所得画款一千余元作为王国维应还他的债款通通扣下，王国维无法对绍英作交差，愧而觅死。
二是史达在《王静庵先生致死原因》一文中所述的一件事，说是罗振玉在其女婿死后因故把他的女儿（王国维的儿媳）接回家，令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二千元。而当时，王与罗合伙做生意亏本，王欠罗巨债无力偿还，罗催逼甚紧，并与之绝交，王国维对此“又惊又愤”，因而萌生短见。
但反对此说者仍有人在，他们认为，王国维每月有四百块银元的收入，不至于因债主逼债而走上绝路。何况，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还送了一千块银元为其办丧事，并在半年内出了四集《海宁之忠意公遗著》。看来，两入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还有人从心理层面上诠释他的死因认为，王国维之死是寻求精神的解脱。
刘雨在《王国维死因考辨》一文中，说王国维“致力于学问，晚年遭世变，使他无法继续下去，精神无法寄托”，再加上“晚年家境贫寒，身染重病，又逢爱子之卒”。因此悲观寻了死路。
陈寅恪则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爱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是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尽管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但归结为一点，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王国维在社会大变动时代找不到出路，难以自处，无法解脱，愤而弃世才是其死的根本原因。
由于上述各家之说都无第一手资料为据，结论也是基本是主观臆测，莫衷一是。王国维之死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尚不为人知。他死于1927年6月2日，年代还不算久远，这个谜底或许不难解开。